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袁隆平教授已经逝世一周年。这两天无数人选择用一句“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表达对他的尊敬与哀悼。

不浪费粮食，好好吃饭，是袁老对人们的殷切期望，因为40多年前，能好好吃一顿饭，是他和无数中国人的奢望。贫穷和饥饿，甚至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出预言：

共产党政权会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将因无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

但他的预言终究未能成真，因为中国有个喜欢研究水稻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生于北京，江西九江人。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做了一名中专教师。

袁隆平性格恬淡，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喜欢搞研究，经常钻进实验田里研究各种作物，一看就是大半天。同学们开玩笑说他的爱好是自由，特长是散漫。

袁隆平青年时代

这种性格让他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吃了不少亏。

当时袁隆平正悄悄地研究杂交水稻，这项研究的依据是美国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因此受到攻击，说他崇信资产阶级异端邪说，要批斗他。

在这之前，袁隆平曾对前苏联生物学家李森的科学说深信不疑，进行过多次“无性杂交育种”实验。

他在红薯上嫁接过月光花（湖南当地的一种野花），希望能培育出用月光花籽繁殖的红薯；给马铃薯嫁接西红柿，希望出现一个地上结西红柿，地下结红薯的新品种。

1958年，月光花红薯成功地开花结籽，而且地下还长出了重达27斤的一蔸红薯。

袁隆平因此被邀请参加了全国农民育种专家现场会，培育出的红薯也被搬到全国“跃进”成果会上展览。

可是第二年，月光花籽种下去后，仍像以前一样只开了花，地下并没有长出红薯。他的“无性杂交”育种研究宣告失败。

此后，袁隆平抛弃了李森科学说，转而研究起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

1966年的一天中午，有关领导通知袁隆平去谈话。袁隆平硬着头皮去了。谁知一见面，领导竟然对他非常客气 ，让他把自己的研究介绍一番，还鼓励他把研究和实验搞好，并分给他一块农校里最好的实验田。

袁隆平非常纳闷。直到第二年，那位领导被赶下了台，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原来，当时确实准备批斗他，但工作组在查阅袁隆平的档案时，意外发现一封国家科委发来的公函，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要支持袁隆平的研究。

原黔阳地委书记孙旭涛看完公函，直接拍板决定：把袁隆保护起来。

国家科委是怎么知道袁隆平，并针对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专教师专门下发一份公函的呢？

这得益于他之前在中国科学院院刊《科学通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

1966年2月，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指明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巨大利用价值，以及通过杂交手段培育高产水稻的设想。

这篇论文成为世界上第一篇论述水稻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引起时任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的注意，他认为袁隆平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随即向主管国家科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作了汇报，这才有了国家科委的那份公函。

那份公函在此后成为袁隆平的“保护伞”，让他在动荡岁月中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能被国家科委重视的研究课题自然非同凡响，那篇后来被视为我国杂交水稻研究开端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是袁隆平4年的研究成果，源于他在研究农作物中的一次意外发现。

1962年，袁隆平向农校申请了一块实验田，栽下水稻，每天上完课都要去看一看。

他亲手栽下的秧苗，是他头一年在这块田中偶然发现的“龙种”——一蔸植株高大，穗大粒多的稻秧。它一蔸分出十多穗，每穗有谷近200粒，粒粒饱满。

袁隆平喜出望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谷粒收好。他想，如果一亩地产出的都是这样的谷物，那亩产将超过600公斤，是普通谷物的一倍以上。

1962年春，他把这些种子发出的秧苗种进实验田，满以为到时候会收获满满。

谁承想，秧苗长出来后却高矮不均，稻穗的成熟也不一致，有早有晚。

袁隆平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一母所生”，后代却良莠不齐呢？

袁隆平发现，整块地里的1000多株稻穗总共有两类，一类是700多株，一类是200多株，恰好是3:1的比例，完全符合孟德尔“分离法则”这一理论。即：纯种水稻的下一代仍会和上一代一样，但杂交水稻的下一代则会出现良莠不齐的比例变化。

他因此得出答案：自己发现的那蔸高大的稻株，是极为罕见的天然杂交水稻！

天然杂交水稻出现的概率极低，这个发现，开启了袁隆平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也为中国乃至世界找到了摆脱饥馑的金钥匙。

接下来，如何得到杂交水稻，就成为摆在袁隆平面前的课题。

早在1926年，美国农学家琼斯就认识到了杂交水稻的优势 ，菲律宾、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育种专家，对水稻杂交也各有研究，只是无一取得成功。因此对袁隆平来说，研究杂交水稻基本上是从零开始，没任何经验可资借鉴。

水稻是自花授粉的植物，就是雌雄同株。想让它出现杂交，有两个方法：

一是人工去雄，就是一穗一穗地把稻穗上的雄花去除掉。这显然不现实，工作量太大了。

二是“三系”配套。

袁隆平的学生、助手尹华奇这样解释“三系”配套：

想让水稻出现杂交，就得找到不是雌雄同株的水稻，即天生只有雌花的“寡妇”，这是不育系。

因为水稻每年都要种，于是每年都需要大量的不育系，就得要求“寡妇”只生“女儿”。想要“寡妇”只生女儿，就要找到让它只生“女儿”的特定的“丈夫”，即保持系。

“女儿”再往下繁衍，就分两条路走：

一部分和保持系杂交，仍然只生“女儿”；另一部分找叫作恢复系的丈夫，恢复系要让不育系的后代恢复成雌雄同株，这个后代就是杂交水稻的种子。

这样循环往复下来，就是杂交水稻的培育、生产过程。

想要做到“三系”配套，前提就是得找到天然的“寡妇”——不育系。

这样的水稻长什么样？袁隆平没见过，也查不到相关资料，他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去稻田里一株一株地找。

一块稻田里有多少稻穗？不知道，因此我们也无法体会在数不清的稻穗中寻找一株杂交水稻的艰辛，个中滋味，只有袁隆平和他的夫人兼助手邓哲知道。

此后，袁隆平像长在地里的稻草人，每到稻穗成熟季节就出现在试验田和周边农村的庄稼地里：腰弯成90度，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拿镊子，几乎把脸要埋进稻浪中。

由于稻穗太多，他看起来很长时间都一动不动，任由炙热的阳光和地里蒸腾的热气在他身上肆意翻滚，他却浑然不觉。

苦心人天不负，1964年7月5日，袁隆平在找到第6400株稻穗时，终于发现了一株天然雄性不育稻！

欣喜之余，邓哲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段话：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秈[xiān]。

第二年，袁隆平又从14000个稻穗中找出5株不育稻。

1965年年底，袁隆平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为杂交水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可是没多久，运动来了，在运动的大潮下，袁隆平成了白专分子，有人叫嚣要“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学说的盆盆钵钵！”——

他在试验田的水池边种了60个瓦盆的水稻，那是他从1964年就开始培育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已历时两年。

那天，袁隆平看到几十个瓦盆全部被砸碎，盆里和试验田里的秧苗也被破坏，扔得到处都是。

袁隆平欲哭无泪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当天晚上，他的两个学生尹华奇和李必湖悄悄来到他家，同时带来一个惊喜：他们事先得到消息，偷偷把3盆秧苗藏到了学校果园的臭水沟里。两人天天跟着老师摆弄那些秧苗，深知这项研究的意义。

不久，国家科委的公函来了，让袁隆平躲过一劫，他的研究项目也被湖南省科委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每年有600元科研经费。

1968年，那3盆不育株已经繁殖到可以插满试验田了，可是袁隆平却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5月19日早晨，师生三人来到地里，发现昨天还好端端秧苗，一夜间全没了。

这显然是有人要断送他们的研究成果。李必湖后来说，当时的感觉就是“五雷轰顶”。

三人在地里仔细查找，好不容易才找到5株被踩进烂泥中的秧苗。

虽然后来公安机关对此事做了调查，但一直没能找到嫌疑人。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成为悬案。

案件没破，安江农校却给袁隆平安排了新任务，让他到100多公里外的一座煤矿“宣传毛泽东思想”，接受劳动锻炼。不久，他的科研经费被取消，两个学生的工资也被停发。

没有了工资，尹华奇和李必湖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二人年轻气盛， 向国家科委、湖南省科委、湖南农业厅发电报、写信，越级告状。

不久，三部委联合派人来到安江农校了解情况。

尹、李二人既高兴又忐忑，他们凑了一块钱，买了几个西瓜，又去稻田里抓了几十只青蛙搞了个荤菜。就这样，一盘田鸡几个西瓜，二人把满腹委屈向领导说了一夜。

一个多月后，袁隆平从煤矿调回，和两个学生一起借调到省农科院，他的研究项目也同时转移到农科院主管。杂交水稻的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当年冬季，师生三人来到位于海南岛的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希望能在这里加快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度，抢回失去的时间。

海南岛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南繁基地在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多年来培育出数不胜数的优良品种，我们现在吃到的所有粮食、蔬菜、水果，最初都在南繁选育的。

李必湖回忆说，南繁基地所处的三亚虽然育种条件优越，但对于他们这些外地的科技工作者来说，生活条件却非常艰苦。当时的三亚远不像今天这样繁华，不仅不繁华，还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在这里，袁隆平和学生没有固定基地，只能租用当地生产队或附近农场的土地，住的地方更没有。

如果在农场，还能借住在他们的仓库或会议室，而到了生产队，他们只能自己搭窝棚，再砍几片棕榈叶当床。海南蚊子多，个头大，一咬一个大包，他们睡觉就在身上裹着盖种子的塑料布防蚊虫。那个热劲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经常整晚整晚地睡不着。

白天地里更热，“头上烈日晒，地上湿气蒸。”在太阳底下站三分钟，准能烤出一身大汗。而作物扬花授粉的最佳时间是恰是每天最热的时候，工作人员在地里干活，热得晕倒的经常有。

生活虽然艰苦，但那段日子却是快乐的。

空闲的时候，袁隆平就带着学生打扑克，下象棋，下海游泳，上树摘椰子。

“苦中作乐的情趣很让人回忆。”李必湖笑着说，“老师的游泳和象棋，那是打遍崖县无敌手。”

有快乐更有惊喜，袁隆平不会想到，海南岛丰富的自然资源竟然给他的水稻研究准备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

“野败”是一种野生稻，全名叫野生雄性败育稻，即野生雄性不育稻。

在发现“野败”之前，师生三人研究水稻雄性不育性已有6年之久，用1000多个品种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不育系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次测验，均无法得到100%的不育株。做不到百分之百成功，就无法将其投入到生产中。袁隆平很焦虑，带着多年研究的数据，去北京请教中国农科院专家。

结果北京之行让他更焦虑了——在中国农业大学的一本外文杂志上，他发现日本已于1968年完成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研究，只是由于优势不明显，迟迟没能投入生产。

就在袁隆平去北京时，他的学生李必湖给了他一大惊喜。

1970年11月23日，李必湖来到海南一块沼泽地，在被当地人视为杂草的野生稻中，发现了3株不育野生稻，它们是典型的败育型雄性不育稻。

刚从北京回来的袁隆平看到后大喜，高兴地对李必湖说：“高级！高级啊！”

袁隆平说，这是绝好的雄性不育材料，要完成“三系”配套，就得靠这3株秧苗打开突破口。

此后，袁隆平以这3株“野败”为基础，成功地完成了“三系”配套研究。

时至今日，我国已繁育了数不胜数的杂交水稻品种，但每个品种都有当初“野败”的基因。

李必湖厥功至伟。

1970年6月，湖南召开“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请袁隆平上台就座并发言，并公开表示支持杂交水稻研究。

会后，华国锋单独找袁隆平谈话，告诉他说，周总理经常询问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度，希望能坚持下去。

在周总理和华国锋的支持下，1971年，来自全国上百名科研工作者用袁隆平分给的“野败”种子，成功培育出“三系”中的不育系和保持系。1973年，袁隆平又找到了一批优势明显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水稻科研会上，宣告了我国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基本成功。

1974年春，袁隆平又来到了安江农校，把在海南培育的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种到了当年分给他的那块试验田里。

当年秋天，试验田亩产高达628公斤，比普通水稻产量高出近一倍！

1975年冬，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宣布，中央拿出150万元支持杂交水稻的推广，同时送给广东（当时海南属于广东）15辆解放车，专门运输“南繁”种子；农业部要召开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加快推广力度。

就在这一年冬天，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从上一年的4000亩，增加到3.3万亩，1976年更迅速增加到208万亩，普及率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在几百年间第一次实现了飞跃。

此时，距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已过去整整10年。

目前，中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已超过2.5亿亩。2020年，在湖南衡阳市衡南县清竹村进行的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测产，产量高达1530公斤，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袁隆平曾说，他做过两次梦，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子粒像花生米那么大，而他则和几个朋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如今，这极具夸张的“禾下乘凉梦”已经变成现实：

2020年8月，在重庆大足区试种的“巨型稻”试种成功，植株平均高度可达2米，最高的能达到2.3米。亩产超过800公斤。

袁老如泉下有知，定会笑得像花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