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3月初，因阿济格所率的满蒙汉大军尾追不舍，其前锋吴三桂军已逼近襄阳，屡遭挫败的李自成意识到襄阳已无法固守，遂决定弃城而走。在阿济格大军穷追猛打下，李自成几乎没有丝毫喘息机会。这次他仅在襄京休整了几天功夫，又不得不撤军而走，往德安（今湖北安陆 ）方向退去。

当初留守德安（今安陆）的大顺军将领叫白旺，这人颇有能力 ——

“兵甚强，且有纪律，能得其下心......一军完且整。兼各寨俱服，而德安城坚，（白）旺谋守之，不肯去。自成固强之，始行”。《绥寇纪略》

由此可见，彼时李自成已经决定放弃湖北北部的大片土地，率全军向南发展。 李自成强逼当初襄阳建制前后一直留守于此的大顺军偏师随其一同南撤，德安守将白旺欲据城坚守，不肯随去，在自成一再促逼下，不得不勉强率部撤离其苦心经营的德安府，随大顺军主力南进。

在撤退过程中，大顺军与阿济格、吴三桂所率的满汉军队激战过无数次，希望能遏制清军追击的步伐，扭转被动局面，但结果都以失败告终，且人员、辎重损失极为惨重。

三月初九日，李自成率大军行抵潜江，扬言要攻打武昌。彼时镇守武昌的是已经效忠南明弘光政权的左良玉军。在当时，左良玉大军是南明政权中最具战斗力的一支军队，也最受南明小朝廷倚重 。只是左良玉曾屡次败于李自成之手，对李畏惧三分，当他听说李自成即将率军前来攻夺武昌的消息后，心里很是不安。（铁马冰河wu作品）为了避免与李自成军发生正面冲突，左良玉就以“清君侧”为幌子，率大军离开武昌，水陆俱进，顺流东下，兵锋直逼南明小朝廷所在地南京。

左良玉声称出军是为了“清君侧”，那他为何要这么做呢？原来， 南京福王政权的实际掌权者是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他俩原本都是魏忠贤阉党集团的骨干成员，在崇祯帝剿除阉党团伙时侥幸漏网，此时他俩执掌南明大权，要为从前被崇祯帝定为“逆案”中的人员翻案，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打击报复东林党和复社人士。南明小朝廷在清军、李自成大兵压境的不利情形下，仍不忘内斗，真乃“自作孽不可活”啊！在马士英、阮大铖等权宦的把持下，南明小朝廷内讧不断，朝堂上群鸦蔽日，贤良之士惨遭迫害，被迫远避，预示着福王政权必将前景黯淡。

左良玉虽是一员武将，却和东林党人关系密切，因此对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异常不满。当听说李自成大军已经逼近武昌，不日将要发起围攻，遂决定放弃武昌，挥军东进，以“清君侧”为口号，意思是“剿除皇帝身边的奸臣” 。

左良玉大军离开武昌一个月后，李自成大顺军不 费一兵一卒就进入湖广战略重镇武昌。由于当时正值雨季，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跋涉艰辛，大顺军将士又大都携家带口，军中老弱妇孺和伤病员极多，这给长途行军造成了很大困难。李自成轻易地进占武昌，原想在城中休整一段时间，不料清军进展神速，据说其前锋已经在武昌周边活动 ，不得已，李自成在武昌仅仅停留了两天，便于4月24日率队离开，顺长江东下 ，向江西九江转移。

武昌（包括汉阳、汉口）素有九省通衢之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著名的军事重镇。因左良玉不战而走，李自成兵不血刃就轻易得到了这座战略重镇，于是他就想把武昌作为大顺政权的根据地，在此长期据守，他甚至还准备向附近州县派出大顺官员率军驻守、治理，很明显在做长期打算，但清军很快尾追而至，前锋已逼近武昌，李自成侦知后派权将军田见秀率精兵迎击紧追不舍的清军，只是很快便被精于骑射的清军击败了。面对具有如此强大战斗力的清军，李自成很快意识到自己无法在武昌立足，为了尽快摆脱凶悍的满清军队，他决定步左良玉后尘，马上撤离武昌城。

那么，大顺军离开武昌后到底应该往何处去？就当时天下大势而言李自成无非仅有两种选择，一是顺江东下，二是挥师南下。据《绥寇纪略》记载，李自成当时对部下们分析说：

“西北虽不定，东南讵（不能）再失之” ！

由此可见，李自成当时的确有向东南发展的想法。但如何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呢？是沿长江水陆俱进直逼东南呢？还是从陆路南下湖广与江西交界地区呢？因左良玉军已撤至九江以东，加上李自成在武昌掳获大量船只，所以他当机立断 ，决定顺流东下，直逼九江，因为打左良玉军比较有心理优势，且左军对大顺军有畏惧心理，比清军容易对付，于是李自成率队离开武昌，顺长江东下，直逼九江。一直尾随大顺军的满清靖远大将军阿济格曾在给清廷的奏报中说：

“流贼李自成......共计二十万，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我兵亦分水陆二路蹑其后，追及于......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清实录·塘报》

从阿济格的奏报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率大顺军撤离武昌后，的确是顺江东下，移师向九江方向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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