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祠·唐刻华严石经陈列馆 程杰珍 摄
华严石经卷首题记 （作者供图）
辽刻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 （作者供图）
晋祠华严石经经柱之一（作者供图）
编者按：2025年1月，“晋祠·唐刻华严石经陈列馆”开馆。晋祠·唐刻华严石经（以下简称华严石经）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且唯一完整的80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石刻版本，有着极高的历史、佛学、文物、艺术、书法价值。本版邀请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韩革，带领读者一同走近华严石经这一唐代佛教文化的遗珍。
石经是我国文字石刻中的一项重要类别，是指古代刻在石板上的儒家经籍和佛道经典。东汉《熹平石经》、曹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后蜀《广政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七部石经是我国古代镌刻的儒家经典石经，是国家意志下的标准与统一的经典文本，对于探寻经典发展、衍生、演变等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佛教刻经在北魏盛行开凿石窟风气的影响下出现，其形式主要有壁面刻、摩崖刻、碑版刻、幢柱刻等。
华严石经在晋祠已经度过80余载春秋，成为晋祠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原陈列于奉圣寺南北碑廊内的石经，现已作为晋祠基本陈列——“万古一脉”的组成部分在浮屠院进行室内展出。
晋祠与华严石经
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历代对石经的记载包含了石经所处地理位置、时代、性质、所存数量等信息。目前可见最早的文献记载为明《永乐大典》五二○三卷转引的《元一统志》中有关内容：“石经藏院，在县西二十五里故城之西三里。有唐人所书华严石经数十碑。”《元一统志》为元代官修地理总志，北方各行省记载的内容多半取材成书于唐的《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宋《太平寰宇记》和金元方志。从这个叙述来看，至迟在元代，石经已经保存在石经藏院，且为唐代华严经。在清雍正九年（1731）《重修太原县志·卷二·渠道》中有“风洞，县西三里风峪口一穴，方五丈许，有司每以三月致祭，旧有风神亭，噶中丞复建亭屋数间，穴中三柱，四壁嵌石，镌华严经文”的记载，对放置华严石经的空间进行了描述。除以上志书记载外，顾炎武、朱彝尊分别在《金石文字记》《曝书亭集》中，记载了他们在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对华严石经的调查，二者的记述基本相同。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顾炎武所著《金石文字记》，记录了作者自清顺治十三年（1656）至清康熙十八年（1679）的23年间，在山东、直隶（明、清时期行政区划）、山西、陕西、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的访碑情况。在该书卷二中，以“石刻佛经天保二年”对华严石经作了专门的记载：“朱彝尊记曰，太原县之西五里有山曰风峪，风峪之口风穴存焉。相传神至则穴中肃然有声，风之所从出也。愚者捧土塞穴，建石佛于内，环列所刻佛经，凡石柱一百二十有六。积岁既久，虺蝎居之。虽好游者弗敢入焉。丙午三月，予至其地，率土人燎薪以入，审视书法，非近代所及，徘徊久之，惜皆掩其三面，未获纵观其全也……”从顾炎武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先转述了朱彝尊所记，说明风峪的地理位置及风穴内保存有佛经石柱，详细数量为126个。文章随后叙述，其在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来到此地，并率当地人点燃火把进入穴内观察石经，从书法判定出石经不是近朝所为，因为石经的三面被遮挡，不能观察到其全部面貌。
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善金石考证，《曝书亭集》是其去世前亲自删定的一部词集，共八十一卷，收录范围自清顺治二年（1645）至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卷六十七有《风峪石刻佛经记》，记载了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作者赴风峪考察石经事宜，内容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所载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作者亦言“予率土人燎薪以入”，说明此次考察是顾炎武与朱彝尊二人一同进行的。同时朱彝尊通过“予友太原傅山，行平定山中，误坠崖谷，见洞口石经林列，与风峪等皆北齐天宝间字，而房山石经刻之自隋甚矣，其法之蕃炽也”的叙述，对石经的时代进行了考察。关于傅山与风峪石经，在约成文于清乾隆十二年（1747）的全祖望所著《阳曲傅先生事略》及其后的李元度《傅青主先生事略》、蔡冠洛《傅山》三文中记载一致：“山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坠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山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盖其嗜食如此。”这段记载是时任太原知府的周景柱托请全祖望所书，与朱彝尊所记有一定的差异，书写时已至清乾隆年间，与当时踏勘时间相去80余年，而朱彝尊与傅山为同时期人物，交往过甚，应以朱彝尊所记更为可信。
朱彝尊对晋祠尤其是华严石经的关注度甚高。他曾在清康熙五年（1666）三月、八月两次考察石经，清康熙六年（1667）在游览了晋祠和天龙山后，再入风峪考察石经，从《曝书亭集》卷七中收录的《太原途中联句四首（其四）》中可以窥见朱彝尊对华严石经的情感：“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彝尊）。会须抉风峪，移置水边亭（显祚）。”
这是朱彝尊与其上司也是文友的王显祚合作之诗，纵观整首诗句，联句四首分别描述了晋祠难老泉、晋祠朝阳洞、天龙山高欢避暑宫、风峪石经，那么“移置水边亭”最大的可能便是晋祠，这种设想在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朱彝尊写给好友的诗句中再次得到了印证。《曝书亭集》卷十二载《送周参军（在浚）之官太原》写道：“峪藏千佛经，遗迹久未坏。吾初见之喜，力欲抉幽砦。徙置叔虞祠，琳琅等金薤。事惟虑始难，谋以蓄疑败（风峪洞中有北齐天保时刻佛经，石柱一百二十六。予客太原，谋于王方伯显祚，曹副使溶将启而徙于晋祠，筑亭贮之。有方使君持不可，乃止）。”这段记载明确写明作者与王显祚、副使曹溶力主启动石经迁至晋祠保存的计划，但因后来遭人否决未能实现。《曝书亭集》卷十二中还收录有一首《寄周参军（在浚）》，这首诗写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朱彝尊询问周在浚“风峪石经无恙否，何时徙置剔苔斑”，他十分关心石经的情况，询问石经是否受到保护，何时才能迁至晋祠？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朱彝尊在《送吴（濩）入太原三首》之三中，再次发出“周郎近在莲花幕，点笔题诗兴不孤。暇日经过烦问迅，硬黄曾拓石经无？”的催问。连续三年的催问，足以表明朱彝尊真切的思想，而这让他念念不忘的石经，直至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逝世时仍然未能迁移至晋祠，成为其终生的遗憾。
成书于清嘉庆七年（1802）的《寰宇访碑录》为孙星衍所著，卷三有“风峪石经正书无年月中有武后制字”的记载，明确了石经的书体，并提出石经中有武周造字的现象。
华严石经迁晋祠与保护研究
华严石经从清初被发现直至抗战前，一直在风洞内保存。张友椿先生在《晋祠杂谈》中叙述，1936年夏，刘大鹏曾与襄垣李庆芳计划将石经迁移至晋祠，后因他故未及施行。1940年，占据太原县的日军将大部分石经挖出洞外，以草袋进行包裹准备运往日本。当地人士共同努力，迫使日军放弃行动，将已挖出洞的石经迁至晋祠保存，为石经的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时期，驻太原县阎锡山军队又将残存在风洞废墟中的石经作为修筑碉堡的建材使用，也是在当地群众的奋力抢救下，使其损失降到最低。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先后几次对华严石经的整理，逐步廓清了这部石经的情况。1952年，时任晋祠古迹保养所所长的刘永德先生，请山西省佛教协会象离法师根据崇善寺所存刻本《华严经》对石经进行了核对，并将石经安置于唐叔虞祠东西两廊。1964年，石经又存放至景清门内。1982年，选出64条在奉圣寺建南北碑廊予以展出，其余归库保管。1994年，晋祠博物馆成立了专门的“华严石经整理组”，拓印石经，拍照建档，整理形成了《晋祠藏风峪华严石经目录》，精选部分条目编撰出版《晋祠华严石经石刻选》，向世人展示了华严石经的代表性面貌和书法特征。2016年开始，晋祠博物馆再次启动华严石经的整理工作，基于前期工作的基础，逐一复核，开展了经文迻录等工作，选择《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为底本，进行了全文对校，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形成了《晋祠华严石经录文校注》，并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华严石经述要
《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华严宗立宗经典。先后有三种汉译本，一是东晋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六十卷本，也称旧译《华严》或《六十华严》，七处八会三十四品，三万六千偈；二是武周时期实叉难陀主译的《华严经》，八十卷本，又称新译《华严》或《八十华严》，七处九会三十九品，四万五千偈；三是唐般若所译《华严经》，四十卷本，全名《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简称《普贤行愿品》或《四十华严》，一品，一万六千七百偈。目前《华严经》保存有多种版本的刻本，而以石经的形式保存的八十卷本《华严经》在全国仅存晋祠一例。
石经总量及现存数量 石经卷一文前有“两条成卷”的记载，据此分析石经应有160条，连同后世补刻、复刻石，数量应略多于此数。在2021年对石经进行校注的过程中，发现其中卷三十七为三条一石，卷四十九为一条一石。现所存石经中，93条保存基本完好，有67块残石来自42条经柱，故有25条应为完全毁失。
石经形制 与现存石经多为碑版形制不同，华严石经多为上下一致的方形石柱，其余15条为五棱石柱、2条为六棱石柱、1条为七棱石柱、2条为八棱石柱。石柱顶部大多数为平顶，少数呈弧形。文字刻于石柱各面，卷一上的柱顶平面刻“稽首□乘圆□归命十方常□□我今雕石纪□□愿劫尽时经不灭。大周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第一卷之上两条成卷”。卷一下柱顶平面刻“持此甚深微妙藏，尽未来际授群生，设有法障业因缘，请佛加哀令信学。大周花严经第一卷之下”。
石经题名 石经题名为《大方广佛花严经》，与后世广泛使用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有所不同。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2314（以下简称法藏P.2314）的敦煌写经《进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表》、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奈良后期写本《大方广佛花严经·升须弥山顶品第十三》卷十六中均为“花严经”。1974年7月，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契丹藏经卷，包括六十卷本、八十卷本《华严经》。其中八十卷本《华严经》保存有卷二十四、卷二十六、卷五十一，均有千字文帙号，题名也为《大方广佛花严经》，而六十卷本《华严经》题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时发现的还有辽刻本《大方广佛花严经疏》等，亦写作“花严经”。1987年8月，河北丰润天宫寺出土八十卷本《大方广佛花严经》卷一至卷八，有“时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孟夏月甲戌朔雕印”题记，辽重熙十一年（1042）相当于北宋庆历二年，此为燕京刻本，有千字文帙号。以上文献资料表明，在时间相当于北宋早期的时候，八十卷本的“华严经”一般写作“花严经”。在中国古代，“花”“华”通用，二者在义理上并无区别。在崇善寺保存的北宋《崇宁藏》本《华严经》卷二十六中，已刊刻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其后的南宋《碛砂藏》、元《普宁藏》、明《永乐南藏》《永乐北藏》等大藏经中，均为《华严经》。
翻译时间 关于《八十华严》的翻译时间，在武则天所作《大周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序》中记载，武周证圣元年（695）三月十四日开始在洛阳大遍空寺内译经，武周圣历二年（699）十月八日缮写完成。法藏P.2314也有“圣历二年十月八日依经撰定”的记载。在石经卷一之下译职人员之前撰有“圣历二年九月一日译毕”，九月一日早于十月八日，其中的“年、月、日”均为武周新字，为当时刊刻。从字面意思理解，“缮写”为抄写之意，“撰定”为编定、写定之意，序中所言的“十月八日”应为抄写完成时间，而石经中的“九月一日”明确说明为翻译完成时间，这也是在其他文献记载中所未见的。
刊刻时间 石经卷一、二、三、五及卷十一中共出现14个武周新字，这不仅是判定石经时代的重要依据，也是石经的主要特点之一。武周新字是一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存在时间仅为武周永昌元年（689）至武周长安四年（704）的15年间，是武则天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也是这一时期文物独有的标识。石经中保留的武周新字分别为“天、地、日、月、星、年、正、臣、初、授、证、圣、国、人”，其中“月”字为武周圣历元年（698）二次改写的“ ”，而非“ ”字，据此可判定，出现武周新字的部分石经刊刻时间应在武周圣历二年（699）译毕后至武周长安四年（704）之间，其余石经的刊刻应在武周长安四年（704）之后。从石经的体量来看，其刊刻应是在一个时间段内的持续过程，结束时间目前尚未有明确的依据。
华严石经价值阐释
石经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石经中的14个武周新字，为我们确认石经初刻时间提供了确切依据。石经的刊刻距今已有1300余年，是历史的见证；石经中出现的武周新字，是武周时期特有的文化现象，时代特色鲜明；石经保持了初译时的面貌，是目前所见最完整、最古老的《八十华严》译本；相较于流传较多的刻本、抄本，晋祠华严石经以刻满文字的石柱形式得以保存，鲜有所见，弥足珍贵；石经的刊刻，也是当时社会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
石经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唐译八十卷本《华严经》是后世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华严经本，译后不久石经便得以刊刻，保持了译成之初的原始痕迹，是研究《华严经》最直接、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校勘后世大藏经版本的重要依据。如在卷八十中“门国思维观察”六字相连，与现在通行的《八十华严》不一致，中间缺字。这段文字是《八十华严》译后法藏法师发现在《入法界品》中尚有脱文，与地婆诃罗校勘梵文后补入，即成为现今流行的《八十华严》。石经依初译本刊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2022年出版的《晋祠华严石经录文校注》以《大正藏》为底本，对全经进行了一次全面校注，发现许多异文，将石经与《大正藏》的不同进行了标注。王鸿宾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校勘时，曾尝试用《中华大藏经》《碛砂藏》、南京金陵刻经处木刻本《八十华严》部分相应品卷进行了对校，发现经文各有差异。石经对于不同版本《华严经》的校勘具有重要的意义。
石经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石经所载译经人员、职司名称，为我们了解武周时期译场制度、翻译程序、译经人员提供了最直接的资料，也是盛唐时期译场的最直接反映，是研究唐代佛教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石经卷一之下有译场职司题记，记载了译经人员实叉难陀、阿弥真那、菩提流支、义净、达摩战陀、波善提婆、李无㝵、李无谗、达摩难陀、尸利末多、道昌、玄度、复礼、弘景、灵叡、波仑、智凝、法宝、惠俨、法藏、德感、玄軓、伊舍罗、祝摸罗、叱干智藏、张山臣、吕仙乔、刘珍远、于师逸、王璠、宋之问、贾庸福共32人，职司为释梵本、证释梵本、译语、释语、证梵语、缀文、证义、写梵本、经生、监护官员共10种。这个记载多于法藏P.2314敦煌写经中的15名译经职司人员；职司人员中外籍人员11人，其中5人记载了其所在国，包括于阗国的实叉难陀、南天竺的菩提流支、乌苌国的达摩战陀、北天竺的达摩难陀和尸利末多，还有李无㝵、李无谗、伊舍罗、祝摸罗以婆罗门来标明身份地位，并以“臣”相称。同时李无㝵、伊舍罗还在管理僧尼簿籍之政的祠部担任了从七品下的武散官翊麾副尉；叱干乃复姓，原为鲜卑族的一支，随北魏孝文帝定都洛阳后改为薛氏，但该姓并未消失，现陕西西安、咸阳、彬县、礼泉县叱干镇等仍有少数人使用叱干复姓。石经中叱干智藏的出现表明，至唐代仍然有人沿用叱干姓，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姓氏史的重要资料。
石经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石经中的华严字母，是研究我国古代音韵学的一手资料。华严字母是对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出现的42个梵文字母的俗称。42个梵文字母通过佛经的翻译尤其是《华严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由中国人以汉字译音的形式进行传播。随着《华严经》的广布，42个梵文字母也逐渐从《华严经》中独立出来，发展为佛教唱诵曲目，成为佛教徒最喜欢的梵呗之一。《八十华严》卷七十六完整地呈现了42个字母，其中“一合”即一个汉字表示一个字母，共33个；“二合”即由两个汉字表示一个字母，共8个，“三合”即由三个汉字表示一个字母，共1个。石经卷七十六虽残损，但仍可见42个字母中的28个字母，其中一合21个，二合7个，又有12个字母以“反”字进行了反切标音，与我国元代以前大藏经中多以“反”来标音的方式相同。
石经具有重要的书法艺术价值 石刻是书法艺术的重要载体，在唐代达到顶峰，体式趋于定型，法度日趋完备。华严石经字径约2厘米，现存文字约50万字，数量可观。从书法风格来看，非出自一人之手，是唐代小楷书法作品的集成与范帖，是古代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重要遗存；石经所刻文字，书法精进，刻工精良，风格多样，在小楷之外有少数隶书刻石，更多的是在大量精美小楷中参以隶、魏笔意，书体介于楷隶之间，波磔杂以隶意，蚕头燕尾得以保留，表现了形成唐代书风之初的过渡痕迹，是欣赏、学习、研究唐代书法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部分刻石在点画形质、结体规模上非常明显地受到了褚遂良书风的影响，与褚书一脉相承。
石经具有重要的文字学价值 石经除保留有武周造字外，刻石未追求规范统一，字形变化繁复，保留了诸多旧字形、简体字、古今字、通假字以及大量的异体字，是当时通行汉字使用面貌的具体呈现，是刻经时期社会大众使用汉字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和实物依据，为研究汉字发展、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标本性资料。
华严石经还有许多内容值得探讨，希望得到更多的人关注，共同推动华严石经的研究阐释。
讲座地点：晋商博物院
主 讲 人：韩 革
时 间：2024年9月26日
韩革，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1988年7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先后在山西国民师范旧址革命活动纪念馆、原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文物局工作，现为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研究馆员，兼任山西省文博领域智库专家成员、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太原市委联系服务专家、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库行业特聘咨询专员。 太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