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杜甫乃出身于一个世代衰微的佞臣家族。他的曾祖父杜曾在唐高祖武德年间,曾为集贤校理掌书记,官至正宗之职。然而到了杜甫的祖父杜佑那一代,家族开始走向没落。杜佑本是一介书生,权倾朝野,却因在武则天临朝末年触怒了皇帝,遭到株连整个家族受到牵连,导致门楣从此萧条。

杜甫的父亲杜搏早年即贫困潦倒,不得已只能在陕西凤翔一带谋生。那时唐朝正值安史之乱,战火蔓延,流民四散,杜搏一家也在这场浩劫中家破人亡。据杜甫回忆,在他5岁那年,家中就已经穷困潦倒,无处容身,只能靠着父亲在一个小县里谋得微薄的教职勉强度日。

杜甫从小就生活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之下。早在襁褓之年,他就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巨变,从此一生颠沛流离。直到他13岁那年,杜搏一家终于在陕西长安定居下来,开始过上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杜甫那时已是个小伙子,开始专心读书习文,立志通过科举考试改变穷困的家境。

然而好景不长,由于杜搏一家人口众多,加之唐朝战乱不止,杜甫20岁出头时,家里就再次陷入了贫困潦倒的境地。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杜甫只能离家求学,过着吃穿俭朴、寄人篱下的生活。这一去就是十多年,期间杜甫几乎家徒四壁,经常是"白昼恩师恩师,夜夕护生冻馆"。

就这样,杜甫自小经受了家道中落、避难流离的磨难,贫困潦倒的生活注定了他一生飘零飘泊。实际上,在杜甫24岁那年便已痛下决心:"生年不满百,常怀逐臭陋"。他早早地接受了一个事实:穷困将会是自己一生的常态,贫贱将是自己无法摆脱的宿命。

除了家境贫寒之外,杜甫晚年还深受疾病的折磨。据记载,当时的他已"身残困顿"、"足不递杖"。自中年之后,杜甫就开始患上各种疾病。他的左手臂遭到残疾,被迫只能用右手书写,右耳也完全失聪。此外,他还长期患有严重的肺痨和痛风,再加上终生挨饿导致的糖尿病,可谓是身怀绝症。

时年57岁那年,杜甫的病情已经达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他常年卧病在舟中,靠吃些草药维持微弱的生命。即便如此,他仍勉强去岳州探望故人,却不料故人已另有高就,只能无家可归地在舟中流离漂泊。

杜甫晚年常年居无定所,只能靠徘徊于江湖之间维持残喘。每当挪窝之时,便"挟口水行陆渎"、"凭杖北望愁万重"。有时候还会陷入遭遇暴徒的险境,差点丧命。可以说,杜甫晚年遭遇的艰难困苦,比他早年时代更甚。

尤其在公元767年时,鲁肃叛乱爆发,杜甫被卷入其中,只能舍命漂流逃亡。当时他已年过半百,力气渐衰,却唯有 "披缁领自携",扶着拐杖在崎岖山路上辛苦行走。最终,他颠沛流离数月,才终于摆脱了这场浩劫。

杜甫一生"物质贫乏精神富有",但晚年生活实在是太过清贫潦倒。他常年靠与世长辞,无处觅食,只能"盘馔紫芝蘼"解馋。有时连一口干净的水都喝不上,只能"口吮涧壑冰"充饥。他的衣衫更是每每"破绽从前足,术陆缘沦"。

尽管如此,杜甫仍坚持在学习诗作中寻找生存的希望。他常年囊空如洗,唯一的收入来自于偶尔为人作赋的一些微薄报酬。即便如此,他也常被称为"孜孜不倦的作家"。在贫病交加的晚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作诗吟咏,绝不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

尽管个人遭遇艰辛,但杜甫一生都心系社稷,对时世黑暗深怀不平。他亲眼目睹了安史之乱时期人民遭殃、社会秩序崩塌的惨状,看到了"乡邻杀尽"、"宫室生红尘"的凄惨景象。那些年的动荡离乱,让他对沦丧的世道感同身受,对人世的黑暗和腐败深怀愤懑。

公元768年,他在奔走途中遭遇了朱氏、鲁肃残暴叛乱的劫难。当时军阀混战,暴徒横行无忌,百姓无辜遭殃。他目睹了"白骨露於野,千村万落为陷阱"的惨状,感慨"民间纷扰不和洽"。在这种环境下,杜甫孤身一人四处流浪,生命时刻遭受威胁,却仍然怀着"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深恶痛绝。

杜甫虽然一生漂泊,却始终未能忘怀家国。他早年曾在长安任职,对京畿地区家喻户晓。奈何战火纷飞,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到了晚年,他在岳州的一艘小舟中辗转反侧,思念故土的情怀愈发浓烈。他登临岳阳楼,远眺洞庭湖时,不禁感慨"昔闻洞庆水,今上岳阳楼"。在"昔"与"今"之间,是长安沦陷、家国覆没的巨变。

面对江山沧桑,杜甫悲从中来。他怀念祖国山河的壮丽,却只能远眺洞庆湖的浩渺;他思念国泰民安的盛世,却目睹战乱蹂躏黎民的凄惨。在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环境中,对祖国的眷恋之情愈发浓郁。借诗咏唱的抒发,正是他在艰难处境下排解乡愁、抚慰赤忱的出口。

尽管晚年孤苦伶仃,却从未阻挡杜甫报国理想的坚持。早在20多岁离家求学时,他就对科举朝夕孜孜以求,期望借此改变家境、报效国家。可惜机缘不济,他虽多次应试,却终无所成。不过这并未磨灭他的志向,相反他把全部精力投入诗词创作,借文字为国为民发声。

即便在晚年疾病缠身、颠沛流离的境遇下,杜甫仍然孜孜不倦地创作诗文。他游历四方,足迹遍及湖广、江西、四川等地,将所见所闻融入诗篇。其间不乏对朝政的规劝、对人民疾苦的哀怜,以及对理想人生的向往。可以说,诗文创作正是杜甫对理想抱负的执着坚持。

杜甫一生孤芳自赏,自视甚高。早年参加科举屡屡折桂,加之生性孤僻自负,便渐渐养成了一种傲慢自大的个性。他常以才高气傲自居,对同僚朋友颇有些小看之意。在离开长安回乡之际,他曾在诗句中对故交们"含怒质直",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即便在晚年孤苦流离的环境下,杜甫仍没有丢掉自负的习性。当时他行踪飘泊无定,不得不靠借宿朋友们家中渡日。但他对这些住处往往评头论足,挑剔是非。有些房室不合他的胃口,他便不假思索地置之不理。如此固步自封的行径,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杜甫这种骄纵的性格,很大程度上受了世家子弟的熏陶影响。尽管他家世已然中落,但其世袭氏族崇尚文雅、高踞于士林的家风仍影响甚深。杜甫自小就养尊处优,深受这一文化熏陶。从性情到生活习惯,都透露出一股子士绅气质。

比如他喜欢孤傲清冷、傲睨生人的性格,正符合名门望族的涵养;又如他对衣食住行的高雅讲究,以及偏执刻板、固步自封的老气横秋,都是受了家族文化熏陶的结果。由此可见,杜甫一生的骄纵自负,实则源自其世家子弟的骨血遗传。

除了家世作用之外,杜甫的才学过人也是他自负乖僻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就被誉为"神童",后来诗文创作亦声名显赫,加之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自然便孕育出一种自视甚高的天才情结。

在他那个时代,诗词文赋是人们衡量才学修养最重要的标准。而杜甫对词藻华丽的铺陈可谓是炉火纯青,对经史百家的渊博阅读亦了然于胸。正因如此,他便时常以才高气自许,把诗文视为炫耀自己才学的资本。即便在晚年孤苦沦落之际,他仍孤芳自赏地津津乐道于自己的诗词佳作,乐此不疲。

尽管杜甫一生屡遭冷落、饱受磨难,但他始终未曾在权钱斗争中搏击,终老不离浣花清贫的本色。在他那个时代,盘踞朝野、争斗权利是很多文人遭遇的普遍命运。但杜甫独树一帜,誓不卷入这些腐朽的是非争端中去。

即便在最困顿的时候,朝廷曾数次延揽他入仕,给予丰厚俸禄。但他都一一婉拒,宁愿过着清贫潦倒的生活,也不愿做一个随波逐流的浊物。在当权者的挽留下,他淡然一笑:"食祿何年?所贵宁贫乃尔"。而在安史之乱期间,朝野乱象频生,但他却从未随波逐流,被利益引诱而沦为乱党。甚至在流离失所、沦为行乞的时候,他仍矢口否认自己曾是"深受迫"的被动者,自命清高,句句词藻透露出一股不平凡的自负。

杜甫晚年避世疏狭,宁可离群独居,也不肯随波逐流。公元767年,他在长安家破人亡之后,便再也没有回过这座京城。整整四年岁月,他孤身在荆襄、巴陕之间漂泊,时而寄居山林,时而栖身江湖。他甚至曾在江西郴州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隐居于名山秀水之地,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就这样,一个曾经高踞士林的隐士,最终沦落到了疏狭孤僻、漂泊江湖的地步。不过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杜甫就是这样,宁可一介浪游骚人,漂泊江湖,也不肯事权生云雾,焚香拜佛。"直至临终,他都在梦寐以求一种潇洒、逍遥、不受拘束的生活。

杜甫虽然贫穷潦倒,但始终坚持不去做一些背离自己原则和信念的事情。一直以来,他都对铜臭和浊世深恶痛绝。当年虽然曾赴京应试,却对权贵们虚伪的作风极为厌恶,直斥为"铜臭挹人扫蹑低"。后来虽然屡屡被朝廷上下延揽入仕,但他都一口回绝,不为俗物所惑。

尽管晚年生活困顿到了极点,但杜甫仍然坚守自己的底线操守,宁可贫贵相渥。当时一些收税人员听说他在长安附近闲游,便上门施加压力,企图敲诈他钱财。但杜甫昂首挺胸,斥责这些人为"牛儿肥於皇公廐"的贪墨之徒,极力避开这些污浊的勾当。可以说,对于杜甫而言,宁可赤贫也不愿贪图那些靡费和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