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着重于结合国内外各种力量，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则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其初步目标便是解除不平等条约所加于中国的重重束缚——收回关税自主权，收回租界与租借地，撤废外人在华所享有的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外军在某些地区的驻扎权及撤除外国在中国所设置的邮政、电台等设施。这也就是1925年3月，孙中山临终前遗嘱中所谆谆寄望国人尽速完成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任务。

1926年，北伐开始，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随之推动。所谓革命外交就是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解决中外之间不平等条约关系中的外交问题。在不顾及过去不平等的条约、协定与惯例的前提下，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大支持下，胁迫或半胁迫对手重新订约，以达到外交谈判的目的——撤除外国在华优越地位。

后来成为著名国际法专家的周鲠生当时力推“革命外交”，他总结革命外交“的要义”：第一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必要的时候“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非如此不能破除纷杂的不平等关系。第二是“利用民众势力”。革命外交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而不全靠外交家的折冲。最后是革命外交“必是主动的，攻势的”。具体言之，就是对外不要“怕事、省事”，要知道“生事”，即“遇事生风”和“小题大做”。要敢于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触动列强的既得权利和地位。中国今日所需不是绅士式外交，“正是流氓式的外交”。

换言之，就是无视一切被视为“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和承诺，无视其到期与否，直接将之废除或不予承认，强迫原条约国家重新谈判订立国人认为平等的新条约。

随着北伐的推进，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也付诸实践。在北伐过程中，国民政府收回了海关附加税权力，收回了九江和汉口的英租界。在北伐成功后，又迫使列强接受对关税主权的谈判。

不得不说，国民党“革命外交”的目标是爱国的，正义的。但落实到现实上，因为当时中国国力的孱弱，虽有出发点爱国正义的想法，但一旦付诸行动，则引来了极大的麻烦，造成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