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

观察员：中国领导人强调，是英国人拒绝了中国在十二月前提供的帮助。中国是否真的认为这种帮助能改变战略地位的发展，还是认为现在进行这种指责可以带来政治上的好处？

周恩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所能援助香港的，就是去进攻在九龙的日本陆军。当日本对九龙的突然袭击尚无进展时，中国人的行动对日本人的后方没有造成真正的威胁。一九三八年被派入香港的约六百到一千人的中国部队，又被抽出参加防守九龙。不幸的是，这一行动为时已晚，这支中国部队被分派到加拿大人的防区，但是在阵地上守了没有几天。

在香港，中国人与英国人合作的唯一方式就是加入警戒城市的组织。这已做到了。

在加拿大人部队旁边作战的中国军队抗议说，英国当局对待加拿大部队与中国部队不是一视同仁，在装备与食物上都有区别。中国人感到，在为战略计划服务而受调遣的方式上，他们受到了歧视。

在战前，中国没有提供什么足以明显改变事态发展的东西。战争爆发后，英国人要求中国人进攻日本人的后方。中国人这样做了，可是收效甚微。

我没有听说过中央政府要求英国允许中国方面派部队到马来亚。魏菲尔将军和中央政府只讨论过缅甸。中国答应派遣大量兵力到缅甸，可是魏非尔将军只愿接受三个师。

在新加坡，在华侨动员会的负责人陈嘉庚的带领下，许多华人组织起来了。他们要求武装起来，但是，马来亚政府只允许这些华人在劳工营，在技术工作和救济活动方面服务。这一政策在重庆遭到各方面的反感。在保卫马来亚方面进行合作的唯一可能性，就是武装人民，投入游击战。如果当初这样做了，日本人的处境就会不得安宁。只要经过二至三个月的训练，华人游击队就会成为真正有战略作用的因素。

中国人的秉性，对自己祖先的热爱崇敏，导致华侨与祖国的关系非常深厚，在海外华人当中，抗日情绪几乎到处可见。海外华侨的爱国主义感情，表现在他们寄往故乡的汇款、他们在南洋的出版物及集会上所发表的言论、体现出的精神。他们通常比国内的中国人表现出更多的爱国激情，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武装起来，成为抵抗活动的活跃因素。

汪精卫在海外华人中也有一些支持者，但为数甚微。

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防空洞的席棚下接待外国记者，宣传中国抗战。

观察员：应该怎样评价那些希望继承日本“大亚细亚”计划的中国领导人的重要性？是否可以把他们说成“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周恩来：除非一定的经济和军事的条件得到满足，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中国国内仍在遭受一系列的破坏，因此，不可能设想中国将变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尽管有许多华人在国外，但没有一个核心组织使他们能具有经济或军事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阶段上去谈论什么“中国的帝国主义”，那是极为荒谬的。

中国拥有大量军队，中国是一个军事大国，但他的兵力并不能向外扩张。在缅甸，英国人干得够惨的，而中国人也同样干得不好。请看腊戍吧！中国人怎么可能向南扩张呢？中国不存在成为帝国主义的军事基础。

在战后，中国人必须寻找能够确保在南洋的平等权益的方法。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是下述更大问题的一个部分：在本地人、西方人、中国人之间达到均势。

人们听到关于“中国的帝国主义”的议论，这是因为，现在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已从这个区域的部分地方被驱逐出去了。如果我们的盟国能够获胜，他们必定极大地增强他们在太平洋战场的力量。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想象什么英国影响的衰败或美国孤立主义的固执。英国在亚洲衰弱了。但是，如果盟国取胜的话，英国将不会继续衰弱下去。

但是，不能想象旧的联邦会保存下来。英联邦必须有新的精神。例如，一九四二年初的伦敦《泰晤士报》曾在一篇社论中说，大英帝国不能墨守陈规，而应该改变它的原则和方法，现在需要新的人和新的原则。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

观察员：一九四二年初的时候，所有地方的共产主义者都在攻击英国的帝国主义体系。今天中国共产主义者是否乐意见到战后大英帝国的瓦解？

周恩来：如果英国领导人是明智的，并且改变他们的原则、那么这一帝国可以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不可能赢得战争。但我无法详细说明需要哪些新的原则，英国人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观察员：克里浦斯与印度国会领导人谈判破裂的原因何在？

周恩来：我认为，斯塔福德·克里浦斯爵士并未被授予进行谈判的充分权力。只有充分的权力才足以解决现存的难题。我不能说印度领导人拒绝克里浦斯的建议是否明智：印度是印度，中国是中国。印度的问题是如此的大，如此复杂，并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因而不可能作出表面的判断。就原则而言，印度国会要求独立是正确的。首要的问题是得到独立的方法。中国人选择了一种方法，印度人民应该寻找他们自己的方法。但是，他们必须反抗日本人，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最首要的问题。

印度人民抵抗日本人，需要武装并且组织起来。如果获得独立的印度人民能够有效地组织和武装自己，那么他们要求立即独立是正确的。如果印度无法这样做而英国能够这样做，那么英国的答复是正确的。

观察员：中国共产主义者希望在和平条约里，怎样写入关于他们利益的保证条款和对中国的一般目的？

周恩来：彻底驱逐日本人是第一需要。目前，所有关于战后将来的计划都令人产生错觉。如果我们将日本人赶出去，这一行动本身就会在国内引起变化。通过中国的民主化，也只有通过这个途径，将能获得胜利。胜利之后，中国就会在教育、政治、经济方面获得民主。

由于中国实行新闻检查和控制，美国无法得知事实真相。例如，国民参政会就引起了种种误解，它的代表至多不过是国民党的“客人”而已。

蒋委员长独居高位，其他的许多人仅仅是他的下僚。在中国，权力是分散的，而所有的联系、接触都必须直接向蒋负责。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以及陈诚将军、胡宗南将军他们各自掌握的兵力，都只从属于蒋委员长。

陈立夫和陈果夫在国民党内部握有很大实力。但是，朱家骅与陈氏相抗衡。三民主义青年团则控制双方。

戴笠通过秘密警察控制着军事交通、金融事务和对外事务，徐恩曾和康泽控制着其他警察力量，他们都是反共的。国民党内唯一对共产主义者友好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年老成员。不幸，他们的权限很小，甚至于无。

在八路军区域以外的共产党员的数字尚不清楚，所有的党员都处于地下状态，互相之间很少甚至完全没有联系。在中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属于完全非法的。

观察员：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欢迎通过国际承认一个“中国苏维埃”，以实现共产党与国民党中国的正式分离？

周恩来：共产党并不想把中国变为各个分离体，而是希望帮助在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将有选举制度、地方自治，所有党派都有组织各自选区的自由。在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共产党希望拥有的代表名额不超过三分之一。在西北地区建立起来的民主程序已经获得成功，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对此进行研究和学习。

观察员：如果苏日冲突导致苏联占领满洲，那么战后什么样的政府将长期统治这一地区？

周恩来：俄国人需要满洲有一个中国人政府。然而，除非中国政府把日本驱逐出中国，在远东是没有胜利可言的。不通过民主的方法，中国政府不可能把日本驱逐出中国。我相信，现在讨论满洲将来的地位，为时尚过早。

本文由吴景平译自1974年美国纽约出版的《摩根索日记（中国）》一书相关部分，曾以《与周恩来将军的谈话》为题刊载于1987年第5期《党史研究资料》。此次谈话发生在1942年5月3日，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