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该叫‘胡适’，应该叫‘到哪里去’！”——黄侃

前段时间，在热播剧《觉醒年代》第五集里，陈独秀向大家推荐了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并且这篇文章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该文旨在推广白话文，作者是学贯中西的青年学者胡适（按照1917年，胡适的年龄计算）。

何为《文学改良刍议》？

简单来说，胡适希望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详细阐述二者间的优劣：“一曰，须言之有理。二曰，不摹仿古代人。三曰，须注重语法。四曰，未作没病之娇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炼字。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话。”

正因为胡适的这篇文章切中要害，让陈独秀以“白话文运动”为起点，轰轰烈烈地发起了“新文化运动”。

作为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胡适，却被一些“老顽固”骂的狗血淋头。其中就有国学大师黄侃，包括辜鸿铭教授。

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非常好奇，因为白话文比文言文更加通俗易懂，书写起来也比较简单。但为何当时胡适、陈独秀推广白话文时，却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呢？

白话文，即为用白话写成的文章，也称语体文。文言文，即为“中国古代汉语”，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是书面语，古人日常口头交流还是使用白话）

胡适是白话文的积极提倡者，同时提出“我手写我口”的论调。因为中国幅员广阔，各地方日常所使用的方言彼此差异很大，仅汉语方言就可分为数十种。

“白话文运动”的主旨是结束文言文在书面语中的统治地位，让人们通行的口语经过规范化的提升进入书面语，从而取代脱离实际生活的文言文。（出自——朱麟公编定《国语问题讨论集》）

1916年9月，胡适开始参与了《新青年》的撰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

起初，《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后来胡适又把文章同时寄给了远在北平的安徽老乡，陈独秀。

陈独秀读了这篇《文学改良刍议》后，拍案叫绝，称赞它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坦言：“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这个桥段也体现在《觉醒年代》中。

而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也在这篇文章的推动下，迅速席卷大江南北。

1917年5月，胡适拿到了博士学位，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的教授。回国任教之前，胡适已经撰写了好几篇有关白话文运动及文学革命的文章。例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更是提出了“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大力推广白话文写作。

到了北大，胡适主要负责教英国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哲学史。大学选修过哲学史的同学应该清楚，这门课程堪称“催眠神课”。想学好它，需要我们拥有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授课老师一般都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当年胡适才26岁，同学们都不认为他能教好中国哲学史。反观胡适丢掉书本，以点带面，从可靠的史料讲起，一举打破了陈腐的教课思路。

著名历史学家，胡适的得意弟子顾颉刚评价：“胡教授的理论知识储备，那可真是让人惊得舌头都伸出来半尺长啊。”

有着“北大奇才”之称，日后成为中国台湾教育界龙头老大的傅斯年，听了胡适两回哲学史后，觉得他的讲法没有问题。傅斯年还特意告诫那些想闹事的学生：“这个人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傅斯年是北大学生会会长，很有话语权）

就这样，26岁的胡适，成为了北大最受欢迎的教授之一。而北京大学也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的引领下，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一开始，白话文推广非常顺利。1918年，教育部公布了1913年审定的“国音”以及标注这种“国音”的注音字母；1920年，教育部下令，改小学“国文”课为“国语”课，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必须教授注音字母与“国音”。

“国语”课的内容不再是原先的文言文，改为语体文。

那既然白话文推广如此顺利，为何在《觉醒年代》里，胡适与陈独秀推行“新文化运动”时，却遭到抵制与阻挠呢？

陈独秀曾说过：“打倒孔家店”，欲全面否认儒家学说。陈独秀喊出这句话，无疑得罪了一大帮的旧派文人。在这些“老学究”心里，儒学乃国家之本。儒家文化被抛弃，就是动摇国本，一大批“教授”就得失业。

俗语说，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都没饭吃了，精神信仰也被剥夺了，那能不阻挠吗？于是新旧两种思想爆发激烈冲突。

鲁迅在1918年创作的《狂人日记》，即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则将这场思想冲突推向了高潮。

到了1919年，这一年发生了几件大事。2月，旧派文人林纾发表了两篇小说《荆生》和《妖梦》，里面丑化了北大校长蔡元培，外加新文化运动的骨干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等人。

还有些人编造谣言，说陈独秀暗地去妓院嫖娼。他们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施压：您蔡先生不是正在提倡成立“进德会”么，里面的会员不都相约不赌不嫖么？如今陈独秀公然嫖娼，您作为校长，不想说点什么吗？

蔡元培清楚陈独秀的为人，肯定不存在嫖娼。但是陈独秀说的那句话引起众怒，为息事宁人，陈独秀主动放弃北大文科学长的位置，回到上海谋求发展。

眼睁睁看着陈独秀被逼走，钱玄同等人坐不住了，他提出废除汉字，像西方一样改用字母文字。

周恩来：“没有钱玄同等前辈锲而不舍的追求，也许我们现在还无缘享用汉语拼音和标点符号之恩泽。

林纾、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纷纷下场回应，称白话文是“数祖忘典”，文言文字少言精，是为正统。

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一次，黄侃在课堂上借举例骂胡适：“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

胡适则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们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言简意赅，然后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1919年5月，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场学生运动让白话文成为主流，“新文化运动”获得决定性胜利。

1921年，白话文运动到达最高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结果，就是郭沫若出版的诗集《女神》。《女神》开创了一种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完全摒弃传统五言七言诗体。

胡适对《女神》被评价为“对汉语新诗诗意生成的语言逻辑结构‘影响’最大的诗集”。时至今日，《女神》依旧是中国语言文字中的精粹。

至此，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大家日常口头交流与书写时的主要载体。

究其原因，白话文让更多的人通过简单的学习就可以进行读写。可是想要流利地读写文言文，需要一定的文学基础。

竹简、纸张在古代都是很昂贵，用单音节的文言文记录信息，可以极大地节省信息运输、保存成本。

封建时期，文言文发展的过程中相对稳定，与白话文（口头语）差距过大，使语言的实用性大打折扣。

加上教育制度存在壁垒，寒门子弟会写自己名字就不错了。人们如果想进行书面语的创作，就必须先系统地学习文言文，脑袋里要有两套完全相差甚远的语言系统，这无疑对书面语的写作，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白话文是以当下人们的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形式，人们写作的时候不必采用另一套汉语系统，这是白话文最大的实用之处，也更利于推广，提高受教育率。

之所以白话文推广遭到当时文人抵制，原因也很简单。20世纪初期，各种文化运动应运而生。由于封建君主专制被推翻，整个中国洋溢着一股破除封建主义的思潮。

文言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是首当其冲，一大批受新思想影响的文人开始倡导“废文言，兴白话”。

当新派势力登上舞台，势必会与旧派发生冲突。白话文最终目的是取代文言文，那帮“老家伙”肯定得玩命的抵制白话文，不然的话，自己的地位必将跌至谷底。

转眼已过百年，历史有它自己的走向。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文言文已经脱离实际，最终，在胡适等人的倡导下，白话战胜了文言，取得了在书面语中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