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份，日本鬼子在沈阳搞了个九一八事变，这事儿一出，全国上下都气炸了。可他们还没完，到了1932年1月，又琢磨着去攻打上海。
淞沪会战那会儿，有次冯玉祥大将军和李济深大将军一块儿到天津去瞧瞧情况。冯玉祥后来说起这事儿：
去浦镇的铁路工厂瞧瞧，那儿有个工头，老家天津的。他跟我讲，刚开始进厂那会儿，一个月才挣十块钱。过了大约二十五年，他熬成了工头，月薪涨到了一百块。以前这工厂是英国佬管的，那时候干一件事就得一个人来，想拿工资，没两把刷子可不行，不管是厂里还是厂外，没人白拿钱的。但自从蒋家那帮人掌权后，英国佬走了，换上了个跟蒋介石有交情的人当厂长，结果厂里一下多了好多参议、顾问、谘议，还有练习员，他们一个个领着三百四百块的薪水，不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就是美国镀过金的。可他们来了以后，不是埋头看小说，就是扎堆聊天，啥活儿都不干。
那工头边唠叨边冲我俩发问：“你们说说，国家咋就这么安排人手呢，懂不懂这里面的门道？”他又接着说：“咱哥俩在这行干了二十五年，啥活儿没干过，到头来我才挣一百块。你们瞅瞅，那些派来的实习生，一个个跟少爷似的，啥都不会，一个月却能捞三四百。哼！这种烂透了的制度，难怪招得日本人上门欺负，这不就是报应嘛！”我转头跟任潮先生说：“咱这话要是让蒋介石听见了，说不定他能开窍呢！”李将军却摇了摇头：“他听了也是白听，觉悟不了的。”
这位负责人直接说了，就是因为蒋介石的政治搞得不好，太烂了，所以日本才敢来欺负咱们中国。
其实，这事儿不光那个工头心里清楚。冯玉祥想起来说：
那天晚上，我正好在车站附近的一个理发店里坐着剪头发。突然，有个年轻人闯进来，戴着耳机扯着嗓子打电话：“喂，我是二少爷，家里赶紧准备两桌燕窝宴，八点我要在府上请客，别耽误了，还得派车到江边去接我。”说完，他啪地一声挂上耳机就走了。我好奇地问店里的伙计，这人是谁呀？旁边一个认识他的人答道：“那是陈调元的二少爷，出过国留学英国，现在在这家工厂里当顾问，一个月拿三百大洋，其实啥本事没有。他就爱摆谱说自己是二少爷，整天就知道请客吃饭。”
在车站，一位扫地老汉突然停下手中的扫帚，转头问我：“现在日本军队在上海打我们，是不是因为政府用人不当呢？为啥北洋政府那会儿没这毛病，日本鬼子就不敢来犯？”他压低声音，继续说道，“用人用到这份儿上，哪个国家看了都得瞧不起咱们。”我没来得及回应，他又愤慨地嘀咕道，“这样的阔气、这样的招待、这样的奢华宴席，都是革命政府该有的样子吗？这些钱，不正是我们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吗？”我连连点头，赞同他的看法，觉得他骂得在理。
但奇怪的是，就连扫地的老大爷都能看明白的事儿，老蒋却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是咋回事呢？还不是因为他的亲戚们都掺和进来了，特别是他的连襟孔祥熙和大舅哥宋子文这两大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