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迂腐、陈腐、谬误、悖理，一应俱全...只配文盲半文盲乡野村夫们看看。”北大教授李零在看过南怀瑾的《论语别裁》后，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判。

作家李敖也对他很不看好：“南怀瑾在我看来，根本就是个骗子。”还有复旦教授朱维铮，也认为南怀瑾被称作国学大师，实在是言过其实。

其实南怀瑾的争议一直都居高不下，讨厌他的人对他全盘否定，喜欢他的人，盲目追随，甚至把他神化。

实际上，这与张怀瑾自身的人生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南怀瑾出生在1918年，他自小喜欢看一些杂七杂八的武侠小说，对于传统的文化知识不大感兴趣，这也就导致他13岁小学毕业考试时，考了个倒数第一，最后只拿了个肄业证书。

父亲见他在学习一事上没太大成就，就准备把他送去学木雕，掌握一门手艺长大了也不至于饿肚子。

不过南怀瑾不愿意，坚持要在家自修读书，父亲拗不过他，只好同意。几年之后南怀瑾已经熟读四书五经，各类文学历史、天文历法、诗词曲赋等也均有涉猎。

满腹学识的南怀瑾也按部就班的生活，17岁的时候还遵从家人的意见娶妻生子。妻子是姨表姐王翠凤，两人生下长子南舜栓后，南怀瑾突然有了一种另类的感受。

他多年来都循规蹈矩，唯一不同于别人的就是他对于武术越发的热爱。

长辈家人虽然从未阻拦过他的兴趣爱好，但是在家中这一小方天地中，南怀瑾觉得自己并不能有太大的长进。

如今，他也有妻儿，也完成了父母对子女的基本期望。他打算外出精进武术。

南怀瑾本身就练习过强身健体的一些功法，也算是有着基本功。此后他为了集大家所长，四处游历，拜访诸多武学之人。

他不介意对方是否有名气，何种门派，只要显露神通、拿出招式，南怀瑾都愿意跟随练武，拜人为师。

可以说南怀瑾一心向武，昼夜不分，日日勤耕苦练，20岁之前，拜下的师父以及门派累积就达到了八十余人。

其中的武种包含长拳、短打、蒙古摔跤、夕阳武术甚至于十八般武器等。

时值抗日战争爆发，南怀瑾又辗转来到四川，在穷困之际考入中央军校政治研究院，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军校的教育队。

此时他正年轻，有着一身武艺和热血，在工作之余还开办了一家垦殖公司，可惜在当地军阀和特务的打击下，不到一年就解散了。

南怀瑾逐渐地开始思考起自己的存在，他痴迷武术多年，但是并不能以此谋生。

而且，他虽会的种类多样，却无一精通，大多都是堪堪入门，学得皮毛。在这种思想的夹击之下，南怀瑾对生活产生了迷茫。

为了摆脱这种局促的思想，南怀瑾开始结交有声望之士，试图从中找到能开解自己的办法。

1942年的时候，南怀瑾结识了四川的宗门大德袁焕仙，此人佛学深厚，极善谈论，常常给当地的百姓讲经。

两人虽相差三十余岁，却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南怀瑾长期的苦闷也有了排解，他向袁焕仙倾诉自己的对当下社会的不满，以及心中的种种无奈。

在袁焕仙的影响下，南怀瑾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绪，产生了对文学以及佛法的兴趣。他明白了武术虽是强国的基础，但是人民首先要开智。

而当今社会，正处于贫困落后，他需得把自己的所学传播出去，那么学文也就成为了救国的前提条件。

于是南怀瑾辞掉了在军校的工作，边学佛法，边协助袁焕仙创办维摩精舍。

次年春天袁焕仙还请来了高僧虚云老和尚，南怀瑾仰慕对方的才学，还拜了虚云为师，等到在灵隐寺的维摩精舍成立后，南怀瑾顺其自然的成为了维摩精舍的首位弟子。

此后南怀瑾闭关修行，潜心研读大藏经典。在小有所得之后，南怀瑾考虑到康藏地区拜访学有大成。

在他还小的时候，南怀瑾的父亲就曾跟他讲过：“仗剑需交天下士，黄金多卖百城书”。

1949年春天，南怀瑾只身来到台湾省，与老乡开办了船运公司，但是由于国民党在退出舟山时强行占用他的船，导致南怀瑾负债累累。

生活最贫穷的时候，他只能住在一处简陋的棚屋中。

1955年，南怀瑾为养家糊口，他用自身学识写下了一本《禅海蠡测》，可惜他在台湾省还没有什么名气。

辛苦写下的书却一本也没卖出去，就连他免费赠给别人，也被用来当做包裹食物的油纸来使用。

毕竟是自己的心血，南怀瑾为此难过了许久，但是生活中的艰难没有放过他，他还是要想方设法赚钱来养孩子。

后来他带着家人搬到了菜市场附近，在吵闹喧哗之中，竭力力创作出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然而书却堆积在角落，很少有人购买。

主要原因在于佛学在台湾省当时受众较少，而且南怀瑾也无名人引荐，要想靠一己之力在短时间闯出名声会十分艰难，他只能默默承受，然后等待被人发现的机会。

直到1960年，他的《楞严大义今释》得到了胡适的夸赞，他才逐渐在人前崭露头角。

不过在这之前，南怀瑾也得到了杜月笙的干将之一杨管北的认可。

俩人最早在1956年相见，当时的杨管北沉迷于“养生打坐”，而南怀瑾对佛学颇有研究，就被人引荐了过去。

一开始杨管北对南怀瑾印象并不深刻，看他年纪较轻，心中也有几分不太信任。

但在之后的六年中，南怀瑾在杨管北面前充分展示了自己学识，最终才彻底地得到了他的以礼相待和全力扶持。

1963年，创办台湾省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找到了南怀瑾，他诚邀南怀瑾在在学校担任教授并且兼任礼学院的院长。

之后，南怀瑾还在台北辅仁大学开设了《易经》课程，他讲解方式别具一格，让人常常因为一句话就醍醐灌顶。

他的课堂每次都座无虚席，还吸引了一些政商界的人前来听讲，南怀瑾也逐渐有了一定数量的追随者，并且还收下了文化界和财经界的多名弟子。

出名之后南怀瑾开始为重整中国文化而四处奔走，在各地讲解诸子百家的古籍理念。

他认为“一个国家被灭掉，还可以再复国，但是一旦文化衰亡就万劫不复了”。

他主张学习传统文化，但是反对传统文化落入学术研究的死胡同，为了让人民更清楚传统文化的作用，他还在台北设立了“十万禅林台北道场”，成立了“东西精华协会”，并多次举办讲解活动。

还有公司邀请他去为员工讲解《论语》，因为效果太好，他的讲稿还被登上报纸连载，又被许多人剪裁下来整理成册。

最后经人发表，以《论语别裁》为书名出版发售，而且还得到了很高的销量。

他在这种备受追捧的状态下过了许多年，其中赞扬、夸赞数不胜数，但是随之而来的也有一些不好的骂名，有学者认为南怀瑾只有徒有其表，是个彻头彻尾的学术骗子。

作为一个推动文化传播的人，为什么能受到这么大的争议呢？

其实这跟南怀瑾的讲学方式也有关系，他常被人形容讲解通俗易懂，但这在传统学术中原本就是突兀的。

传统文学应该严肃庄重，如果和世俗扯上关系，把多种文学糅杂在一起，带着点个人的见解和分析，就会显得不伦不类。

可是，南怀瑾原本走的就不是传统的研究性文学之路，他的原本就是要济世救人，让普通人也能从生活之中解脱出来，他要是以晦涩难懂的语言讲解，那就完全脱离本意了。

有人批判他的书毫无价值，只是为了迎合民众，其实是因为他与这些教授专家的思想在根本上就不是一致的。

李敖或者北大的教授李零是专门研究古文学历史的，有着极严正的态度，因此很难接受南怀瑾对于《易经》“擅自揣摩”的另类解读。

而且，南怀瑾还会在演讲的时候穿插如佛学观念，讲生死、讲善恶、讲轮回，这就更让纯粹的文学专家认为他像个江湖术士，传播的内容难登大雅之堂。

其实这种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对于正统文学来说，南怀瑾确实有些问题，他不够严谨，研究得也太杂，这也就导致他总会在一些方面出现疏漏。

但是对他而言，能让人从他的所讲中有所得，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并不影响他个人的确实有些能力。例如，在群众里面，南怀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传播的思想得到许多人的认可，十分出名的国学大师叶曼就是他的徒弟。

他也凭借自己的学识推动着传统文化的发展，并尤其看重儿童的教育，亲自选编了《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一书。

他还提倡少儿的智力开发，积极地推动珠心算和中英文诵读工作。

此外南怀瑾还对我国未来的发展做出了预测。他曾表示中文十分重要，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的第二语言，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大的威胁会与疾病有关，但不一定是身体上的，而是心理方面的等。

这些预测让原本信服他的人更加敬佩，反对他的人更加批判，南怀瑾也能听到外界对他的诸多批判。

只是他从没有过解释和辩驳，只是自评：“我这一生，八个字：一无所长、一无是处。没有一样是对的。”

不过无论怎样，现实是他对自己不满意，或者外界对他嘲讽，又或者是追随者对他的赞扬，都不能忽视他实际的所作所为。

南怀瑾为后世留下的藏书就足有30多万册，包含各个领域，其中还有许多孤本、善本。他自己写下的书也有三十多本，还被翻译为八种语言，远销海外。

其实南怀瑾所做的远不止文化传播，他还时刻关注着我国的局势和后代的发展。

1988年期间，温州市委书记前来拜访，希望南怀瑾能推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提出金温铁路的发展。

南怀瑾认为此项工作能够帮助中国发展，便欣然应允，早早地就开始筹备规划。

他预见横跨三个地区的金温铁路并不能单靠一个城市承担，就写信给金华和丽水两地的政府官员沟通。

经过一年的协商，在1989年10月终于敲定了意向书，书中商定，此次建设由大陆和香港共同出资。又经过三年的反复沟通，金温铁路的合同还正式完成。

1992年，南怀瑾成立了金温铁道公司，由于资金需求巨大，很快就突破了15亿的预算，南怀瑾又组建了一个筹资小组，与国内外多家银行合作、谈判。

等到金温铁路在1998年建成通车之后，南怀瑾还把所有股份转让给国家，做到了“不计名利，造福于民”。

实际上早在七十年代南怀瑾就表达过自己的报国之心，他曾写下：“忧患千千结，山河寸寸心。谋身与谋国，谁解此时情。”如今，他的一腔爱国理念也算是有了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建设金温铁路期间，南怀瑾还一直居住在香港，他凭借自己的努力，积极推动着两岸的沟通。

并且表示：“其实我就是无党无派，就是爱国。什么有利于国家，我就做什么。国家强大了，我们做国民的才会有尊严。”

2004年，已经86岁的南怀瑾回到大陆居住在上海，他虽已至耄耋之年，却没有放松下来，享受退休的生活。

而是转而来到江苏，创建了“太湖大学堂”，还建立了光华讲学基金，为后代学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

他常说：“孩子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是人性的问题。”他对所有的年轻后代都有一种殷切的希望，盼望着少年强则中国强。

此后，南怀瑾再没有离开江苏苏州，一直到2012年病逝在医院。当时他的儿子南一鹏身在美国，没能及时回来。

陪在南怀瑾身边的是另外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子。95岁的南怀瑾当时已住院几日，病情加重后已无法再治疗，他似乎明白了自己大限将至。

但是由于病重无法说话，只用笔在纸上颤抖着写下了“平凡”二字。

这是他对于自己一生的总结，纵使他遇到再多的争议，南怀瑾始终觉得自己只称得上“平凡”。

据南一鹏回忆，南怀瑾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光里，过得依旧如往常一般“与众人交谈、讲课目、打坐、看书、写作”，他一生如此，也应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