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王爵制度中，内外封爵存在显著差异。对内封爵主要面向国内臣僚，而对外则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境外政权。对内封爵包括正一品王、从一品嗣王和郡王，其中正一品王的地位最高，授予宗室、外戚等群体。对外封爵则更为复杂，常使用国王、四平王等特殊称号，主要用于册封朝贡国君主或有一定实力的藩帅。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对内封爵与唐代“二典”所载并无太大差异，而对外封爵则体现了宋代独特的政治需求。
对内封爵的体系相对稳定，从宋代初年就已确立，而对外封爵则随着外交政策的变化而调整。特别是宋代强化中央集权后，境内藩帅的封爵逐渐减少，但西平、南平两王仍用于册封夏州李氏和交趾等政权。此外，宋代在册封甘州回鹘和于阗时，使用了可汗王、黑韩王等特殊称号，这些称号在对内封爵中未见使用，反映出宋代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灵活策略。
宋代对命妇封号有明确规定，王的妻子被称为“夫人”。根据《宋史·职官志》，曾祖母、祖母和母亲分别被封为国太夫人，妻子则被封为国夫人。然而，这一规定的具体实施时间并不明确，学者龚延明认为它可能是另一道诏令的内容。从实际案例来看，宋初已有王妻封夫人的实例，如太宗符皇后在建隆初被封为汝南郡夫人，后进封为楚国夫人。同样，太祖次子德昭的妻子王溥女也被封为韩国夫人。
宋代命妇封号的国名和郡名繁多，且分为大、次、小三等。即使是国夫人，也能细分为大国、次国和小国夫人。进封和改封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明堂、南郊大礼、新帝即位以及去世后追封等。例如，英宗第四子益王頵的妻子王氏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经历了多次进封，从嘉国夫人到潭国夫人，最终进封为越国夫人。这种封号的进阶不仅体现了宋代命妇制度的复杂性，也反映了皇族内部的等级秩序。
为了进一步彰显尊贵，宋代命妇“兼封”制度逐渐兴起。所谓“兼封”，即封号中同时包含两个封国名，如益王頵的妻子王氏去世后被赠为魏越国夫人。这一制度不仅应用于高级女官、皇帝乳母、外戚等群体，还涉及到公主、宰相母妻以及同姓王夫人。通过兼封，宋代皇室和贵族试图在封号中体现更多的尊荣与地位。
在宋初，妃号的使用非常谨慎，尤其是皇太子妃和皇妃的封授。与唐代不同，宋代皇太子妃并不属于命妇之列，而国夫人则属于命妇。真宗在位时，曾有意降低仪制，因此并未正式册立皇太子妃。直到钦宗时期，宋代才出现了第一位皇太子妃朱皇后，这距离唐代皇太子妃的册立已有三百多年。这种谨慎的态度反映出宋代皇室对妃号的高度重视。
宋代四位宗室出身的皇帝——英宗、孝宗、理宗和度宗，在处理尊崇本生父母的问题上采取了特殊的封号制度。他们的生父被封为王，生母则被封为王夫人，兄弟则被封为嗣王，奉祀生父。这种尊崇方式不仅体现了孝道，也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宗室内部的权力关系。例如，英宗在位时曾通过“濮议”讨论尊崇其父母的方案，最终确定了称亲而不追崇的策略。南宋孝宗时期，仿照英宗的“濮议”，最终确定其生父子偁为高宗兄，追封为秀王，生母张氏为秀王夫人。
从唐代到宋代，封王之妻的封号经历了从“妃”到“夫人”的演变。宋代命妇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反映了皇族内部的等级秩序，也体现了对外交政策的灵活应对。尽管唐代前中期王妻封妃是主流，但宋代普遍采用“夫人”封号，并通过进阶、兼封等方式进一步彰显尊贵。这种制度的变化，既是对历史的继承，也是宋代政治文化独特性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