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元对立思维的衍化下，精神与物质、感性与理性、神圣与世俗、先进与落后等存在，也被分裂为对立的两面。
新世纪以来，一些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在极端性灾难的叙事之中，也呈现出二元对立的空间建构，诸如人类文明与原始自然的对立、新生世界与废墟世界的分化，以及西方“他者”空间叙事的文化霸权等。
其目的无外乎“尝试通过其深层结构所负载的二项对立式及在叙事过程中完成的一项对立式的想象性和解，来呈现、转移某种现代西方社会（尤其是现代美国社会）的深刻的社会意识危机”。
人类文明与原始自然的对立罗伯特·格兰特在其所著的《科幻电影写作》中，按照社会文化的发展阶段，描绘了五个阶段的世界。
其所述的第五阶段世界或许能够循环至第一阶段。
这种对循环可能的推测来自于对周而复始观念的认可，也表明了两个阶段空间的相似性——原始自然空间占据极大优势（不管自然资源是丰饶的还是贫乏的），而人类文明空间退居至弱势位置。
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经常描绘这二者的空间状态，人们在废土世界中苦苦挣扎，与多重不利条件斗争，试图寻找到能够让人类新生的绿洲之地。
从主题上反映文明（城市）与野蛮（荒漠）的对立、冲突、矛盾，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角度。
荒漠化空间成为科幻电影中一种典型的符号化场景，弥漫萧索苍凉的末日气息。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生态主义思想，但在这些电影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人类对资源匮乏的自然环境的深切恐惧，以及对掌控自然资源的深层渴望。
这些对原本文明空间的荒漠化刻画，本质上隐喻的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城市文明的“倒退”。
原始自然的空间，仍然是人类宜居环境的对立面，是需要被人类征服、改造的对象。
美国人倾向于以不断更新的状态生活，喜欢向未来看，并迅速地弃旧迎新。
受美式价值观影响，一些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热衷于描绘对立的新旧空间，新生的先进科技世界往往象征着高级，而科技落后的世界如同废墟一般，破败、肮脏、杂乱，两种空间的割裂感鲜明。
比如电影《遗落战境》（Oblivion，2013）中出现的新生建筑“天空塔”与地表之下脏乱破败的人类基地，该片重点描绘了空间的分化，并沿着分化空间的线索进行叙事。
男主角杰克作为被外星人造出的克隆人类，居住在地球的“天空塔”之中，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执行着具备高科技含量的日常任务，而他的任务实际上被更高的、悬浮在太空中的外星基地所控制。
在发现自己是克隆人以及人类的生活都被外星人所毁之后，杰克决定联合人类反抗军领袖，计划炸毁外星基地。
然而外星人对这一行动施加了诸多阻碍。
正如“高科技的外壳下包裹着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代表的是一种强权语境自上而下的高压姿态，科技差异带来的知识鸿沟助推了新旧空间的分化，使外星基地成为某种专制权力的象征，凌驾于低科技水平的地球环境之上，从而让这类末日题材科幻电影散发着“赛博朋克”式的肃杀与萧条。
在人类与生俱来的文化中心主义视野里，他者是受到贬抑和排斥的”。
在一些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对“他者”空间的刻画反映出鲜明的文化中心主义倾向，体现了西方叙事的文化霸权。
从历史上看，末日题材科幻电影的出现，处在二战结束的时代背景下。
二战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造成的惨状，使人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人类具备自我毁灭的能力，进而恐惧末日危机。
随后到来的冷战时代，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阵营互相敌对，展开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斗争。
文艺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具有相对同步性，彼时美国科幻电影已经将现实的恐怖化为虚构的威胁展示在银幕上，尽管银幕上的许多危险都来自宇宙深处，但实际上指的是地球上的另一部分。
早期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对现实的投射，就已经反映了对“他者”空间的某种疏远与抵触情绪。
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多样性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但在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我们仍然能够发觉西方叙事刻画的“他者”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霸权问题。
例如电影《黑客帝国》系列，虽然融入了中国功夫、日本剑术、空手道、柔术等大量的武术元素，但总体而言表现的是一种传统的、刻板的东方神秘主义。
叙事过程大体是高尚而勇敢的西方主角学习了东方的神秘力量，最终击退了黑暗势力，挽救了世界末日。
正如“对于西方世界的大众来说，中国人仍然干着最底层的工作；中国元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器物性的，无论是自然风光还是民族风俗，甚至是强行植入的中国制造”，东方似乎永远只能作为陪衬或者工具地位在场。
对美国科幻电影的观众而言，他们更习惯看到的是想象的东方，而非真实的东方。
再如电影《降临》（Arrival，2016），虽然肯定了我国的军事与科技实力，强调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却又十分武断地将我国描绘为强权政治国家。
在影片中，中国的政治军事权力集中于“商将军”一人，他要向美国宣战，又因为美国女主角的意念规劝而突然决定止戈收兵。
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大众对中国的基本制度和社会结构没有正确认知。
类似过分渲染中国军事实力威胁的电影还有《2012》（2009），影片中，中国建造末日方舟的强大的组织力依托于军队，而军队对百姓的号召方式是机械生硬的，对外国友人的态度也是冷酷无情的，这种西式描绘方式没有破除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虽然电影《2012》的叙事空间包涵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突出的仍是美国的政治话语权力。
由美国总统率先发布世界末日的消息、由美国白宫主导制定应对灾难的方案、由美国人民带领全球渡过末日浩劫，这样的电影情节安排在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中屡见不鲜，其传递的信息很容易给观众留下“美国是救世主”的印象。
尽管《2012》刻画了人性的多面，但我们仍能在该片中找到美国对“他者”空间的一些刻板描绘——印度应该是脏乱泥泞、贫困拥挤的，中国应该是效率出色却专权严酷的，俄罗斯人应该是自大狂妄的，日本人应该是边缘异类的，意大利总理应该是迷信神灵的，而美国总统则应该是心系人民、自我牺牲的。
这种根据国家空间对性质进行的粗暴划分，传递出“美国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是拯救世界于水火的救世主，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指路星辰”的价值观念，反映出美国文化霸权的自大与傲慢。
相对于西方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取得的经济、技术及文化等方面的先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相对劣势的环境中。
伴随着西方体制、规则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西方世界在进行文化价值传播时也占据上风，从而能够较为轻易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价值观的渗透，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面临巨大的挑战。
在成熟的好莱坞制作模式之下，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广大受众。
在观影时，美国末日题材科幻电影不仅能够为观众带来对陌生化场景的震惊体验，也能持续性地向观众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
而美式价值观中的文化霸权主义，可能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科幻观众群体对我国价值文化的认同感，应该成为我们观影时需要警惕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