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秋天，毛主席拜别父母离开家乡韶山，自此踏上了外出求学之路。

在此之后的数年里，毛主席经历颇多，读书、参军、当图书管理员，担任过小学教员、中学校长等等。

而在诸多经历中，青年时期的毛主席，还曾担任过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一职。

要知道，一党之宣传部长，可不是什么闲散职务，那么问题就来了，毛主席当时是如何当上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呢？

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太优秀。

毛主席当初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前，曾差点被送去米店当学徒。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他青年时期吃过很多苦，所以养成了严谨持家的习惯，靠着这一点加上勤劳能干，终于让家徒四壁的毛家一点点殷实起来。

也正是因为他的持家有方和勤劳，这才让毛主席少年时期有读书的机会。

不过，由于是苦日子走过来的人，因此毛贻昌对孩子的管教极为严厉，尤其是对身为长子的毛主席更是如此。

仅是严厉还不算什么，更关键的是，毛贻昌一度认为作为长子，就该继承家里的一亩三分地，把这个家操持下去。

所以，毛贻昌始终认为读书用处不大，还不如多学点庄稼活儿，把田地打理好，但毛主席却不这么看，因此这么一来，父子二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少发生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毛贻昌始终是抱着把儿子留在身边的想法，所以根本就不愿毛主席离家，更不愿他外出求学。

为此，他一度想让少年时期的毛主席去米店当学徒。

但胸怀远大的毛主席怎么会甘心去当一个米店学徒呢？恰好当时他的表哥文永昌告诉他，距离韶山五十里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正在讲授新学，这就更让毛主席心动了。

不过，要想外出求学，肯定要过父亲这一关，而为了让父亲同意，毛主席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他知道单凭自己说肯定不行，就是普通的人说也说不通，于是，他请来了几个重量级的人物。

其中，有他的八舅文玉清，还有堂叔毛麓钟以及表哥王季范，之所以请这三位，是因为三人中的每一位，都有“特殊身份”。

首先是八舅文玉清，他作为毛主席父亲毛贻昌的同辈加小舅子，不管说点啥，至少表面上不能直接反驳。

而堂叔毛麓钟，则是关键中的关键人物。

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毛麓钟与毛贻昌是未出五服的棠兄弟，同时，他也是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一位长沙府学秀才。

所以，毛贻昌对这位堂兄十分敬重，童年时期毛主席偶有贪玩读书不用功时，毛贻昌就经常拿堂兄来当榜样，告诫毛主席要像族伯那样专心攻读，以便将来学有所成。

因此，把他请来，就是让父亲无法拒绝。

最后就是表哥王季范，王季范是毛主席的姨表兄，他也是一位学业有成之人，并且当时已经在长沙优级师范就读，是家族中公认的才子。

这样的三人组合，是毛主席精心考虑出来的，而最终，这三位也确实说服了毛贻昌，让他同意不再送毛主席去当学徒，而是同意并资助他外出求学。

1910年的秋天，十七岁的毛主席打点好行囊后拜别了父母，临行之际，他在父亲的账簿里留下一首诗，自此踏上了求学之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离开家乡后，毛主席经历颇多，而随着年龄以及阅历的不断增长，他的身份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

到了1921年，毛主席已经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一员，正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他与何书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结束后，毛主席与何书衡返回长沙，并在同年10月，出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

湖南的工人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由毛主席领导推动起来的，比如我们熟知的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等一系列大罢工运动均是如此。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此次大会，毛主席是以湘区党代表参加，大会选举出了九名正式委员以及五名候补委员，来组成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同时，新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毛主席、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为中央局成员，不仅如此，毛主席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

而这，也是毛主席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三大的召开，除了人事方面的任命之外，还有一点就是讨论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问题，也正是在此次会议之后，共产党员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的前提下，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借助这个机会，毛主席结识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

而到了1924年1月，随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为合作方，毛主席便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前往广州，出席了此次会议。

这次大会上，毛主席积极踊跃发言，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提议，涉及到方方面面，而由于他的发言均是真知灼见，自然而然的就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重视。

正因为如此，在随后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与候补委员时，毛主席不出意外的被选为候补委员。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到1926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也就是说，在1924年，论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毛主席比当时的蒋介石还要高。

国民党的“一大”结束后，毛主席被派往上海的国民党执行部工作，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务。

在这里，毛主席结识了汪精卫。

汪精卫当时是国民党的风云人物，国民党“一大”会议期间，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除此之外，他还身兼数职，总之就是炙手可热。

而对于毛主席，汪精卫则是早有耳闻，两人在这之前虽未曾谋面，但汪精卫却早就知道毛主席十分有才。

怎么回事呢？这就得说到毛主席的老师之一，也就是曾任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易培基先生。

易培基先生早年曾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又去日本进修，1913年回国后，便在湖南高等师范学堂任国文教员。

至1924年，易培基改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由于他讲课生动有趣，当时很多学生都曾受教于他，这其中就包括毛主席。

而易培基与汪精卫则是好友，并且在1924年之后，两人又同在孙中山处工作，自然是无话不说。

也正是在聊天的过程中，易培基提到了自己在湖南有个学生天资聪颖，令人十分看好，而他嘴里这个学生，正是毛主席。

这么一来，汪精卫就从易培基的口中得知了毛主席这个人。

不过，毕竟当时仅仅是听说，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当毛主席来到上海工作后，汪精卫算是对毛主席的才华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当年7月，国民政府于广州成立，而汪精卫则出任了包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另外，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如此诸多要职在身，纵然再有精力，也难免兼顾不过来。

而汪精卫便是如此，在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实在是分身乏术，汪精卫就决定把一些职务卸掉，以便更专注一些。

其中，中央宣传部长这个职务，就在他想卸任的范围内。

但要想卸任，就得找一个接班人，考虑来考虑去，汪精卫就觉得毛主席十分合适，一来他确实有真才实学，这也是汪精卫亲眼目睹的，二来他在国民党的“一大”会议上，所提出的一些宣传方面的想法相当不错。

所以，在1925年的10月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第111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提出自己事务繁忙无法兼任多职，推荐由毛主席出任国民党宣传部长。

这个提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通过。

就这样，年仅32岁的毛主席正式就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而在他上任之后，对之前国民党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诸多缺陷，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纠正，经过一系列调整，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局面。

不仅如此，毛主席会还创办了国民党的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由他亲自担任总编辑撰写文章，而这份刊物，在当时对扩大国民党的影响力，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毛主席出色的工作能力，令汪精卫极为满意，也正是因为如此，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主席不仅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以及宣传部部长，同时在会前，他还成为了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五位成员之一。

此外，大会中，毛主席所参与起草的《宣传报告决议案》以及《党报决议案》，都为后来国民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构思。

但在不久之后，由于蒋介石提出的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获得了通过，毛主席便辞去了宣传部长职务，并在1926年的11月离开广州。

没有了职务的束缚，毛主席便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农民运动之中，通过亲自讲课、调研走访、实地考察，毛主席对农民运动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以及理解。

最终，在1927年初，由毛主席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出版，这篇长文，不仅让毛主席找到了革命之路，更让当时的中国找到了未来之路。

由此，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结语：

毛主席能在32岁便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优秀，凡是曾与毛主席共事过的人，都对他的能力赞赏有加，上学时如此，工作后也是如此，所以还是那句话，是人才到哪儿都能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