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超过14亿的大国，但在语言政策上却迥然不同。

中国从1956年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作为国语，经过60多年的推广，如今已基本实现了全民掌握。

而印度则一直无法推出统一的国语，英语和地方语言仍然广泛使用。

这其中蕴含着怎样的历史缘由？我们一起来探究下。

印度语言的多样性与推广国语的困难

印度语言的现状可用“大杂烩”来形容。

据统计，印度有122种语言和1552种方言正在使用，数目之多令人瞠目结舌。

这些语言可大致分为两大语系：印欧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

前者主要分布在印度北部和中部，信奉印度教；后者集中于南印，信仰印度教和基督宗教。

还有少部分语言难以归类。

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是印地语，约占人口的40%，主要分布在“印度斯坦”地区，即今天的北印度和巴基斯坦。

此外还有本土语言泰米尔语(南印度第一大语言)、泰卢固语(安得拉邦官方语言)、马拉地语(使用于热门旅游地果阿邦)，外来语言英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在不同区域并存使用。

这种“大杂烩”状态对于推广一种全国通用的国语造成巨大阻力。

根据宪法，联邦政府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印地语，但各邦可以自行制定官方语言，于是英语+地方语言+印地语“三足鼎立”的现状已成定局。

这其中最让中国人费解的，是英语何以在印度语言系统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

实际上，这是英国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所遗留的“历史包袱”。

具体来看，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时间长达90年之久，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真正建立殖民地政权，直至1947年印度独立，前后近200年。

在此过程中，英国实施的语言政策经历了从鼓励本地语言到推广英语的转变。

起初按照“东方主义”理念，英国人主张学习和尊重印度本土语言，出版了大量梵文、阿拉伯语典籍，但殖民地扩张到一定阶段后，英语教育被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

1835年《英语教学法案》颁布后，英语才真正成为印度教育和政治生活的主导语言。

独立前夕的1921年人口普查显示，会说英语的印度人仅占总人口的0.2%，但这部分说英语的印度精英却几乎垄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话语权。

会英语意味着受过高等教育，能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它比任何一种本土语言都更有社会威信和经济效用，即便在独立后，英语依然是联邦政府的官方语言之一。

南印的泰米尔纳德邦、孟加拉邦等甚至规定学校只教英语，作为对北方印地语的反抗。

至今，英语仍是法律文件和高等教育的标准语言，是获得社会上升的必备工具，任何权力精英想跻身政治舞台，必须打好英语基础。

正因英语遗留效应的加持，才使其在独立后的印度语言版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仅限北部通行的印地语相比，英语可谓是印度全国各阶层都贯通使用的“中间语言”。

可以说，英语已在印度社会各个层面深深扎根，与各地语言和政治势力关系错综复杂，它既是殖民遗毒，也是社会运转的“润滑油”。

在这片语言大杂烩的土地想推广一种真正意义的国语，难度可想而知。

印度语言分裂的历史起源

语言的形成与演变往往同该地区的地理环境、政治文化变迁密切相关，这在印度尤其明显。

远在公元前2000年，就已有语言学家根据词汇和语法等证据，将印度的语言划分为两大系统：印欧语系和达罗毗荼语系。

使用这两种语言系统的民族，有不同的起源与迁徙路径。

考古发现，公元前1500年左右，一群自称“阿利亚人”的北方游牧民族挟铜器技术之便利，南下入侵印度次大陆。

这些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阿利亚人”，即是后世所称的“雅利安人”。

雅利安人很快在印度北部击败了使用达罗毗荼语系的当地居民，建立起种姓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

被征服的居民成为最底层的首陀罗种姓，不得不向南迁徙，逃离雅利安人的统治。

因印度南北地理环境差异巨大，雅利安入侵者对南部山区控制有限。

北部开阔平原易攻难守，南部森林丛山重峦叠嶂，居住其中的达罗毗荼人不断反抗北方统治者。

两大语言集团就此形成南北对立之势。

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1000年间，雅利安人建立的政权试图多次征服南印度均告失败，印度语言南北鸿沟因此进一步扩大。

北部以梵语为基础产生了许多印欧语言分支；南部的泰米尔人等仍使用本土语言。

此后一千多年间，印度北部政局动荡，外族入侵频仍，不同地区政权分裂发展，也导致语言内部分化为诸多方言。

公元8世纪开始，伊斯兰教在西北印度传播，带来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元素，这无疑雪上加霜，使原本分裂的语言格局更加复杂。

从古代到现代的语言政策演变

在印度历史上，真正推行过语言统一和国语推广政策的仅有三个朝代，其余时间语言一直是各自为政的状态。

公元320年，印度北部的孔雀王朝完成统一，成为第一个大一统帝国，但其版图仅局限于北部富庶平原，南印度许多区域仍处于山地部落状况。

王朝使用的官方语言是梵语、摩揭陀语等北方语言，未能普及到全国范围。

500年后，笈多王朝取代孔雀王朝，再次统一北印度。

该王朝确立了以梵语为基础，融合波斯语和其他印欧语言词汇的“笈多文”，试图推广到全国，但其南扩也止步于德干高原，语言政策难产南印度。

再后来的戒日王朝(7-8世纪)实力较弱，存在时间短暂，更无暇顾及语言政策。

可以说，在印度古代，没有一个王朝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治，也就无从谈起什么语言统一了。

直到16世纪，准确地说应该是1757年普拉西战役后，英国殖民者才真正将整个印度次大陆纳入统治范围。

起初英国统治者推行“东方主义”，尊重各地语言文化，但后来为巩固殖民地统治，英国人转而推广英语教育。

具体来看，在18世纪征服印度初期，英国统治者奉行“东方主义”理念，尊重印度本土语言和文化。

这主要出于利用印度财富的考量。

1784年根据该理念出台的《皮特印度法案》，英国政府甚至负担了一批梵文阿拉伯语典籍的编纂出版费用。

但好景不长，19世纪30年代以后，英国殖民当局为巩固政权统治，开始在印度推行英语教育。

1835年的《英语教学法案》明确规定：“英语的知识将成为公共服务任职的必要条件”。

政府大量资助英语中学的建立，使其逐渐取代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高等教育中的主导地位。

这一语言政策转变使英语教育蓬勃发展，也使部分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精英脱颖而出。

这批英语精英成为帮助英国人管理殖民地的中介阶层。

他们大都来自上层种姓，在政治、经济、文化多个领域占据要津，会说英语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

因此，在独立时期，尽管只有印度人口的千分之二会说英语，但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领袖如甘地、尼赫鲁都可以流利使用英语。

这成为他们推动独立运动，与英国殖民当局谈判的“法宝”，英语、精英政治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可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独立后的语言政策制定中，这些英语精英自然坚持维护英语在印度的特权地位。

虽然宪法最后确立了英语和印度语的“二元系统”，但实际上英语在政治和商业领域的主导地位从未动摇过。

很多邦甚至拒不使用印地语，结果全国通用语的梦想再次落空。

独立后的语言政策实践与挑战

1947年独立后，印度面临着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寻找国家认同的困难，在众多因素中，语言的地位至关重要。

一方面，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印地语，增强国家凝聚力。

比如将印地语写入宪法，规定在学校教育和公共场所使用等，这与中国推广普通话类似。

另一方面，许多邦强调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制定各种政策保护本语言。

比如只承认英语+邦级语言的教学模式，拒绝印地语进入学校和媒体。

这种南北语言之间的博弈一直在继续。

面对复杂局面，上世纪6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实施“三语公式”，即学生必须学习英语，以及印地语和所在邦的官方语言，这试图通过妥协缓解南北对立。

但结果并不理想，泰米尔人等南方民族还是选择只学习英语+泰米尔语，而抵制印地语。

许多南印学生对印地语直接爱答不理，导致后者推广进展缓慢。

为平衡各语言集团的利益，印度还试图按语言划分多个“语言邦”，给予语言以行政保护。

比如安得拉邦以泰卢固语为官方语言，西孟加拉邦以孟加拉语为官方语言，但这也进一步加深了印度的语言割据局面。

即便到了21世纪，印度仍在为推广一种真正意义的国语而努力。

但各语言集团既得利益的阻挠，政治妥协的需要以及历史因素的制约，都让印度的语言之路遥遥无期。

参考资料

观察者网，镭射：我不看好印度的“世界工厂”潜力，它缺少像中国这样的近代语文改革2022-09-26

廖波，印度的语言困局，2015年《东南亚南亚研究》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