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经济常年雄踞世界首位，GDP总量超过25万亿美元，而流浪汉在美国的城市街头似乎随处可见。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尽管它拥有着超过14亿人口，但在城市街头和乡村之间，流浪汉的身影却少之又少。为何在经济发达的美国，流浪现象如此普遍，而在发展中的中国，街头乞丐几乎绝迹？

美国的经济体系和信用制度带来了表面上的富足，却在另一层面加剧了流浪汉的增多。

美国社会消费习惯普遍是“超前消费”，信用体系是每个美国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环节。因为信用分和负债额度往往会决定一个人能否找到住处、获得工作和接受其他服务，导致大多数人倾向于花未来的钱。

只要信用分够高，贷款审批几乎无障碍。但这种模式的风险也不小，当经济稍有波动，或是个人因意外失去收入来源，负债便会迅速堆积。信用体系的“失信”不仅意味着透支和欠款难以偿还，更直接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会导致失业或房屋被收回，陷入街头成为流浪者。

除了信用体系带来的风险，美国的住房成本也持续上涨。

高昂的房租和生活费用使低收入者、失业者以及没有固定收入的群体更容易流落街头。加州、纽约等地的房价和租金尤其高昂，许多人难以找到稳定的住所。

在低收入家庭中，即便是失去一两个月的工资收入，便可能导致房屋租金无法支付，而最后被迫搬出住所。房租上涨使得住房危机成为常态，即便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工薪阶层也难以负担，这种不稳定因素同样会催生出新的流浪汉群体。

近年来，为了缓解流浪问题，美国政府和一些社会组织尝试建立庇护所，但这些庇护所的门槛和限制，导致许多流浪汉宁愿流浪街头而不愿接受庇护。

另一大原因则是美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与许多国家不同，美国的私人医疗保险费用昂贵，覆盖不均，导致患病者、精神病患者和成瘾者难以获得必要的治疗与帮助。

据估计，街头流浪汉中精神疾病患者和长期吸毒、酗酒者比例较高，他们不仅丧失了生活来源，也因病症使得雇主和亲属疏离。美国社会对精神健康支持不足，加之治疗费用昂贵，许多需要长期康复的精神病患者和成瘾者因此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

一些流浪汉即便有庇护所可以提供帮助，也会因为这些场所限制饮酒吸毒而选择继续流浪。

反观中国，社会保障和文化传统对流浪现象起到了缓冲作用。

中国在近几十年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救助制度，为困难家庭提供基本保障。尤其是在农村，土地制度使得即便是经济困难的家庭，依然可以自给自足。

土地制度让每个家庭拥有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即便收入微薄，他们也不至于完全失去生活依靠。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通过低门槛的就业岗位、城乡政策支持，为许多低收入人群提供了自食其力的机会。

许多城市的送餐员、清洁工、保安等岗位对技能要求较低，能够吸纳大量的普通劳动者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特别是随着物流、外卖等行业的兴起，这些岗位为各年龄层的低收入人群提供了生活保障。因此，即使是来自贫困地区或学历技能较低的群体，也能通过简单的工作养活自己。

中国有深厚的家庭纽带文化，家庭对成员有较强的依赖性。通常，当一个人面临困难或失去收入来源时，其亲友、乡亲等会伸出援手，帮助其度过困境。

相比之下，美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独立，年轻人普遍在18岁后独立生活，经济上也不再依赖父母。成年人即使遇到经济困难，也很少会主动寻求家庭支持，相比之下，中国家庭观念所提供的支持往往能帮助成员避免流落街头。

近年来，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中国社会逐渐减少了现金的使用。微信支付、支付宝等便捷支付方式让大多数人出门仅需携带手机，大幅减少了携带零钱的需求。

乞讨的成功率则大幅下降，许多职业乞丐不得不在二维码上想办法，以便能继续乞讨。这种支付方式的转变，让职业乞丐失去了主要的谋生方式，被迫寻找其他生计。

与此相对，在一些美国城市，无家可归现象却有所增加。一方面是美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文化影响下，流浪生活被一些人视为个性表达的选择。

流浪汉拒绝接受庇护所的帮助，因庇护所往往禁止毒品且有管理限制，流浪汉们宁可生活在街头，享受自由不羁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是美国对流浪汉提供的补助较为固定，如粮食券和现金补贴，一些流浪汉就可以在无需工作和约束的情况下吃得上饭。

从根本上看，无家可归问题是社会福利体系、文化观念、以及就业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经济上的发达并不能直接决定无家可归现象的多少，美国高昂的生活成本、弱势的福利保障和偏重个人独立的文化导致了流浪汉数量的增长。中国则凭借家庭观念的支撑、广泛的低门槛就业机会、土地的自给自足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问题。

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流浪者的生存要想得到保障，就要依赖社会和政府，如何更好地支持和救助弱势人群，避免他们流落街头，始终是一个长远的难题。

参考资料：

助流浪的人回到家庭回归社会——2023-12-08 中国社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