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于1985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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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突破——鲁迅小说研究之一·
【程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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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的小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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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小说观念中，小说一向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正统文人轻视排斥，他们把小说看成是“小道”、“末枝”、“君子弗为”的文学的“末流”，不能登文学正宗的殿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是以‘君子弗为也’ ”。班固把先秦诸子之书归纳为九流十家，小说不入“九流”，虽列在“十家”之末，然“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班固:《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实际是把小说排除在“十家”之外。由此可知小说的文化地位之低下。鲁迅曾如实地指出:“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鲁迅全集》第9卷:《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鲁迅全集》第9卷:《中国小说史略·序言》）。
我国有丰富、完备的文论、诗话、词话，唯独对小说，除了有吉光片羽的评点，却无系统的理论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小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出现了大量的“志怪”、“志人”小说，但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齐梁时代刘勰著的《文心雕龙》对各类文体的演变和发展，都列专篇作了比较详细论述，唯独把小说排斥在外，未列专篇，只在《谐隐》篇中提到一句:“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尽管在元末至清初的三百年间曾经出现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古典小说的繁荣，但在文学观念上，小说从未取得过与诗歌、散文并驾齐驱的地位。文评家们可以为孔丘、庄周、屈原、杜甫、李白等作家、诗人写出翔实的评传，而对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等小说家，连他们的生卒年都难以断定，其生平事迹更无从考查。在封建社会中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真是十分低下。从历史的记载看，自《汉书》而后，虽有不少史书把宋元以前的小说目录列入《艺文志》或《经籍志》，但却排斥于“可观者”之列，不能跟诗歌、散文等其它文学样式相提并论，更不得与彪炳堂皇的经书、史传同一而语。至宋元以后的白话通俗小说，绝大多数史官乃至编录“书志”的文人，避之犹恐不及，根本不肯给它们记下片言只语。偶有破例，则必定招致非议。像明代的文献学家、藏书家王圻，仅仅在《续文献通考》中记下了《水浒》等的目录，就遭到周亮工所谓“罗列不伦，何以垂远”、“谬甚”的嘲讽和攻讦。再说小说创作，也一贯被视为雕虫小技。编撰小说的布衣文人纵然做出“成绩”，甚或得到某些统治者的赏识，也没有一个写进史书“文苑传”的。连某些封建士大夫“作意好奇”地写了点小说，也往往被骂做“浮薄轻佻”之徒，例如清代著名的乾嘉学者钱大盺在他的《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文人勿相轻”条说:“唐士大夫多浮薄轻佻，所作小说，无非奇诡妖艳之事，任意编造，诳惑后辈……宋元以后，士之能自立者，皆耻而不为矣。”清代的吴敬梓写了部《儒林外史》，连他的朋友陈晋芳也为他惋惜，在悼念吴敬梓时，竟感叹道:“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陈晋芳:《勉行堂诗集》第2卷《春帆集·怀人诗》，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更有甚者，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有时竟连读小说或者引证其故事，也要遭到斥骂，乃至闯下大祸。清圣祖玄烨，就曾经深恶地指斥:“淫词小说，人所乐观，实能败坏风俗，蛊惑人心。耿见乐观小说者，多不成才，是惟不无益，而且有害。”(见《清实录》(五），《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雍正年间的官僚郎坤因在奏章中有“明如诸葛亮，尚误用马谡”之语，结果被加上“援用小说称奏”的罪名，受到“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发落”的处罚。
上述种种情况，用近代小说研究者黄摩西的话来概括，那就是:“昔之于小说也，博弈视之，徘优视之，甚且酖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于缙绅，名不列于四部；私衷酷好，而阅必背人，下笔误征，则群加嗤鄙。”(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为什么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正统文人要轻视和排斥小说呢？五四前后，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有的说，中国是封建礼教国，连文学作品也用封建礼教的观点看待，例如古来学术界对于“文以载道”的诗文，被认为是正宗的，加以赞美，对于一般与主流思想和经典文化没有关系或与封建礼教相冲突的词曲、小说，就认为是下流的，加以排斥。有的人认为小说大多写的是男女之情，因为小说本身的内容问题，所以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正统文人当做是“闲书”，甚至是“诲淫诲盗”的书。也有的认为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实用性和道德教化。而小说在当时被认为缺乏这方面的功能。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使神话和传说难以得到发展，因而影响了小说的繁荣。还有的从读者对象来说明问题:以前只有古文、诗、词可以算作文学，小说等类东西只是给“下等人”消遣的，算不得文学。总而言之，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小说被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正统文人视为“不正当”的文学形式，被认为缺乏正统的文化价值，所以一直被轻视和排斥。
上述看法，都说出了问题的某一方面。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封建势力过于雄厚。有人说小说是市民阶层的文学。这说法虽然不甚科学，但倒有其合理的内核。在旧社会，小说的主要对象是市民。我国由于经济落后，城市不发达，市民阶层不够强大，所以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政治也是个重要的原因，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以诗文取士，知识分子都以文章为进身之阶，小说就不为人们所重视了。此外，我国封建统治者的思想控制、审查制度很严，对小说的主题和内容有所限制，对小说的创作和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而使小说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同时，由于经济落后而带来的文化落后，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能力低下，也不能不影响到小说的发展。鲁迅指出历来的封建统治和清王朝轻视小说，严重阻碍小说发展的恶果:“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扭转轻视小说的现象，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的。鲁迅准确地指出了这种改变小说观念的历史:“中国久已称小说之类为‘闲书’，这在五十年前为止，是大概真实的。”(《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总退却>序》）。鲁迅说50年前为止，可推为19世纪80年代以前，那正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活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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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启超等人的小说观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伴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大量输入中国，引起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离开原先独自向前滑行的轨道，开始汇入世界近代历史发展的总体行列。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动。这一趋势在甲午战争后愈加强烈，并引发了旨在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全面变革中国社会的维新变法运动。与维新变法运动相呼应，在文学上由这场运动的主将们倡导并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对传奇、杂剧改良的倡导，以及“白话文运动”应时而兴。其中“小说界革命”是一场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革新运动。
“小说界革命”对于中国小说发展最突出的影响是在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变革上。早在“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以前，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他们合写的《本馆附印说部緣起》中就认为:“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其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緣起》，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这里，严复、夏曾佑论述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及其重要性，标志着近代小说观念转变的开始。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表达了他的新小说观念:“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在该文中，梁启超推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极力强调小说的社会政治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这振聋发聩的呼声，一扫把小说视为“小道”、“末枝”、“不登大雅之堂”的传统小说观念，第一次把小说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提到如此惊人的高度。
梁启超不仅从小说最善于反映社会生活、最能满足人类认识社会的需要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社会价值，而且从小说有“薰”(即薰陶、感染。小说具有薰染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浸”(即浸入、浸入人心。小说具有浸入人心、感人至深，使人读后长久不忘的作用）、“刺”(即刺激、激励。小说具有刺激人的心灵、激发人的感情的作用）、“提“(即提高、提升。小说具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人自身的内在力量的作用）四种力，最能吸引人、感动人的角度，肯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从而给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
梁启超为反对传统的小说观念倡导“小说界革命”，在历史上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但“小说界革命”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都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所承载的小说形态转换的历史任务远远没能完成。在理论和实践上，它还存在一些偏颇。首先，梁启超从理论上概括了小说的社会功能，但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认为只有小说才能改良“群治”，俨然小说是超越一切之上的文学，大有“小说救国论”的意味。他的反传统小说观从一个极端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片面性观点指导下小说可以兴邦定国，也可以是产生社会弊端的祸根。其次，梁启超从启蒙主义思想家的角度看问题，揭示小说之支配人道有“薰”、“浸”、“刺”、“提”四种力，说明了小说的形象性特点并由此而产生的感人力量和教育作用，但他过分强调“政治小说”的教诲作用，或多或少忽视其审美品性，导致一时“政治小说”的致命短处，即如黄遵宪所说缺乏“小说中之神采之趣味”。(黄遵宪:《致梁启超》1902年11月，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再次，在小说创作与艺术传统的关系上，梁启超看到了古典小说的思想倾向难以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新小说”，“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倡导寄托“政治之议论”的“政治小说”，但他不分良莠，甚至以良为莠地斥责古典小说“诲淫诲盗”，“陷溺人群”、“含有秽质”，“含有毒性”，表现出虚无主义倾向，不利于小说创作在革新思想倾向的同时，建立新鲜的民族风格。尽管如此，在梁启超夸大小说作用的偏颇中，包含着合理的思想内核:他将小说的作用与“新民”即改造民族灵魂、塑造新的民族性格联系起来就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历史性的命题。从此，被人们当做消遣品的“闲书”——小说就与中国民族觉醒、奋起的伟大事业取得了血肉的联系。应该说这是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第一个新声，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有力的扫荡。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鄙薄小说的传统观念、确立了小说在文学领域中的正宗地位，鼓舞了一大批作者自觉地去进行创作，从而促进了一批揭露时弊、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作品的产生，促成了晚清小说的空前繁荣和普及。根据阿英《晚清小说目录》的不完全统计，成册的创作小说多达100余种，翻译小说600余种。小说阵地和专业创作队伍迅速扩大。
继梁启超之后，又有狄楚卿的《论文学上小说的位置》、陶佑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金松岑的《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等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小说理论家们反对传统的小说观，犹如巨石投湖，波澜层层扩展。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小说理论家们如王无生、黄摩西、徐念辞等提出了一些比梁启超更公允、更科学的小说艺术观念。王无生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表示要“殚精极思，著为小说，借手以救国民，为小说界中马前卒。”这篇《史论》从体式方面探索各种类型小说的源流，从作家的创作动机入手，阐明我国古典小说的思想意义。他把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创作动机概括为三:“愤政治之压制”，“痛社会之混浊”，“哀婚姻之不自由”。(王无生:《中国历代小说史略》，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他对《水浒传》、《西厢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作了不同凡响的评论，高度评价了它们的社会政治价值，以一种民族自豪感取代了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的虚无主义。黄摩西比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在《小说林·发刊词》中他指出:“昔之视小说也太轻”不对，“而今之视小说又太重”也不妥，对梁启超的视小说太重的偏颇提出了批评。徐念辞的《余之小说观》和黄摩西的观点相呼应，对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进行了同样的批评。比较起来，徐念慈的态度更为冷静，持论更为深刻。他的这篇论文的第一节《小说与人生》这样说:“昔冬烘头脑，恒以鸠毒霉箘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而今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唯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徐念慈:《余之小说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徐念慈认为“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唯有社会始成小说”，这个观点已经不是一般议论小说的社会作用了。它说的是小说和社会的关系。“唯有社会始成小说”是一种文学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不仅正确，而且比较深刻。这是那个时代小说观念的一个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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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鲁迅的小说观
鲁迅继承和发展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小说理论的合理的思想内核，又接受了外国和我国五四时期前后进步的小说理论，在他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早期的科学小说观。
鲁迅早期的科学小说观主要体现在科学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上，以及他对科学小说功能的理解上。
鲁迅对科学小说的热情始于20世纪初。他通过翻译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等作品，将科学小说引入中国，并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大量的改写和调整，以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
关于科学小说的社会功能，鲁迅认为，科学小说在启蒙读者、改造国民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在《月界旅行·辨言》(文见《鲁迅全集》第10卷:《译文序跋集》）指出:科学小说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能够使读者”获取一斑智识，破除遗传的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鲁迅是我国译介《月界旅行》、倡导科学小说的第一人。他这样做，是为了改变我国古典小说“言情谈故刺时志怪”所占据的状况，弥补“今日译介之缺点”，引导“中国人群”前进。鲁迅这个时期，接受了西方科学文明，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把小说和科学结合起来。
早期的鲁迅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从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出发，鲁迅把文艺看成是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改造“国民精神”、改造社会的最重要、最有力的武器。1902年，鲁迅到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爱国运动高涨时期，鲁迅站在革命派一边，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展辩论。同时，鲁迅想以科学为武器，拯救贫弱苦难的祖国。他热情介绍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中国的地质和矿产，翻译科学知识小说。鲁迅当时认为科学是启蒙的工具，倡导科学可以推动祖国的革新。因此选择了学医的道路。他说:“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后，救治像我父亲似的病人被误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自序》）。但事实却使他痛切地感到，在当时，“医学并非一件要紧的事”，医学不足以救国自强，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封建势力的严酷统治，不仅使祖国贫弱落后，而且使国民精神麻木愚昧。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认为要救国自强，最重要的是“立人”，只有启发民众的觉悟，改变国民的精神，才是“第一要著”，“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自序》）。在这里鲁迅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把改变国民精神当做“第一要著”的头等大事，而文艺是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首要武器。他的弃医从文即是想从医治人们的身体转到医治人们的思想。很明显，鲁迅从事文艺运动，是为了改造国民的精神，做思想发动的工作，自觉地将文艺运动同民主革命的启蒙运动结合起来。当鲁迅筹办《新生》文艺杂志没有实现以后，他便从1907年开始，致力于介绍和翻译外国文学，特别致力于翻译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作家的富有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叫喊和反抗”的小说(《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之所以倾心于译介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小说作品，就是“要传播被虐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鲁迅全集》第1卷:《坟·杂忆》），“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一开始就是把文艺当做思想启蒙，改良社会，服务于民主革命事业的工具来使用的。他的这种为民主革命服务的启蒙主义文艺观，在整个旧民主主义时期达到了可贵的高度。在日本，他除了把主要精力从事翻译外国作品和撰写文艺专论外，还写了《斯巴达之魂》、《怀旧》等小说。鲁迅以自己一系列的文学实践活动，体现了他早期的文艺观。
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是在1919年五四前后。他从事小说创作，有鲜明的革命目的。1922年，鲁迅在结集《吶喊》的时候，曾说到这些小说创作的目的，是要“吶喊几声，聊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又说:“既然是吶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鲁迅全集》第1卷:《呐喊·自序》）。1932年，鲁迅在回顾总结这些创作时，更明确地指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这里提出的“遵命文学”的命题,可以说集中体现了鲁迅小说观的倾向性和战斗性。所谓“遵命”,鲁迅明确地说,是遵那时革命前驱者的命令。这个革命前驱者的命令，当然不能庸俗地理解为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的体现，也就是站在时代前列，代表着社会前进趋向，并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具体地说就是彻底反帝反封建。鲁迅那时的小说正是遵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之命的“遵命文学”，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文学。
1933年，鲁迅在回顾“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又进一步指出:“说到‘为什么’ 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对自己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定了“为人生”的宗旨。“为人生”，这个文学主张，我国和外国的现实主义作家都曾经提过，不是什么新口号。但鲁迅的“为人生”是和“为艺术”相对立的。他以改造“人生”为目的，具有明确的文艺功利主义。改造人生，就是改造人们的思想，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所以“为人生”不是抽象的文学主张，也不是笼统的所谓“人生”，而是以中国社会和现实以及人民为具体内容的。那么，怎样“为人生呢”?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全集》第4卷:《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说得很分明，他写病态社会的不幸人们，揭出他们的“病苦”，目的是在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启发大家去寻找病根，改造产生这病根的“病态社会”。
鲁迅“为人生”的小说观同封建士大夫阶级视小说为“闲书”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而他的“启蒙主义”和资产阶级轻视劳动群众的启蒙主义也完全两样，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知道，所谓“唤醒国民”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去唤醒民众，自以为是民众的救世主。鲁迅并不如此。鲁迅曾明确表白:“我便也不很喜欢去‘唤醒国民’，这一篇大道理，曾经在槐树下和金心异说过。”(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无题》）鲁迅寄希望于人民“自己觉醒”、“走出”、“开口”。因此，鲁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在人民自己来创造文学之前，以笔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画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鲁迅全集》第7卷:《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以小说做号角，唤醒麻木的群众，以小说做工具，“改造民族的灵魂”，促进民族的自我反省与批判。
鲁迅视小说为革命“呐喊”、“为人生”、为“改造民族灵魂”的一种工具，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但又深刻地指出，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其社会作用是以文艺的艺术审美特征为基础的，它离不开文艺的艺术审美特征去空谈社会作用。鲁迅后期论木刻艺术有一段名言:“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鲁迅书信集》下卷:988致李桦》1935年6月16日）。 鲁迅恳切地希望作家和艺术家，注意文艺的艺术审美特征，要按照美的规律去创作，“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文艺的社会作用，否则，抹杀文艺的特点，违背文艺的规律，也就会斧形虽存，却不锋利，不能起到工具的作用。
鲁迅在批判文艺超政治、超功利的观点的同时，明确反对抹杀文艺的特点。在1928年至1929年间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在作品中“填进口号和标语”，把文艺变成一种简单化宣传工具的倾向，指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色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鲁迅全集》第4卷:《三闲集·文艺与革命》）在这里，鲁迅科学地阐述了文艺与宣传、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肯定“文艺是宣传”的同时，突出地强调不可忽视文艺的艺术审美特点。鲁迅针对那些轻视艺术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的弊病，提出文艺创作“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引文出处同上）。毫无疑问，这是使“斧”锋利，使文艺具有强大艺术力量的正确途径。
鲁迅的为人生、为改良人生、为改造民族灵魂、为革命吶喊的小说观，既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又非常重视小说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启蒙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的小说观，是现代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历史产物，是对传统小说观的一大突破，一次革命，不仅决定着鲁迅小说的创作方向、创作题材、创作特点，创作面貌，而且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202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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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凯华】湖南邵阳学院中文系原系主任、教授、全国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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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径文学社肖殿群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