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围城》，让钱钟书人尽皆知。著名学者余英时说过，默存先生（指钱钟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
钱钟书先生在其作品《写在人生边上》自序中谈到，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批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访哥大
钱钟书先生今春访美的消息，早在3月间就听到了，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人告诉我的。4月初一个晚上，秦家懿女士打电话来，谓最近曾去过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里见到了钱钟书，他嘱她传言，我可否把我的著作先航邮寄他，他自己将于4月底或5月初随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来美国，重会之期，想不远矣。秦家懿（JuliaChing）也是无锡人，才30多岁，现任加拿大吐朗妥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治中国思想史，著述甚丰，且精通法、德、日文，实在称得上是海外年轻学人间最杰出的一位。多年前她在哥大同系执教，我们都是江南人，很谈得来，后来她去耶鲁教书，照旧有事就打电话给我。我们相交十年多，我手边她的信一封也没有，显然她是不爱写信的。那晚打电话来，可能她人在纽约市，因为她不时来纽约看她的母亲和继父。
电话挂断，我实在很兴奋，三年前还以为钱钟书已去世了，特别写篇文章悼念他，想不到不出三四星期，就能在纽约同他重会了。我同钱先生第一次会面是在194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那时济安哥离沪去内地才不久。《追念钱钟书先生》文里我误记为1944年，实因从无记日记的习惯，推算过去事迹的年月，很容易犯错。最近找出那本带出国的“备忘录”，才确定初会的那晚是在1943年秋季。钱嘱我寄书，我五六种中英著作，航寄邮费太贵，再加上除了《中国古典小说》英文本外，大半书寄去不一定能收到，反正他人即要来美国了，面呈较妥，决定先写封邮简给他。同前辈学人通信，对我来说，是桩很头痛的事，自己文言根底不够深厚，写白话信似不够尊敬，如给钱先生写封英文信，虽然措辞可以比较大方，也好像有些“班门弄斧”。1951年，我同胡适之先生写封信，想了半天还是觉得打封英文信比较大方，结果他老人家置之不理。但钱钟书反正知道我是英文系出身，写封浅近文言夹白话的信给他，想他不会笑我不通的。
钱于动身的前一天收到我的邮简，立即写封毛笔信给我。我收到那封信，已在4月20日星期五，那天上午10时有个学生要在我办公室（恳德堂420室）考博士学位预试，我拆阅钱函没几分钟，另外两位文学教授——华兹生（Burton Watson）和魏玛莎（Marsha Wag-ner）——也进来了。到那天，玛莎同我早已知道下星期一（4月23日）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要来访问哥大了，我不免把这封信传观一番，虽然明知钱的行书他们是认不清楚的。这封信，对我来说，太有保存价值了，可惜信笺是普通五分薄纸，左角虽印有灰色竹石图案，墨色太深，不便在上面写字。在今日大陆，当年荣宝斋的信笺当然在市面上是无法买到的了。原信满满两页，兹加标点符号，抄录如下：
志清吾兄教席：
阔别将四十年，英才妙质时时往来胸中，少陵诗所谓“文章有神交有道”，初不在乎形骸之密，音问之勤也。少年涂抹，壮未可悔，而老竟无成，乃蒙加以拂拭，借之齿牙，何啻管仲之叹，知我者鲍子乎？尊著早拜读，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伦，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不才得附骥尾，何其幸也！去秋在意，彼邦学士示Dennis Hu先生一文论拙作者，又晤俄、法、捷译者，洋八股流毒海外，则兄复须与其咎矣。一笑。社会科学院应美国之邀，派代表团访问。弟厕其列，日程密不透风，尚有登记请见者近千人，到纽约时当求谋面，但嘈杂倥偬，恐难罄怀畅叙。他日苟能返国访亲，对床话雨，则私衷大愿耳。新选旧作论文四篇为一集，又有《管锥编》约百万言，国庆前可问世。《宋诗选注》增注三十条，亦已付印，届时将一一奉呈诲正，聊示永以为好之微意。内人尚安善，编一小集，出版后并呈。秦女士名门才媛，重以乡谊，而当日人多以谈生意经为主，未暇领教，有恨如何？晤面时烦代致候。弟明日启程，过巴黎来美，把臂在迩，倚装先复一书，犹八股文家所嘲破题之前有寿星头，必为文律精严如兄者所哂矣。匆布，即叩
近安
弟 钟书敬上 杨绛问候
四月十三日
人生一世，难得收到几封最敬爱的前辈赞勉自己的信。明知有些话是过誉，但诵读再三，心里实在舒服。当天就把信影印了一份，交唐德刚太太（她在医院工作，离我寓所极近），带回家给德刚兄同赏。
两年来，大陆团体访问美国的愈来愈多，纽约市是他们必经之地，哥大既是当地学府重镇，他们也必定要参观一番的。这些欢迎会，我是从来不参加的。只有一次破例：去年夏天，北京艺术表演团在林肯中心表演期间，哥大招待他们在哥大俱乐部吃顿午餐，当年我爱好平剧，倒想同那些平剧演员谈谈。有人给我票，他们的表演我也在早几天看过了。那晚表演，绝少精彩，我只觉得这些艺人可怜，毫无责骂他们的必要。
钱钟书是我自己想见的人，情形当然不同。正好校方派我负责招待他，再好也没有。朋友间好多读过他的长篇《围城》的，都想一睹他的风采，建议23日晚上由我出面请他吃晚饭，可能有两桌，饭钱由众人合付。我托校方转达此意后，隔日华府即有负责招待代表团的洋人打电话给我，谓钱氏当晚自己做东，在他的旅馆里请我夫妇吃便饭。我只好答应，不便勉强他吃中国馆子。
23日那天，节目排得很紧。晨9时哥大校长在行政大楼会议室（Faculty Room）请喝咖啡；12时教务长招待代表团在哥大俱乐部吃午餐；4点开始，东亚研究所在国际关系研究院大楼（International Affairs Building）设酒会招待。上下午两个空当，各来宾由他的校方招待陪着，上午同同行的教授们交换意见，下午同教授、研究生会谈。代表团里，除钱钟书外，只有费孝通是国际著名的学人。他当年是调查、研究中国农村实况的社会学家，曾留学英国，也来过美国，在美国学人间朋友最多。
钱钟书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夏志清摄于1979年4月
9时许，代表团由美国官方巴士送到行政大楼门前。我们从会议室走向大门，他们已步入大楼了。钱钟书的相貌我当然记不清了，但一知道那位穿深灰色毛装的就是他之后，二人就相抱示欢。钱钟书出生于1910年阳历11月21日（根据代表团发的情报），已69岁，比我大了9岁另3个月，但一无老态，加上白发比我少得多，看来比我还年轻。钱钟书人虽一直留在大陆，他的早期著作《围城》、《人·兽·鬼》、《谈艺录》只能在海外流传，在大陆是不准发售的，也早已绝版。他的著作是属于全世界中国人的，在大陆即使今年将有新作发售，他艰深的文言文一般中国大学生就无法看懂。他身体看来很健，表示他还有好多年的著作生命，这是任何爱护中国文化的人都应该感到庆幸的。
咖啡晨会不到二十分钟即散场，事后我同魏玛莎就带钱先生到我的办公室。因为经常在家里工作，该室靠窗两双书桌上一向堆满了书籍报章邮件，一年难得整理一两次。早两天，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花了三个钟点把书桌上那座小山削平，扔掉的杂物装满了五只废纸桶，有好多书商寄来的广告，根本从未拆阅过。办公室中央则放着一只长桌，供高级班上课之用，此外并无一角可以会客的地方。进来后，我同钱只好隔了长桌对坐，玛莎坐在钱的旁边。隔几分钟，华兹生也来了，我即在书架上搬下他的两巨册《史记》译本。不料钱从未见过这部书，真令人感到诧异。多少年来，钱钟书一直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该院相当于“中央研究院”，一分为二（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后，钱才调往社会科学院工作。司马迁也一直给认为是拥护农民革命、反抗汉代专制帝权的大史家，连他作品的英译本两大科学院也不购置一部，其他可想而知了。
上午会谈摘要
我早同魏、华二人打好关节，反正你们对钱所知极浅，我同他倒有讲不完的话要讲，寒暄一番后，你们就告辞。所以从10点到11点三刻，就只有我同钱在室内交谈。之后，我就带他到俱乐部去吃午饭。下面是上午谈话加以整理后的摘要：
我一直以为中国科学院欧美新著买得颇全，钱早已读过我的《现代小说史》了。实情是，此书他去秋到意大利开一次汉学会议时才见到。有一位意籍汉学家同钱初晤，觉得名字很熟，即拍额叫道：“对了，你是夏某人书里的一个专章。”遂即拿书给钱看。钱在会场上不仅见到了《围城》法、俄、捷克三国文字的译者（那些译本是否已出版，待查），也听到了美国有位凯莉Jeanne Kelly女士正在翻他这部小说。现在英译本茅国权兄加以润饰后，已交印第安那大学出版所，今秋即可问世。返大陆之后，钱钟书打听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我的《小说史》，才把它细细读了。
从现代小说我们二人谈到了古典小说。《红楼梦》是大陆学者从事研究的热门题材，近年来发现有关曹雪芹的材料真多。钱谓这些资料大半是伪造的。他抄两句平仄不调、文义拙劣的诗句为证：曹雪芹如会出这样的诗，就不可能写《红楼梦》了。记得去年看到赵冈兄一篇报道，谓曹雪芹晚年思想大有转变，不把《红楼梦》写完，倒写了一本讲缝纫、烹调、制造风筝的民艺教科书，我实在不敢相信，不久就看到了高阳先生提出质疑的文章。现在想想，高阳识见过人，赵冈不断注意大陆出版有关曹氏的新材料，反给搞糊涂了。
海外老是传说，钱钟书曾任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本也是他策划主译的。钱对我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他非共产党员，怎么会有资格去当毛的秘书？的确，读过他的小说的都知道钱是最讨厌趋奉权贵，拍上司马屁的学人、教授的。《围城》里给挖苦最凶的空头哲学家褚慎明就影射了钱的无锡同乡许思园，他把汪精卫的诗篇译成英文（Seyuan Shu，tr，Poems of Wang Ching-wei，Lon-don，Alien and Unwin，1938），汪才送他出国的（“有位爱才的阔官僚花一万金送他出洋”——《围城》三版，83页）。此事我早已知道，特在这里提一笔，藉以表明钱对那些投机取巧、招摇撞骗的学者文人一向嫉恶如仇。
钱同我谈话，有时中文，有时英语，但不时夹一些法文成语、诗句，法文咬音之准、味道之足，实在令我惊异。中国人学习法文，读普通法文书不难，法文要讲得流利漂亮实在不易。我问他，才知道他在牛津大学拿到文学士（B.Litt.）学位后，随同夫人杨绛在巴黎大学读了一年书。杨绛原是专攻拉丁系语言文学的，所以非去法国深造不可；钱自己预备读什么学位，当时忘了问他。《围城》主角方鸿渐1937年7月乘法国邮船返国，想来钱也乘这样一条船返国的。钱氏夫妇留学法国事，好像以前还没有人提起过。
40年代初期在上海那几年，钱私授了不少学生，凭那几份束修以贴补家用。那时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很低的。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上演，也抽到了不少版税。1947年《围城》出版，大为轰动，畅销不衰，所以那几年物价虽高涨，他们生活尚能维持。当年有好多《围城》的女读者，来信对钱钟书的婚姻生活大表同情，钱谈及此事，至今仍感得意。事实上，杨绛同《围城》女主角孙柔嘉一点也不像；钱氏夫妇志同道合，婚姻极为美满。
写《围城》时的钱钟书
我对钱说，我的学生管德华Edward Gunn博士论文写抗战期间的上海文学和北平文学，不仅有专节讨论他的小说，也有专节讨论杨绛的剧本，对她推崇备至。他翻看论文的目录，十分高兴。论文将由哥大出版所出版，另加正标题《不受欢迎的缪思》 （Unwelcome Muse）。那天下午管君特地从康乃尔大学赶来看钱，请教了不少有关上海当年文坛的问题。
我在给钱的那封信上，就提到了《追念》文，表示道歉。在长桌上我放了六本自己的著作，他只拿了《小说史》、《人的文学》两种，余书他要我邮寄。他对《追念》文兴趣却极大，当场读了，反正他一目十行，不费多少时刻。事后，我说另一《劝学篇——专复颜元叔教授》也提到他，不妨一读，他也看了，显然对台湾文坛的近况极感兴趣。我顺便说，《谈艺录》论李贺那一节提到德国诗人、剧作家赫贝儿Friedrich Hebbel，钱误写成赫贝儿斯Hebbels，不知他有没有留意到。他当然早已觉察到了，可见任何博学大儒，粗心的地方还是有的。想来当年钱也仅翻看了一本论赫贝儿诗的德文专著，并未精读赫诗，德国诗人这样多能，哪里读遍？
事实上，三十年来钱读书更多，自感对《谈艺录》不太满意。他说有些嘲笑洋人的地方是不应该的。当年他看不起意大利哲学家兼文评家克鲁齐Croce，现在把克鲁齐全集读了，对他的学识见解大为佩服。讲起克鲁齐，他连带讲起19世纪意大利首席文学史家狄桑克惕斯Franceseo de Sanctis（1817—1883），因为他的巨著《意大利文学史》钱也读了。我知道克鲁齐极端推崇狄桑克惕斯，威来克Rene Wellek也如此，曾在《近代文艺批评史》专论19世纪后半期的第四册里专章论他。该章我也粗略翻过，但意大利文学我只读过《神曲》、《十日谈》这类古典名著的译本，十八九世纪的作品一本也没有读过，狄桑克惕斯再精彩，我也无法领会。自知精力有限，要在中国文学研究上有所建树，更不能像在少年时期这样广读杂书。钱钟书天赋厚，本钱足，读书精而又博，五十年来，神交了不知多少中西古今的硕儒文豪。至今在他书斋内，照样作其鲲鹏式的逍遥游，自感乐趣无穷。
在“文革”期间，钱钟书告诉我，他也过了七个月的劳改生活。每天早晨到马列研究所研读那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件，也做些劳动体力的粗工，晚上才回家。但钱的求知欲是压抑不住的，马克思原是19世纪的大思想家，既然天天在马列研究所，他就找出一部德文原文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来阅读，读得津津有味，自称对马克思的性生活有所发现。可惜我对马克思所知极浅，没有追问下去，究竟发现了些什么。
比起其他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来，钱钟书仅劳改七月，所受的惩罚算是最轻的了。他能轻易逃过关，据他自己的分析，主要他非共产党员，从未出过风头，骂过什么人，捧过什么人，所以也没有什么“劣迹”给人抓住。1949年来，多少学人、教授争先恐后地要入党，表示自己“前进”，这些人在斗争会议上，骂起被斗争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朋友）来，比别人更凶，惟恐自己落后。钱钟书也参加过斗争大会，但他在会场上从不发言，人家也拿他没有办法。
在今日大陆，好多欧美出版的汉学新书看不到，但代表西欧最新潮流的文学作品、学术专著，钱倒看到了一些，这可能是“四人帮”垮台后学术界的新气象。钱自称读过些法人罗勃·葛利叶（AlainRobbe Grillet），德人毕尔（Henich B?ll）的小说，结构派人类学家李维·史陀（Claude Levi-Strauss），文学评析家巴特（Roland Barthes）的著述。大陆学人、文艺工作者，其知识之浅陋，众所共知；但钱钟书的确是鹏立鸡群（鹤比鸡大不了多少），只要欧美新书来源不断，他即可足不出户地神游。
虽然如此，三十年来钱钟书真正关注的对象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和文学。他原先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研究西洋文学，旋即调任中国文学史编写组，就表示他作了个明智的决定。研究西洋文学，非得人在国外，用西文书写研究成果，才能博得国际性的重视。大陆学人，在中文期刊上发表些研究报告，批评观点逃不出马列主义，人家根本不会理睬的。在今日大陆，西洋文学研究者只有一条路可走：翻译名著。杨绛去年出版了两厚册《唐·吉诃德》，译自西班牙原文，就代表了即在闭塞的环境下一个不甘自暴自弃的西洋文学研究者所能做的工作。假如杨绛的译笔忠实传神，她这部译著也可一直流传下去。
钱钟书的《谈艺录》是他早年研究唐宋以来的诗和诗评的成绩。身在大陆，他编著的书只有两种，零星文章发表的也极少，写《追念》文时，我真以为他人在北京，只能读书自娱，不把研究心得写下来。去岁看到《管锥编》即将出版的预告，还以为是本读书札记式小书，绝想不到是部“百万言”的巨著。澳洲大学柳存仁兄最近来信告我，钱采用“管锥”此词为书名带有自嘲的意味，即“以管窥天，以锥测地也”。存仁兄的解释一定是对的，至今我们谦称自己的意见为“管见”。
三十年的心血——《管锥编》
目今中国文学研究者，将中国文学分成诗词、戏剧、小说、散文诸类，再凭各人兴趣去分工研究。过去中国读书人，把所有的书籍分成经史子集四大类，未把文学跟哲学、史学严格分开。个别文人的诗词、散文、诗话、小说笔记都属于“集”这一部门，《谈艺录》研究的对象也就是“集”。《管锥编》研讨十部书，《易经》、《诗经》、《庄子》、《列子》、《史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太平广记》等七部书皆在内（另三部书可能是《左传》、《论语》、《文选》，但我记忆有误，不敢确定）；也就是说，钱钟书不仅是文学研究者，也是个道地的汉学家，把十部经史子集的代表作逐一加以研究。除了《太平广记》里录有唐人小说外，这十部书都可说是唐代以前著述，同《谈艺录》研讨唐代以还的诗，时代恰好一前一后。
去秋香港《大公报》出版了《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两卷。《管锥编》也被选录了五则。可惜友人自港寄我这部纪念文集，上卷给邮政局弄丢了，一直未见到。那天上午钱钟书既对我略述他的新书内容，并自称该书文体比《谈艺录》更古奥，一时看不到《纪念文集》上卷，自觉心痒难熬。现在，我已把友人寄我的五则《选录》影印本拜读了，真觉得钱钟书为古代经籍作训诂义理方面的整理，直承郑玄、朱熹诸大儒的传统；同时他仍旁征博引西方历代哲理、文学名著，也给“汉学”打开了一个比较研究的新局面。刚去世的屈万里先生，也是我敬爱的学人。他治古代经典，颇有发明，只可惜他对西方经典所知极浅，治学气魄自然不够大。目今在台港治比较文学的年轻学者，他们读过些西洋名著，对欧美近人的文学理论颇知借鉴，但他们的汉学根底当然是远比不上屈先生的。今秋《管锥编》出版，虽然在大陆不可能有多少读者，应该是汉学界、比较文学界历年来所未逢的最大盛事。
钱钟书中西兼通的大学问，读过《谈艺录》的都知道，不必再举例子。在这里，我倒要引一段钱氏训“衣”的文字，藉以证明钱氏今日的汉学造诣不仅远胜三十年前，且能把各种经典有关“衣”字的注释，融会贯通，而对该字本身“相成相反”的涵义作了最精密的例证：
《礼记·乐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广譬喻也，‘依’或为‘衣’”。《说文》：“衣，依也”；《白虎通·衣裳》：“衣者隐也，裳者障也”。夫隐为显之反，不显言直道而曲喻罕譬；《吕览·重言》：“成公贾曰：‘原与君王隐’”。《史记·楚世家》作：“伍举曰：‘原有进隐’”，裴因集解：“谓隐薮其意”；《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喜隐”，正此之谓，《汉书·东方朔传·赞》：“依隐玩世，……其滑稽之雄乎”，如淳注：“依违朝隐”，不晓“依隐”而强释耳。《文心雕龙·谐隐》之“内怨为俳”，常州派论词之“意内言外”（参视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集卷五），皆隐之属也。《礼记》之《曲礼》及《内则》均有“不以隐疾”之语，郑注均曰：“衣中之疾”，盖衣者，所以隐障。然而衣亦可资炫饰，《礼记·表记》：“衣服以移之”，郑注：“‘移’犹广大也”，孔疏：“使之尊严也。”是衣者，“移”也，故“服为身之章”。《诗·侯人》讥“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中庸》：“衣锦尚纲，恶其文之著也”，郑注：“为其文章露见”；《孟子·告子》：“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赵岐注：“绣衣服也”；《论衡·书解》：“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著之于衣为服。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且举凤羽虎毛之五色纷纶为比。则隐身适成引目之具，自障偏有自彰之效，相反相成，同体歧用。诗广譬喻，托物寓志：其意恍兮跃如，衣之隐也、障也；其词焕乎斐然，衣之引也、彰也。一“衣”字而兼概沉思翰藻，此背出分训之同时合训也，谈艺者或有取欢。《唐摭言》卷一称赵牧效李贺诗，“可谓蹙金结绣”，又称刘光远效李贺诗，“尤能埋没意绪”，恰可分诂“衣”之两义矣。
英国诗评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写过一本书，讨论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好多英语常用的字眼，如wit，sense，看来意义十分简单，却是涵义极复杂的“结构”。燕卜荪把这类字逐章讨论，详引莎士比亚、密尔顿、蒲伯、华兹华斯等历代英国大诗人而细析每字因时代变迁而添增的涵义，当年读来，甚感兴味。钱钟书所训的“衣”字，显然也是同类的“复义字”，他也尽可以把这段训诂写成一篇极长的论文，但钱钟书写这部百万言的巨著，要提供的读书心得实在太多了，只好把这段文字紧缩，让内行读者自己去体会他学问博大精深。借用“衣”字来点明古人对“诗”“文”二概念之认识，道前人所未道，实在令人心折。
钱钟书能善用时间，三十年间写出这样一部大书，可谓此生无憾。但钱不仅是中西兼通的汉学大师，他也是位卓越的小说家，三十年来他不可能再从事小说创作，仍是国家莫大的损失。
《围城》出版后，钱策划了一部长篇小说，自称可比《围城》写得更精彩。书题《百合心》，典出波德莱尔“Le Coeur d Artichaut”一辞：涵义是人的心像百合花的鳞茎一样，一瓣一瓣剥掉，到最后一无所有。同《围城》一样，《百合心》同样是个悲观的人生象征。那天晚上钱对我说，他的处世态度是：“long-term pessimism，short-term op-timism”——目光放远，万事皆悲，目光放近，则自应乐观，以求振作。1949年前，《百合心》已写了三万四千字，接着钱受聘清华大学，自沪北上，手稿凭邮寄竟遭遗失。一般作家、学者，逃难也好，搬家也好，总把尚未完成的书稿放在身边。钱钟书这样大意，倒出我意料之外。可是时局变了，从此钱钟书再没有心思把《百合心》补写、续写了。
夏志清与钱钟书在哈佛
下午的节目
午前谈话当然不止这些，有些琐忆将在本文第五节里提及。12时整，我陪钱钟书到俱乐部去吃饭。筵设八桌，桌面上除了葡萄酒同啤酒外，还放着几瓶可口可乐，我觉得很好笑。可口可乐即要在大陆发售了，哥大特别讨好代表团，让他们重尝一下这种饮品的味道。饭后原定节目是参观哥大校园，钱倒有意到我家里坐坐，会见我的另一半，表示人到礼到。我的公寓房子一向也是乱糟糟的，实在照顾小女自珍太费心，王洞再没有时间去清理房间。那天她倒预料会有贵客来访，家里收拾得还算整洁。那天自珍（已经7岁了）又患微恙，没有去上学。她见到我，当然就要骑在我肩上，在屋子里走上一两圈。钱见到此景，真心表示关怀，最使我感动。说真的，我的事业一向还算顺利，七八年来，为了小孩子真是天天操心，日里不能工作，差不多每天熬夜。朋友闻有好几位天主教徒、基督徒、佛教徒每天为我小女祷告，实在友情可感。现在又连累了钱钟书，那天晚上一同吃饭，隔两天通一次电话，人抵洛杉矶后来信，他都再三问及小女，祈望她早日开窍。
钱钟书先生在谈话 纪红摄于1990年8月
下午2时到4时是钱钟书同研究生、教授会谈的时间。我带钱钟书到恳德堂四楼，走过“研究室”（seminar room），已有十多位围坐着长圆桌，等待钱的光临，之后人数不断增加，有些远道而来，有些纽约市华人慕名而来，济济一堂，十分热闹。这个座谈会，事前并无准备，钱有问必答，凭其讲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事后一位专治中国史的洋同事对我说，生平从未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钱相比（这位同事大学四年在哈佛，研究院多年在柏克莱加大）。钱钟书去岁末赴欧洲前有近三十年未同洋人接触，英文照旧出口成章，真是亏他的。我在《追念》文中写道：“我国学人间，不论他的同代或晚辈，还没有人比得上他这么博闻强记，广览群书。”现在想想，像钱钟书这样的奇才，近百年来我国还没有第二人堪同他相比。
座谈会刚开始，我的学生不免怯场，不敢多向他请教。碰到这样的场面，我就自己发问，或者说些幽默话。有一次，我带轻松的语调说道，钱先生的中西学问我无法同他相比，可是美国电影的知识我远比他丰富，现在我要考他，珍芳达是谁？不料钱竟回答道：这位明星，是否最近得了个什么奖？珍芳达是左派国际红星，所以钱人在北京，即从西文报刊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另一次，我的一位学生刚走进“研究室”，我说此人在写《平妖传》的论文，要向钱先生请教。他即提名讨论两三位主角，并谓该部优秀小说最后几章写得极差。钱读这部小说可能已是四五十年的事了，但任何读过的书，他是忘不了的。后来在招待酒会上，我有一位华籍同事，抄了一首绝句问他。此诗通常认为是朱熹的作品，却不见《朱子全书》，我的同事为此事困惑已久。钱一看即知道此诗初刊于哪一部书，并非朱熹的作品。
钱钟书表演了两小时，满堂热烈鼓掌。事后，有些也听过别的科学院代表讲活的，都认为钱最outspoken，直言大陆学术界真相，嘴里不带大陆八股。东方汉学家，不论学问如何好，因为英语讲不流利，甚至不谙英语，来美国讲学很吃力不讨好。1962年，日本首席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来访哥大，曾讲学六次，都排在星期五晚上。我刚来哥大教书，不好意思不去捧场。每次讲稿都由研究生翻译了，先分派与会者。第一次讨论会，幸川教授自己再把讲稿读一遍，一共十一二页，却读了近一小时，大家坐得不耐烦。事后听众发问，吉川英文不好，对西洋的文学研究方法和趋势也不太清楚，实在讲不出什么名堂来。以后五次，吉川不再念他的讲稿了，两个钟点的时间更难打发。吉川的确是世所公认的汉学大师，但他可说是墨守陈规的旧式学者，论才华学问，哪一点比得上中西兼通的钱钟书？美国汉学界间至今还有不少人重日轻华；事实上，近十多年来，台港学人以及留美华籍教授，他们整理、研究中国文学的成绩早已远超过了日本汉学家。
杂谈与琐忆
酒会散后，钱钟书随同代表团先返东城公园大道Sheraton RusseⅡ旅馆，同我们约定7时在旅馆相聚。於梨华那天也赶来参加了下午的聚会，她一定要我带她去旅馆，强不过她，只好带她乘计程车同去。钱下楼后，我们先在门廊里小谈片刻，我忽然想到36年前初会，钱坐在沙发上，手持一根“史的克”（方鸿渐出门，也带手杖），现在望七之年，此物反而不备了。钱说那是留学期间学来的英国绅士派头，手杖早已不带了。
进餐厅，我们四人一小圆桌，别的代表一大桌，他们累了一天，尽可出门逛逛街，好好吃顿中国饭，但看来大家自知约束，不便随意行动。我们一桌，谈得很融洽，多谈钱的往事和近况。现在我把这次谈话，以及上午同类性质的杂忆，整理出来，报告如下：
这次他跟杨绛是同机出发的。她留在巴黎，属于另一个代表团。大陆人才凋零，现在要同西方国家打交道，钱氏夫妇显然颇为重用。他们的独生女儿钱瑗，领到British Council的一笔奖学金，也在英国留学。二老领两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薪水，住在高级住宅区，生活算是优等的，但前几年，想还在“四人帮”当权期间，钱为庸医所误，小病转为大病，曾昏迷过四小时（想即是他去世谣传的由来），脑部未受损伤，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但从此得了气喘症，冬季只好深居简出，谢绝一切应酬。牛津大学曾有意请他去讲学一年，他怕英国气候潮湿，也不便答应。
钱钟书国学根基当然在他严父钱基博教导之下，从小就打好的了。但他自言在中学期间，初不知用功，曾给父亲痛打一顿。15岁才自知发愤读书。可能因为用功太迟，清华大学，数理考卷不及格（仅拿零分之说，却是谣传），但中英文考卷成绩优异，主持入学考试的教授们曾把钱的考卷呈罗家伦校长请示，数理成绩太差是否应收他。罗校长看了钱的中英文作文，敬为奇才，立即录取。到了大三或大四那年，罗特别召见钱钟书，把这段掌故告诉他，视之为自己识拔的“门生”。钱同届清华同学有曹禺、吴组缃二人，后来皆文坛驰名。
书名：钱钟书评说七十年
编者：杨联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