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言：

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时年63岁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给朝廷出了一个难题。

这一年的七月，适逢朝廷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试。

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得知消息后奏报朝廷，请求辞去陕甘总督职务，准备进京会试。

左宗棠的这一奇葩请求，顿时在朝廷上下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不知道他胡芦里卖的什么药。

世上岂有封疆大吏进京参加会试的先例？

当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知道左宗棠这个请求后，起初也是十分奇怪，于是让军机处商量如何办理。

军机处大臣们很是为难，于是这个问题的皮球又踢回到了慈禧太后这儿。

慈禧太后思考后，让人拟就一旨，快马传至陕甘，左宗棠收到后很是欣慰，抚须笑道：“两宫太后知我矣。”

身居陕甘总督、位居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好何这么在乎一个“进士”的身份呢？

考中进士不就是为了拿到一张步入仕途的“通行证”吗？

此时的左宗棠在巡抚和总督等封疆大吏的位置上，已经干了整整11年了，一个“进士”的学历，对左宗棠真有那么重要吗？

如果不重要，智慧通达如左宗棠，那他为何又给朝廷出个如此奇葩的难题呢？更何况西征收复新疆在即，他会有这个闲情与朝廷开这种“玩笑”吗？

很显然，这不可能是个玩笑。

那么，左宗棠出征在即，却上书朝廷要进京会考，意欲何为？

这一历史的谜团，在晚清以后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今天笔者就以新的视角来探秘一下晚清历史上这一谜团，以期给读者朋友们带来不一样的历史视角与思考。

一、左宗棠三次进京会试，三次均告失利；

在我国古代，自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来，读书人的阶段性最高理想几乎都是设法考中进士。

考中进士，是普通读书人进入仕途服务国家的重要通行证。

在大清一朝，进士仍然是读书人最为荣耀的身份底牌。

一个人考中进士后，即便你辞官不就回到家乡，那也是一种超级的存在，一生衣食无优，备受地方社会尊重，全不在话下。

在大清，进入官场仕途的方式还算比较灵活，有科举、荫袭、会推、荐举、捐纳、世职和荫叙等，这些都是步入官场踏入仕途的门径。

但是，在古代以科举进士出身步入仕途是最受人敬重的一种方式，清朝也不例外。

大清一朝，若要授予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内阁大学士等官职，则必须是进士出身，而且在官员死后，带“文”字的谥号从不赐予非进士出身的官员。

所以说，在古代第一学历也是非常重要的，进士的身份没有任何一位读书之人不十分重视与向往的。

1832年9月，刚刚成家取得如意夫人的左宗棠便收到了好消息，乡试中他考中第十八名，成为举人。

在这次乡试中，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折得桂冠，以第一名夺得举人解元。左家在湘阴县一时名声大燥。

为此左宗棠还特地撰写了后来广为传播的一幅楹联挂于自己的书房。联曰：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其得意洋洋，既是自侃自嘲，也是在向世人自我营销。联语落款湘阴左季高，钤印“今亮”。

左宗棠意气风发，准备于次年赴京师参办会试，期待一举高中进士。

然而，理想固然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1833年正月，左宗棠在夫人的资助支持下，携同二哥左宗植一起前往京师参加会考。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远门。

这一路的见闻与初见京师的繁华，让左宗棠大开眼界。

由于左家棠到京师时，离会考的时间还有一个多月。为了节约路费盘程，左宗棠找到其父左观澜的好友胡达源，在世伯胡达源家中住了下来，一边复习备考，一边与从湖南来京会考的士子们交游唱和。

在这里，左宗棠首次结识了对他后来一生事业有巨大影响的挚友兼畏友的胡林翼。

胡林翼与左宗棠年龄相仿，左宗棠只比他大几个月，相同的年龄，相近的志趣与抱负，很快让他们成好无话不谈的好友。

这一次会考，左宗棠与二哥左宗植双双失利，均告落榜。

由于人还年轻，才21岁，这次失利似乎对左宗棠没有丝毫影响。因为他知道历朝历代士子们，一次考中进士的人是很少的，不少人都是考了几次甚至多次才高中进士。

这次左宗棠赴京会试虽然失败了，但却有一个极大的收获，那就是结识了后来一生的挚友、也是他后来事业上的贵人胡林翼。

会考结束后，左宗棠抽空游历了北京周边及河北一带古迹名胜，感物伤怀，写下了有名的《燕台杂感》七律八首。其中第三首他写道：

西域用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囊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这是左宗棠在其诗文中第一次谈论到中国的西域。

一个落第的士子，关心的不是自己进士未中，而是关心起了远在京师万里之外的西城新疆，并提出新疆要置行省，实行屯垦政策。这的确让人有点稀奇。

昔日汉光武帝讲：世上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事；世上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

左宗棠也许正是这一类人。

他这一行为，放在任何时代的主流环境之下，都是一种奇葩的存在。

这放在现代，就好比一位衣食尚忧的渔夫，连个人温饱还没解决的情况下，不得不每天出海打鱼，结果鱼一条也没捞到，却每天坐在船梢望着远方深蓝的大海，忧虑着国家的海防建设。

这种清奇的脑回路，放在任何时候都会被周边人所讥笑，为家人所不解。

然而，左宗棠就是左宗棠。

首次上京师一趟，进士的门都没摸着，却从所见所闻中强烈地感受到了大清国防的虚弱，未来天下可能大乱，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扰很快会来临。

不久，左宗棠离开京城，回到了长沙后。夫人周诒端也并不在意他的会考失利，温言以慰，一如继往支持左宗棠，也从不因小事与丈夫争执。

由于左宗棠成家后一直住在周家，并没有单独自立门户，可他并不想长期依靠岳丈周家的殷实阜康。尽管岳丈一家人对他极好，毕竟白吃白住，对一位成家了的读书人来说不是什么体面的事。

于是左宗棠一面外出教学挣点散银，一面继续自己的学业，以便参加三年之后朝廷的下一次会考。

时间一晃，很快就三年过去了。

1836年，即道光十六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朝廷特开丙申恩科会试。

左宗棠决定去京师再次参加会试，以期博得功名，走上仕途，干出一番大事业，同时也可从根本上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处境。

夫人周诒端仍然一如继往支持他，为他准备好路费，打点好行旅，鼓励丈夫赴京会试。临行前，又叮嘱丈夫，无论高中还是失利，发榜之后早日返回长沙。

这一次的会考，对左宗棠来说是“峰回路不转”，他几乎是取中了进士，然而却又如坐过山车般滑落回了原地。

进士这座“山峰”他还是没有迈过去。

考试结束后，阅卷的同考官之一的翰林院检讨温葆深，很是欣赏左宗棠的卷子，极力推荐了上去。主考官是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法绩阅后也很欣赏，说是“立言有体”，取中为第十五名。

可是，等到发榜的前夕，朝廷礼部发现湖北少了一名，而湖南多了一名。

在当时，进士名额各省都有一定的限额。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清华北大在全国各省录取的人数，名额是有限的，并不以文化水准的高低录取。朝廷采取均衡的政策须兼顾各省。

于是，左宗棠的名字从进士名单中拿掉了，补上了一名湖北考生。

后来虽然温葆深争取了一番，但没有成功。毕竟大清的会考不会为你湖南一省而改变。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朝廷将左宗棠取为“誊录”，意思是考生文章虽好，但名额已满，只好请屈就先在国史馆当名抄写员，以后年资久了，可以酌实情补个地方知县。

左宗棠自少年时代起，便以诸葛亮为榜样，及至成年后更是常常以“今亮”自许。他哪里会屈就一个抄抄写写的誊写员呢。于是，当时就拒绝了礼部的美意。

再说了，左宗棠的高傲个性与非凡抱负，他也注定干不了这类工作。

后来在他29岁这年，与老师贺长龄谈起此事，贺长龄说道：“幸无苟且小就”。他回去后又以诗歌记述了自己当年的心迹。其诗云：

“聊欲弦歌甘小僻，谁能台省待回翔？”

意思是说：你们想用一点管弦丝竹般的好处让我安心困守一隅，谁知道你们开出的空头支票要实现，我要等到哪一天呢？

很显然，左宗棠对朝廷让其任国史馆无品无序的小抄写员，他是嗤之以鼻的。

这一次左宗棠没有在京师停留，放榜之日后，便水陆并用，不到一个月便回到了长沙。

这一年，左宗棠24岁，年龄仍不算大，后面或许还有机会。

回来后，左宗棠似乎仍然没有什么挫折与沮丧之感，该吃饭就吃饭，该读书就读书。

不过，这次回来后，左宗棠的学问兴趣发生了明显的较大变化：他学习的重心开始向经世致用的实学转移，在四书五经、八股策论上不再花费多少时间了。

他与夫人周诒端经常一起讨论历史，共同绘制地图，研究地舆之学、军事学。

1837年，即道光十七年，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之邀出任湖南醴陵渌江书院山长。山长一职相当于现代高级中学的校长兼主任教师，待遇菲薄，但却极受人尊敬。

左宗棠十分重视这一教学岗位，因为他知道这一岗位的份量。

渌江书院位于湖南省醴陵县，在中国古代众多的著名书院中并不算太知名，但是它在湖南醴陵却光芒万丈，是一种超级的存在。

历史上著名的大儒朱熹、张栻二人，曾在此讲学并有过著名的“朱张辩论会”，后来心学大师王阳明亦在此讲学过一段时间。

在渌江书院的历史上，后来还走出过许多影响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如宁调元、傅熊湘、张翼鹏、李立三、左权、程潜、陈明仁等均曾在此学习过。

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前后教学不到2年，但是却极大影响了他此后的人生。

在渌江书院任山长的期间，他遇上了他人生的第一位贵人——时任大清两江总督的陶澍。

陶澍是晚清历史上一位奇人，也是此后湖南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全面崛起的第一推手。湖南自1840年以后，人才鼎盛，英才辈出，如果追溯源头，一切都得从他这里出发，才能看到事件的源头。笔者后面将会著文再讲一讲这位奇人、高人。

陶澍一生发现并托举了许多改变晚清历史的杰出人才，左宗棠只是其中的一位。

1837年春，两江总督陶澍到江西阅兵后，告假顺道回湖南老家安化省亲扫墓，途经醴陵县。

作为大清道光年间第一总督，陶澍不仅深得皇帝的信任，而且在官场与民间的口碑与声誉极佳。

湖南家乡的人民很期盼这位大清第一能臣荣归故里。陶澍所途经之县，当地官绅士子乡野百姓，无不期待一睹其风彩。

为此醴陵知县特地请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为陶澍下榻的县行馆门庭上写一幅楹联，同时在行馆内挂上了许多当地文化名流欢迎他的对联，以此表达湖南家乡人民对这位从安化县走出的一代人杰的敬仰与欢迎。

当陶澍从欢迎的人群中走近行馆大门时，眼前顿时一亮，只见一幅笔力遒劲、古意盎然的楹联映入了他的眼前：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该联用语凝练，气度不凡，不偏不倚而又热情洋溢，分寸感极好地表达醴陵人民对陶澍的赞赏和敬仰。

此联润物无声，上联很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陶澍一生中的一段旷世之荣：

1835年，陶澍因治理两江三省及两淮盐政中成就斐然，受到朝野内外一致赞誉。1835年晋京述职时，从该年的11月25日至12月16日，道光帝在养心殿一连召见了他14次。

君臣二人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亲密无间，宛如兄弟。

道光帝生于1782年，年龄上只比陶澍小3岁。二人谈话间，道光帝问到了陶澍少年读书的一些事。陶澍说他少年时经常在家门前一条河中的一方巨石上诵读，这方石头形如印章，当地人称之为“印心石”。

道光帝听后一下子来了兴趣，好奇地问陶澍：“这方石头还在吗？”

陶澍答曰：“还在，石与臣少年读书时无异。”

这次谈话后，道光帝亲笔御书“印心石屋”匾额赐给陶澍。这让陶澍激动不已。

回到家中后，陶澍要求派人送回安化小淹家乡让人刻字于河中方石之上。

道光帝听说此事后，认为若刻于石上，字形略小，似有不逮。于是又亲自写了一幅大的令人送致陶澍府邸。

此事轰动整个朝野，朝廷上下官员莫不艳羡万分，说此乃大清立国二百年来所未有之殊荣。

为此，陶澍视其为一生中的旷世之荣。

此联下联则道出了陶澍先祖东晋大将陶侃生平一段辉煌经历：

陶侃中年时曾督掌湖南八州兵马，拜大将军，保境安民造福湖湘大方。其死后，湖南人民感念陶侃，在长沙县为其建立陶公祠，用以纪念他。

先祖这段经历，让陶澍还在少年时便以之为榜样，立志有一天象先祖一样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

此刻，眼前的这一幅对联便写尽了他先祖与个人的辉煌历练，陶澍能不激动么？！

顿时，陶澍感到一股春天般的和风与温暖扑面而来，连声说：“好对联，好对联。”

当陶澍步入行馆大厅后，发现左右两面墙上也挂满了欢迎他的对联，驻步扫视了几眼，忽然内心怦然一动，又看到了笔迹形似门联的另一幅对联。其联曰：

一县好山为公立；

两度绿水俟君清。

此联用语双关，虽明白如话，却妙似天成。在表达对所欢迎之人的敬意之中，又含有对朝廷官员一种天下为公、清廉为民的期待。

联中“山为公立，水俟君清”，用语清奇古雅，让人回味无穷。

年近花甲的陶澍顿时心花怒放，完全没有了一路上舟车劳顿的疲惫，连声询问道：“此两副对联，出自何人之手？”

当听说出自一位25岁的年轻举人左宗棠之手后，陶澍顾不得眼前的应酬，当即提出自己想见一见这位年轻举人。

知县赶紧派人去渌江书院，通知说两江总督大人陶宫保请其去行馆一见。

谁料，生性耿介率直的左宗棠以布衣不附权贵之由婉拒了，并向前来邀请的人讲：

“陶大人他作他的总督，我作我的山长，他想见我，他来看我好了。我又无求于他，为何要去见他？”

来人好言相劝，左宗棠仍坚持不往。他们都知道左宗棠的犟脾气，知道再劝也无益，只得回去复命。

陶公为人宽厚，心胸博大，听后并不生气，只是哈哈一笑，于是由人陪同亲自前往渌江书院。

当左宗棠见两江总督陶澍亲自来到渌江书院，大感意外，连忙出书院迎至山门，揖手行以晚辈之礼。

二人年龄相差33岁，地位悬殊，然而相见之下言谈十分投机。

第二天，左宗棠到行馆回拜陶澍。二人纵谈古今，从上午一直谈到了晚上，好此，陶澍特地在醴陵多住了一宿。

这次见面，左宗棠给陶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陶澍后来记下了与左宗棠的这次见面情形：“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这次见面中，当陶澍得知左宗棠次年将赴京师会试，临别之时再三嘱咐：

“会试毕，不论中与不中，务必绕道南京，来督署衙门盘桓几日。”

令人有点意思的是，陶澍对左宗棠能不能考中进士并不在意。

1838年，左宗棠前往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又落第了。

这次考试落第，多少对左宗棠还是有一点打击，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要以“湘上农人”老死于湘阴柳庄。

在京师逗留一些时日后，左宗棠应前所约绕道南京，拜会了陶澍。

陶澍留他在总督署中住了好几日。陶澍虽然公务很忙，但只要得暇便来看左宗棠，与之所无不谈。

临别时，陶澍提出要和左宗掌借为儿女亲家，他的幼子陶桄年方6岁，左宗棠长女左孝瑜时年5岁，二人年龄上还算相当。

然而，陶澍的这一美意为左宗棠婉拒。

在左宗棠看来，陶澍是名满天下的总督，又比自己年长许多，作为一个乡村塾师、书院山长、落第举子，无论在年龄、资望、门第上都相差悬殊，这都是不合适的。

陶澍道：“季翁之言差矣，若论门第名位，你将来功业必在我之上。至于年龄，只要儿女相当就行了。”他还恳切地说道：

“我已老矣，将来幼子和家事都要托付于你。”

左宗棠听后，虽然感动，但还是以不合适推辞了。

回到长沙后，左宗棠决定不再参加会试，夫人周诒端也支持他这一决定。为此，左宗棠特地刻印章一方“不以进士为荣”以作纪念。

二、左宗棠到底在不在乎“进士”这一身份？为什么三次进京考试会三次落第？事隔11年后，他又一次准备上京会试？这次几分是真，几分是假？

左宗棠自1838年秋回到长沙后，此后十多年的确没有再提出过去京师会试，博取进士功名。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1849年他却再一次提出前往京师参加会考。走到武昌时，他被好友胡林翼途中截了下来。

那么左宗棠到底在不在乎有一个“进士”身份呢？

答案是：左宗棠27岁之前是十分在乎与看重的；到了1838年后，在经历三次会试失败后，他已经看淡，变得不再在乎进士身份了；但是，当左宗崇进入暮年后，他又变得十分看重“进士”身份了。

为什么会这样前后矛盾的呢？

这一切其实与左宗棠所处的位置与环境在不断变化有极大的关系。了解了这一事物发展的秘钥，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诗书耕读之家，祖父、父亲两代人都是秀才，以塾师授课为生。

左宗棠出生时，他们一家已有十口人，仅靠家中四十多亩地与父亲左观澜一点授徒课费，一家人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的。左宗棠后来当总督官居一品，他教育家人要以节俭为修身之德。在给长子左孝威的家书中他写道：

“每到欠收之年，上至你太祖母，下到你阿爹，一家人以秕糠粗粮和着菜叶煮食充饥，方能度过荒年。”

所以，立志改变家人生活处境的左宗棠，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方可改变这一切。

后来(即1832年)中举人，因为穷，自己立不了门户，结婚后只得入赘周家当女婿。

尽管夫人贤淑，周家上下也从不轻视他。但是，对于象左宗棠这样志向远大、性格傲岸的人来说，仍然觉得羞愧，其内心是煎熬的。

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读书人，考中进士是改变生活与地位的唯一途径，此外别无他法。

那为什么1838年后，在经历三次会考失败后，他反而又不再在乎考中进士了呢？

答案同样也是一个：左宗棠的经济条件变好了。

在1838年前后有了很大的改观，通过教书授课他已经有了些积蓄，并且在长沙自立门户了。

及至1839年陶澍逝于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的恩师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要他受命去安化陶家教孤子陶桄读书。左宗棠感念陶公生前知遇之恩，承担下了这份托孤使命。

左宗棠前后在陶家坐馆8年，教育陶公幼子陶桄。

这8年中，左宗棠每年都有一笔较为丰厚的授课收入。为此，左宗棠还特地在老家置办田产，建起了一个自己的“世外桃源”——柳庄。

古往今来，一个人不能独立，往往都是因为经济上不能独立。经济上不能独立，则自由度就少，生活选择的余地也就极小。

当他经济上有一定自由度后，对于考不考进士，他已经变得没有了任何动力与迫切性。

外出教书之余，一回老柳庄，他便与夫人诗书唱和，闲时也下地从事农活，充分享受家庭的温暖和谐与大自然的田园乐趣。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自戊戌(即1838年)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以没世。”

他计划做一个田园农夫终老一生。

后来，时代的风云让他走上了大清历史的舞台中央，一直做到军机大臣兼兵部尚书，并授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

但是，在他心中仍然向往的是柳庄那一段宁静而又温馨田园诗画生活。

晚年时他在与友人的信中写道：

“早年我爱好种田种菜，不愿作官，要求不高，容易满足，也不想外出经营活动，这样我才心安理得。”

所以说，1838年以后，左宗棠不再在乎“进士”身份，这也是真的。更何况1850年后，没有进士身份的他，同样也踏入了仕途，而且进入了一条建功立业实现青年志向的快车道了呢。

至于1849年，他又一次准备进京会试，这只不过是他要求离开湖南巡抚骆秉章巡抚衙门的一个借口。

当时的情况是，左宗棠在由湖广总督一手炮制的“樊燮构陷案”中几乎掉了脑袋。幸而得好友胡林翼张网舍命营救，后在郭嵩焘、曾国藩、潘祖荫、肃顺等人的接力营救下，他在才终于化险为夷，躲了这生死一劫。

经此一难，左宗棠对官场仕途心灰意冷，提出退出骆秉章幕府。但骆秉章十分依赖左宗棠的军事才能，以此对抗太平天国军队的侵扰，于是不舍待让左宗棠离开巡抚衙门。

无奈，左宗棠只好以进京会考为由，才得以脱身，离开了湖南官场。

后来，左宗棠出将入相，回忆起这一段灰暗的日子，左宗棠道：

“四顾天地茫茫，进退无端，如一叶孤舟。”

然而，世事难料，在历史的大潮下，因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不到12年，左宗棠便当上了闽浙总督，成为了朝廷的封疆大吏。他用12年，走到了别人一生也难以企及的位置。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身居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开始变得对“进士”这一身份又重新敏感起来，而且年岁愈大，愈令人不可思议。

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三、1874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之身份，上折朝廷请求准其来京参加会试，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这一年的七月左宗棠向朝廷上了一奏本，请求朝廷同意他辞去陕甘总督之职回京师参加会试。

于是本文开头这一幕奇怪的事就发生了。

那么，左宗棠此举意欲何为呢？

答案是：他此时很在乎这一进士身份，但也不全是为了进士身份才上这一奇怪的奏本。真正的原因是左宗棠此举一石三鸟，即有那么一点可爱的个人私心，但更多的则是为了收复新疆，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要取得朝廷的完全信任与支持。

上面这个结论看似很有些矛盾，其实合情合理，这正是左宗棠高超个人智慧的一种体现。

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经过多方研究考证后，我有如下几条理由：

一、以退为进，以此验证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朝廷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1874年初，朝廷中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大事件——“海防”与“塞防”之争。

该事件整整持续了近一年时间。

朝廷中的大臣分为两派，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是“塞防”派，加主加强陆地边疆上的国防安全，坚决支持左宗棠挥师西征，收复新疆；以文华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则力主放弃新疆，将有限的国家财才集中用于国家的海疆，大力加强治海的军事防务，此即为“海防”派。

左宗棠时任陕甘总督，是未来收复新疆的主要当事人，身处西北，却时刻在高度关注着朝廷这场事关国家命运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其背后的核心只有一个字：钱。即朝廷十分有限的财政收入是先用于海防还是用于塞防。

李鸿章的态度十分明确：要求撤销西北边防塞务，放弃新疆，当务之急加强海防需要钱，钱不能为西北用兵去花掉了。他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写道：

“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便。”

他人从来都没到过新疆，而且还不顾历史事实，就首先认定新疆是一块无用之地，是块荒地，每年驻守就得花费军费200多万两白银，得不偿失，不如放弃的好。而且他不顾历史上新疆在西汉就隶属于中国版图的事实，说什么新疆在乾隆年间才归属中国。

这是何等的荒谬！

接着他又建议西北撤军，认为撤了也无妨碍。其在另一份复奏中写道：

“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轻重必有能辨之者。此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知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响即匀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这段话，用今天的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放弃新疆，无伤大雅，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新疆好比一个人的四肢之一，丧失了于人元气无伤，不伤及人的生死；海疆则不同，是人的心脏心腹，心脏丧失，人才会死去。现在既然轻重有别，就不如把西征各军一概从关外撤回来，节约出来的银给海防来开支。

李先生的脑回路是不是与一般人大不一样，实在是“高”，实在是“高”啊！

身为西征军统帅的左宗棠，事关收复新疆整个大局，在得知李鸿章等一帮人是这么个论调与态度后，心忧如焚，一面五百里加急奏折不断上书朝廷，一面加紧备战。

在经过周密调查、深思熟虑后，左宗棠迅即又上了一个折子——即晚清历史上著名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这个折子有一万多字，在折中左宗棠慷慨陈词，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一一驳斥了朝廷中卖国投降派的议论。他首先就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在详细分析敌我情况后，左宗棠严厉地驳斥了李鸿章所谓新疆是人的肢体，去掉了于元气无伤的谬论。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

“只有收复新疆，西北方能臂指相连，使转无滞。形势完整，敌则无隙可乘。”

“若新疆不固，则内蒙不安；内蒙不安，则京师不保。新疆不故，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永无晏眠之日。是故保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保京师”

左宗掌这份奏折深深地打动了慈禧太后，两防争议的天平开始向左宗棠倾斜。

然而，朝廷上以李鸿章为首的“弃塞防，保海防”一派势力太大。对此事朝廷久拖不决。

无奈之下，左宗棠便以要进京会试为由，提出辞官前来京师考试。

如果朝廷批准左宗棠来京，那么这场事关国家西北边疆命运的争辩就此可以划上句号了。若不批准左宗棠来京，那么事件还有争取的巨大机会。

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判断是准确的。

朝廷收到左宗棠的奏折后，加速了决策进程。不久慈禧太后拍板采纳左宗棠的建议：海防与塞防并举，二者互不偏废。

二、以辞职回京为借口，了解朝廷在这场即将发生的新疆收复大战中，对自己的信任程度。

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对于手握重兵的军事将领都是十分防范谨慎，忠诚第一，能力第二。

此时的左宗棠在平定陕甘内乱后，已经拥兵10万，仅湘军精锐主力便有6万之多，可谓兵强马壮。

朝廷会完全放心吗？

这个就不一定了。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后，拥兵十多万，朝廷马上想着法子让他自剪羽翼，撤裁掉了湘军。这就是个前例。

左宗棠作为西征主帅，手握重兵，虽然朝廷没有怀疑过他对国家、对朝廷的忠诚。

但是，这种事谁也不能保证谁。今天信任，不等于明天也信任；今年信任，不等于明年也就信任；现在信任，不等于将来也还信任。

更何况，自从左宗棠招幕楚军，挥师战场平定太平军、捻军以来，一路因功升迁至巡抚、总督，位列封疆大吏，但他本人却还从未进京面圣过。在那个年代，慈禧太后连左宗棠长的是个什么样子，也只能在别人的口头描述中有个模糊的印象。

对于这一点，熟读史书，有大智慧如左宗棠这样的人，不可能不明白。

自古名将前方用兵，最怕的就是后院起火。前方的敌人好打，后面的暗箭难防。

因此，左宗棠向朝廷抛出这一难题，就是验证朝廷对自己用兵边疆是否完全信任、全力支持，这是“试金石”，也是“测试剂”。

三、希望朝廷赐予进士身份，完成自己个人在去世之后“文官身份”的历史定位。

关于在这一点上，左宗棠也是有点私心的。

不过，他的这点私心有些“可爱”，也有点“愚直”。

1874年时，左宗棠已经62岁了，在古代这已属高危年龄。今生明死，谁能打保证。更何况，此次西北用兵，西出玉门关，前驻军哈密总督兵马，还能不能生还，这谁知道呢？

“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来征战几人回。”

这是左宗棠的心理准备，收复新疆的战事一开，只计胜利，无问生死。

但是，左宗棠还有一个“心病”：万一他死了，朝廷会赐给他一个什么“谥号”呢？他自己没有进士身份，朝廷自然不会赐予他带“文”字的谥号，依其生前战功，极有可能是个“武忠”、“武烈”、“武穆”等带个“武”字的谥号。

这是左宗棠极其不愿意的。

左宗棠虽然以武功而获封疆大吏，但他骨子里是一个文人，是一个读书之人。在他的内心，他是要做北宋范文正公那样的人——文治朝廷，武安天下。

他左宗棠才不愿在其死后，以武将的形象出现在后世的历史之中。

慈禧太后治国不行，但是在洞察臣子们的人心人性上，她很有一套。于是着人拟旨：“赐陕甘总督左宗棠同进士出身，授文渊阁大学士衔。”

至此，左宗棠这一“心病”完美解除。

左宗棠1885年去世时，朝廷赐与的谥号即为“文襄”，后世称之为“左文襄公”。

这一次，慈禧太后坚定地站在了左宗棠的这一边，这是其晚年所做事件中最正确一次。

这是中华历史的幸运。

后来历史的演进，也完全证明了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一壮举是无比正确的，是功在当时，利在华夏子孙千秋万代的大事。

至于在这一波澜壮阔史诗般的伟大斗争中，他上书请求回京会考的事，不仅丝毫不会减损左宗棠的英名与伟大人格力量，与之相反的是，让我们后人看到了他的“憨直与可爱”。

这也让一个有血有肉更加丰满立体的英雄形象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也长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长河中。(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