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在上海滩的“小兄妹”——王秀珍摘自：顾保孜著《中南海人物春秋》王秀珍，一个极普通的女孩，在校期间形成了她不甘寂寞和冷落的性格。王秀珍，是一个极普通的名字。据调查，光在上海一个地方，叫这个名字的女人有上百个。而本文所要介绍的这个王秀珍，原来也同那些个默默无闻的王秀珍们一样普通。然而风云突变，中国大混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这个极不起眼的主人公却拔地而起，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时声名显赫，成为当时上海人所熟知的“马、徐、王”中的那个“王”……王秀珍，1934年11月17日生于辽宁省一个偏僻的农村家庭，她家有姊妹六个。后来，死的死，卖的卖，小王秀珍成了长女。由于家里太穷，她没钱读书，整天还得去挖野菜、拾柴火，有时还带着几个小妹妹去捡煤块。她看到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在学校里蹦蹦跳跳、进进出出，心里非常羡慕，盼望着有朝一日也能像这些孩子一样，到学校读书识字。新中国成立以后，16岁的王秀珍进了辽阳纺织厂当工人。当时，她正值豆蔻年华，是人一生中最好的年龄。她活泼好动，朝气蓬勃，工作上也很积极。时间不长，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又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很快，她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辽宁省人民代表。生活对于年轻的王秀珍来说是美好的。她是随着共和国的成长而不断成长、成熟起来的，在实践中，她慢慢体会到，自己之所以能活得这么愉快，家庭只靠她一个人就供养下来，完全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1952年9月，王秀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初，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的王秀珍并没有满足已经取得的成就。解放前，她只上过两年小学。到了工厂以后，她在夜校补习文化，终于达到高小水平。1956年8月，她拿着厂子里开的介绍信，只身南下，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王秀珍同志确在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85分，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项制度，请予报考是盼……”结果，王秀珍考上了纺织系统的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她开始时又高兴又新奇，毕竟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有许多东西她连听都没听说过。刚入学时，她由于基础太差，学习成绩比较落后，但是，她不气馁，不懈气，抓紧一切课余时间学习。看得出她非常重视这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经过不断努力，她的学习成绩终于稳步提高，每一学期都比前一学期有进步。到了毕业那学期，她的成绩在班上已经名列前茅，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在纺织工业学校，她由于是党员、劳动模范，又当过省人民代表，于是从一开始，她就担任学生干部，像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都干过。她本来不太愿意做这些“官”，她重视这次学习机会，不愿过多参加社会工作，只想埋头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但时间一久，她也慢慢习惯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些经历为王秀珍日后的“出人头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我们当然不能说当过人民代表、学生干部一定就会参加动乱，但对王秀珍来说，这些活动可能增强了她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此外，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会使她变得不甘寂寞和冷落。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失落感是怎样促使王秀珍跳出来，第一个对上级张贴大字报的。如果一个女人平时深居简出，沉默寡言，那就很难想象她会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喊“造反有理”。也许，王秀珍的性格和经历注定了这一切。王秀珍对新的工作岗位大为不满，心中充满失落感，而“文化大革命”恰是使她重新燃发青春的炸药。1960年8月，王秀珍经过四年的校园生活，从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由于她是从社会上考进学校的，社会阅历比较丰富，所以在她身上很难看到后来的大、中专学生刚毕业时的书生气和浪漫味，毕业不到一年，她就结婚成家了。实习期满后，王秀珍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正是在这里，她对厂党委产生了不满的念头。
刚来的时候，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但她很快发现，这儿的生活不尽人意：她上中专之前，已是副厂长，月工资79.30元，而毕业之后她的月工资只有79.20元，比以前还少了一角钱；临进厂的时候，她以为自己干过那么多的社会工作，又是党员，安排个好工作不成问题，起码也能当个车间主任，却没想到厂党委让她管了一个时期的技术档案后，只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她接连生了两个孩子，既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负担太重，于是偶尔迟到早退，厂里知道后，批评她工作不负责任。不用说，劳模是评不上了，她也确实已经够不上劳模的标准了。这时的王秀珍，正经历着一个女人从上升到走下坡路的时期，一切都不如向往的那么美好，生活是如此的不如意……王秀珍一气之下，离开工厂，借调到纺织工业局管资料，想从此从工厂脱身，在机关混个一官半职。但厂里坚决不答应，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不到半年，她憋着一肚子的怨气，怎么走出工厂的，又怎么走进工厂里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王秀珍的生命就像一条崎岖的山间小溪，她此刻正静静地流淌在自己的历史中。是对现实的不满、怨气么？这是谁都有的，然而谁又能改变生活呢？生命就是你的河，所有的痛苦、烦恼、不满、呼喊、乞求都将埋入河里像泥沙一样沉积，都将被历史所埋没而仅看见静静流逝的河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也许王秀珍的生活就这样过下去了。我们看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代青年是怎样地对现实不满，而“文化大革命”又是怎样地利用人们的不满，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炸药，然后“轰隆轰隆”，两者一起走向死亡。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王秀珍、王洪文，还有其他许多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闯将们，都有着类似的经历和心理状态。而后，“文化大革命”的火已经点燃，烧遍全中国，烧到国棉三十厂。雪片般的大字报纷纷被贴到厂墙上，没几天竟贴了上千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的内容，除了表态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外，大部分都是对准厂里的私方人员。国棉三十厂原来是一家名叫“仁德纱厂”的私营工厂，新中国成立初期，民营工业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实行公私合营，厂子里还保留了一些私方人员。打倒这些私方人员对厂里有利，因而厂党委对这些大字报不慌不忙，天天嘴里叼根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下面转来转去。他们还成立了大字报组，给贴出的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一张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使王秀珍成了厂内的风云人物。遇到同是造反派的老乡王洪文，两人一见如故1966年6月11日，大字报组的几个人在编到“1051”号大字报时，不禁为上面的内容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张题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的大字报对厂党委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大字报分三个专题：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大字报的最后，签着11个人的名字，排在最靠前的，是“王秀珍”三个字。这下子，王秀珍成了厂里的风云人物。他们十几个人贴的大字报，惊动了上海纺织局党委，于是7月20日，中共上海市委向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工作队来到厂里后，鉴于厂党委不能正常进行工作，决定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在竞选“文化大革命”主任的时候，王秀珍的才能和资历开始发挥作用。她不仅是厂里第一个敢造厂里反的大字报的主要作者，以前还担任过那么多的干部职务，还是党员，因而她在竞选中一举成功，成为“革委”主任。但是，“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在工作队领导之下的，工作队多是“保”字号人物，而王秀珍的理想是不断造反，从厂内到厂外。很快，王秀珍与工作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她借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举起了反工作队的大旗。10月28日，王秀珍前往上海市委接待站，去告工作队的状。刚走进大门，她听见背后有人在喊：“王秀珍！”王秀珍驻足，不知道是不是在喊她。她回过头一看，原来是她的一个老同学。她急忙走过去，同他寒暄几句。在她同学的身边，站着一个个子很高、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她只听同学介绍说：“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他是我们造反派负责人——王洪文。”互相问候时，王秀珍一下就听出王洪文的口音，原来他们是东北老乡！异地遇同乡，又都是各自厂子里的造反派头头儿，她感到非常亲近。她问王洪文他俩：“你们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吗？”老同学告诉她，他们也是到这儿来告工作队的状的。王洪文这时插话说：“我刚从北京串联回来，北京有最高指示：派遣工作队是错误的！”王秀珍一听急忙说：“这样吧，你抽空到我们国棉三十厂，给我们的造反派吹吹风，好不好？”“好的。”王洪文一口答应。他们说定，第二天下午，由王洪文到国棉三十厂给造反派们“吹风”。这是王秀珍与王洪文的第一次会面，也是他们合作的开始。从此以后，王洪文大胆造反，王秀珍紧跟其后；王洪文时刻不忘提携王秀珍，王秀珍也义无反顾地把自己与王洪文等人牢牢捆在一起，一起上天堂，一起下地狱……第二天下午，王洪文如约来到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这时，十几个造反派早已聚集等候了。王洪文给他们讲自己的北京之行，他说在北京，毛主席已经表态，刘少奇做出的派遣工作队的决定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的一席话把王秀珍和那些造反派们的情绪鼓动起来了，他们觉得自己受了工作队的欺骗，于是在王洪文指点下，他们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炮轰”工作队。王秀珍也决心不再当工作队属下“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她组织手下喽啰们，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1966年11月4日，这个“战斗队”在厂门口贴出了题为《一对宝货-工作队和厂党委》，把矛头对准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又率领着她的“战斗队”去揪人。她在前面领头，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来游街。这支“战斗队”大造声势，高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在杨树浦工厂区走了一圈儿。王秀珍他们的行动引起轰动，王秀珍的名字也打出去了。参加“安亭事件”，王秀珍连家和孩子也不要，竟然步行40公里从南京走到六合。11月6日，王洪文出席“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上海各造反派头头们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推举王洪文为司令。11月9日，“工总司”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王秀珍听到消息，立刻带领厂里100多号造反队员，坐着大卡车向市中心奔去，为王洪文捧场。但是这天的成立大会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本来在大会召开之前，“工总司”头头给上海市委提出三项要求，其中“通令”上海市长曹荻秋参加大会、接受批判。这样的要求上海市委当然不会答应。于是，“工总司”成立大会结束，王洪文决定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去告上海市委的状。听到这个消息，王秀珍急忙回家准备，以便第二天同王洪文他们一起去北京。丈夫一听表示反对。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平时在外面咋咋呼呼，出尽风头，可孩子在家里却受够了罪，很少得到母爱。如今她又要去北京，孩子怎么办？但王秀珍不顾这些，她的“革命”之心已定。她看到丈夫反对，一生气把孩子扔到邻居家里。天刚蒙蒙亮，王秀珍就起来，和她手下的造反队员们一起向上海北站走去。当时，车站挤满了“工总司”的造反队员，陷入一片混乱。不久，那些造反派们挤开车站检票口的大门，一齐涌进站台。他们看见是北上的火车就上，一会儿，所有北上的列车挤得满满的。王秀珍和她的手下也挤上了一列火车。刚上车，只听一声汽笛，火车就发动了。王秀珍透过车窗看到，“工总司”的其他队员被甩在后面。作为第一批北上告状者，王秀珍的心里非常激动。她开始想，到了北京，怎样去告上海市委的状。不料，火车开进南京后，就停在那里不动了。其时正是下午1点钟，从安亭传来消息说，王洪文的“工总司”所坐的列车，从上海出发，随后停在上海嘉定县内的安亭车站，“工总司”北上被阻，王洪文等人拦车卧轨，阻碍交通，“安亭事件”震惊中央，震动全国。“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去！”王秀珍坚决说道。随后，她和一部分造反队员下车步行，从南京到浦口，又从浦口走到六合。这时，从安亭又传来消息：“安亭事件”发生后，张春桥乘机抵沪，接见王洪文及“工总司”其他负责人，答应他们提出的五项条件，把事件的责任推到上海市委身上。这样，北上告状的目的已经达到。王秀珍决定返回上海。在张春桥的提携下，从此她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四人帮”的贼船。只要是“四人帮”干的坏事，她都有份11月21日上午，王秀珍接到王洪文的电话，说要给她引见一位领导，叫她速来。她一听，撂下电话就走，不一会儿，来到红都剧场。王洪文一看自己造反的“急先锋”来了，急忙叫她过来：“王秀珍，这是张春桥同志。”当时，张春桥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的副组长，比面前的两个年轻人职务高得多。王秀珍看着这个头戴眼镜、高深莫测的领导，一时不知所措。还是张春桥先说话了：“早就听王洪文同志谈起过你。你是党员，又是劳模，在革命运动中可一定要起表率作用哟。”王秀珍赶忙点点头。这时的张春桥，羽翼未丰，还在到处物色人才，他看到王秀珍的政治条件不错，又是妇女，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就真心实意地想把她拉拢过来。而王秀珍也不是傻瓜，她知道跟着张春桥、王洪文干有一定风险，但如今张春桥头顶中央，脚踩上海，是通天的人物，跟着他干不会吃亏。王秀珍很快就尝到了甜头。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时，她立即起来夺权，成了国棉三十厂的一把手。2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张春桥点名要她，把她调入“革委会”当副主任。这样，王秀珍在造反派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排名仅次于王洪文。只是由于她一心一意地听张春桥、王洪文的话，对王洪文服服帖帖，亲密合作，所以王洪文并不介意，反倒对她另眼相看。
写到这里，我们的叙述开始有一些困难，因为自从王秀珍当上革委会副主任后，她的所作所为总是与王洪文等人，特别是徐景贤、马天水联系在一起。在他们所做的这些坏事当中，有的她只是参与，有的则充当了主角。我们可以说，只要是“四人帮”在上海所犯的罪行，王秀珍都参与了：“一月革命”以后，她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长曹荻秋和市委常委、市人大和副市长是“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在党的“九大”上，她又伙同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编造《陈毅反动言论小集》，散发给与会代表，诬陷上海的老市长陈毅“投降帝修反”，“包庇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又参与了在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的试图策动武装叛乱的事件……但王秀珍毕竟有自己的“个性”，不会完全混同于其他人。她深知自己的权力是张春桥、王洪文给予的，所以她为他们做起事来格外卖力。1967年1月和1968年4月，上海人民两次揪起“炮打张春桥”的斗争，张春桥为此惊恐万分。特别是第二次斗争，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等大学的一些人居然把张春桥在30年代反对鲁迅的事搬出来作炮弹，这使张春桥非常害怕，因为一旦这件事传出去，他的政治生命就完了，于是他急令上海市“革委会”镇压。王秀珍深知他的难言之隐，就急忙跳出来为他“解难”。1968年9月4日到6日，王秀珍和徐景贤带着一些人，对上海市26所大专院校的教授、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非法搜查，以便找到“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王秀珍还亲自到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检查和部署，非法检查了共1万多人。这还不算完，1970年到1971年，王秀珍又多次部署大专院校追查、迫害反对过张春桥的干部、群众。她指示说：“要深挖炮打根子”、“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在她的指使和指挥下，光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六所院校，遭受迫害的就有400余人，其中被逮捕、监禁128人，迫害致死5人，逼疯3人。在张春桥的策划下，王秀珍与其他“小兄弟”一跃成为中央委员张春桥很快就被“感动”了。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召开以前，选举“九大”代表的时候，上海市委很快就内定了一个名单，张春桥看了以后直皱眉头：“＇工总司”是上海老造反的主体，“九大＇代表只一个王洪文，太少了！”这样，王秀珍和其他“工总司”造反派负责人的名字被写进名单。王秀珍做梦也没想到，在“九大”会议上，她不仅能被选为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大会选举结果，她与王洪文、徐景贤等人都一跃而为中央委员，地位骤然上升。在1973年召开的“十大”会议上，王秀珍仍然“鸿运高照”，继续当选为“十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中央委员，由此她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权力的顶峰。尝到甜头的王秀珍对张春桥、王洪文更是死心卖命。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的妹妹张佩瑛在上海一家医院动手术时忽然死亡。事故原因是手术前麻醉时，医生方兆麟过于紧张和疏忽所造成的。很显然，这只是一起医疗事故，但是上海市革委会的负责人还是向张春桥打电话，请示指示。张春桥表面上提出三点，即：一、丧礼要尽量简朴，不要超过一般的工作人员；二、不要去整这次医疗事故的医生；三、不幸的消息暂时不要通知母亲。但私下里，他写信给儿子，要上海市革委会调查这件事。当王秀珍从张家得知“指示”后，立即向几个头头传达，决定成立调查组，调查张佩瑛死因。这个由上海市文教组、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第一医学院组成的调查组，经过仔细调查分析后认为，这次事件纯属医疗事故，方兆麟医师从未有过政治问题。但是王秀珍对这个结论非常不满，她认为这个调查组严重右倾。张春桥妻子也秉承丈夫的旨意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张春桥对妹妹的死非常难过。王秀珍一听就明白了，她把调查组负责人叫来，狠狠地批了一顿，然后提出，调查组要加强力量，必须从工宣队调一些人来充实。她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授意，要求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对待这件事。在王秀珍的直接指挥下，这个调查组干出了一件又一件荒唐事。新的调查组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王秀珍把负责人找来，说：“这个案子很重要。前些时候，春桥同志来信，让市委不要太费心，这是他的谦虚。我们必须好好干，必须查清这次事件的真相。”过一会儿她又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可以说张佩瑛同志死于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你们要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待问题。要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查清！”有了如此严厉的指示，这个调查组于是便开动脑筋，发挥想象力，有缝就查，有洞就钻，“发现”了方兆麟及其亲友的一大堆“罪证”：一会儿他们说方兆麟妻子用的打字机是为了方便搞间谍工作的发报机；一会儿又把有人往方家送大黄鱼引申为是方兆麟的同案犯；忽而认为妻子是丈夫的同谋，忽而姐夫又成了真正的杀人凶手。所有这一切“罪证”荒唐离奇，让人忍俊不禁。对此，方兆麟坚决不承认。但在淫威之下，他完全绝望了，于是给妻子写了催人泪下的“绝命书”：我没有故意去陷害张佩瑛同志，这是肯定的。处理是组织上的事。要自己保重身体。对不起您。孩子设法养大，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有困难找兄姐帮忙一下。我办公室右手抽斗信封中，有一百三十元，是我平时积下的（钥匙在学习班处）。王秀珍短白大衣在麻醉科柜子里。把业务书和杂志都卖掉罢！剩一些政治书就行。因为方兆麟的坚决不承认，调查组始终查不到“精心策划谋害张佩瑛”的证据。王秀珍对此非常恼火。因为完成不了这项“任务”，她就无法向“春桥同志”交代。最后实在无奈，她下令把方兆麟无限期地关押在秘密监狱里。眼看着一个无辜的人就要一辈子过铁窗生活，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75年秋，周恩来总理得知了这件事，就把张春桥叫来对他说道：在医疗界出医疗事故是难免的，医生要吸取教训。但是，因为死者是你的亲戚，你就那样做，恐怕不妥。一席话说得张春桥无言以对……不久，方兆麟就获释出狱。这一连串的变化，使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王秀珍目瞪口呆，不知道如何应付。王秀珍还没意识到自己所靠的是座“冰山”。时光已经流到1976年4月8日。这天凌晨，睡得正香的王秀珍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她摸起电话，是王洪文从北京打来的。王洪文告诉她，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上海必须立即抓紧训练民兵，以备后用。王秀珍明白王洪文的意思，江、张、王、姚已经给上海市革委会提出组织训练民兵，王秀珍他们也早就开始准备了。这次王洪文一提醒，王秀珍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指示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加紧训练，并进行演习。她还为这些民兵进行战前动员：现在形势复杂，斗争是长期的，今后会更复杂、更激烈。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一派磨刀霍霍之声，使人难以相信此话竟出自一个女人之口。但是当1976年10月13日，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从北京返回上海时，他们的杀气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王秀珍走下飞机舷梯的时候沉默不语，如同霜打的茄子。她的靠山们倒了，她从此无依无靠了。1982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王秀珍反革命案。她坐在被告席上，眼睛收回了往日的凶焰和亮光，她穿一件的确良衬衣，扣子系到脖颈，梳一般妇女常梳的剪发头，绝望地望着地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