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所以命名为“庆余年”，显然包含了作者复杂的写作意图在里面“庆幸多出来的人生，在庆国度过余年，庆帝的国度进入到了末期……还有一个意思，领导在大庆，我想去大庆，共度余生”。该说法蕴含了多个维度，既有属于重症肌无力者范慎穿越到另一时空成为自由行动者范闲而能再活一次的庆幸，有从复仇者视域中之于大反派庆帝统治终将结束的幸灾乐祸，居然还叠加了写作者自身对于家庭团聚的真实渴望。

显然，小说的命名故意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对小说的元叙事进行了解构，具有明显的后现代调侃色彩，但也很直接地流露出了作者希冀通过话语的包容性，将多个世界整合在一起的努力。不仅如此，“庆余年”其实还是对“红楼梦”这一传统文化资源挪用的结果。小说正文多次引用《红楼梦曲•留余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这首颇具因果报应色彩的曲子出自《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意指因王熙凤曾接济过刘姥姥，因而其女巧姐获得了好报。

正是在这样的“庆余生”意识下，才能理解小说主人公范闲的所作所为其打动人心的归结点所在。作为拥有“安之”（主人公的字）与“犯嫌”（名字谐音）这两个看似悖反名字的主人公，穿越者范闲的人生颇为纠结。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与体制相妥协的甚至娴熟利用体制力量的“安之”部分很是璀璨夺目：诞生于皇权的血腥阴谋中，范闲这个私生子一开始就是一个被放逐到边地的无父无母的孤儿，他早熟、敏感，充满了不安全感，因此一岁就开始修炼内功，四岁开始学习用毒杀人，六岁开始习武“：蹲马步蹲到无法蹲马桶，切菜切到手抽筋，跑步跑到睡不醒”，十六岁入京，开书局，娶郡主，平北齐，治江南，文能凭借剽窃而来的《红楼梦》以及唐诗宋词独步天下，武能借助各大宗师的帮助直抵九品上的惊人境界，直至被封为国公爷，左手执掌可以控制天下的暗势力监察院，右手拥有决定天下经济命脉的皇家内库，甚至还有一支穿越而来可以消灭一切冷兵器时代肉身的重狙……由此，范闲因为拥有包括皇帝在内的各种强大势力的支持，其人生一路开挂，获得了空前成功，甚至到了不需要跪世间任何人的地步。

从表面上看，范闲的成功令人艳羡，具有多重解释的空间：既是屈辱的私生子在嫡庶分明的封建伦理秩序中自我正名的合法性建构故事，也是外乡青年经过奋斗在繁华之地的京都站稳脚跟的空间迁徙寓言，还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通过残酷竞争终于晋升为大修行者的类职场励志传奇……如果只是停留在上述脉络中，那么范闲的故事大概只是一个借助各种匪夷所思的玄幻力量、依据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所实现的个人成功梦，并没有超出以“打怪升级”为主要手段的网络玄幻小说普遍采取的逻辑范畴；而且，范闲作为打怪者，尽管本身足够勤奋努力，但说到底，决定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还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几乎可以掌控天下资源的身份，所谓“手中有权，万事无忧”，这常常给人赢者通吃、胜之不武的感觉，在他大肆刺杀同样优秀却毫无背景的对手贺宗纬大学士一派却有恃无恐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你肯定不服，不服我怎么有个好父亲、好母亲……然而天命所在，你有什么好不服的？”其对与生俱来的权力的迷恋可见一斑。网友“巡山大王小钻风”因此嘲讽道“：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老丈人是宰相；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便宜老爹是皇上发小；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皇上的私生子；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叶轻眉的儿子；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是检察院提司大人；无论我做什么都有理，你也无法把我怎么样，因为我有大宗师24h护法。”由此，作为“安之”的范闲的奋斗并不能纳入从父母/体制的荫护中自觉挣脱出来的青年成长故事范畴，恰恰相反，他甚至相当心安理得地利用这种荫护的时候，范闲的成功其实已经蜕化为在所谓的成长幌子下再次强化的阶层固化和复制的“逆成长”滥调。

然而，《庆余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作为“安之”的范闲之外，它还刻画了与之矛盾的作为体制挑战者范闲“犯嫌”的一面。尽管范闲有着对于皇权主导的世界的深深恐惧，“这个世道，看似太平，但如果你不够狠，终究还是自己吃亏”，也因此信奉“宁肯自己去害死别人，也不要被人害死自己”的利己主义人生哲学，但是，作为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的穿越者，范闲仍然保留着某些基本价值判断，比如对自由自在的人生的向往：“既然是抡圆了活，就得活得潇洒一些……当俺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别老觉得自己脸上写着憋屈两字”；比如“替自己在意的亲人友人保留后路”的为人处世的基本底线；再比如对于皇权视天下人为奴的思想的警醒和批判……也因此，在替代性父亲陈萍萍以生命为代价逼其必须改变骑墙居中的暧昧立场时，他会被设计为血性爆发，站到了作为生身父亲的无情无义的皇帝对立面并与之单挑决斗。从逻辑上看，这些价值碎片累积似乎并不能够与酣畅淋漓的权力游戏相提并论，也并不见得能够构成一种与之相对抗的力量，但借由这一看似并不令人信服的选择，小说显然寄托了一种美好期望——希冀通过正大光明的“弑父”来实现子一代的真正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现世富贵安稳人生的“安之”生涯的偏离，也表达了对以一统天下为目标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帝王心术的厌恶与否定。就这一选择而言，大概正是其他玄幻小说所不注重而体现猫腻文青气质的主要证据。即便如此，只是当道义之争蜕变为了无涉公道的“私怨”对垒、权位之斗居然可以天真地置换成父子之间一对一的“公平之战”、亲情友情甚至可以完全凌驾于国家兴衰成败考虑之上的时候，仍然局限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框架内，范闲的挑战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显然是经不起深究的。

无论如何，当“安之”与“犯嫌”合二为一的时候，猫腻内心的矛盾纠结还是昭然若揭——很大程度上，在范闲身上，对权力的争夺与对情义的守护彼此混合，贵族身份认同与现代个人意识互相交织，其人生价值取向可谓光怪陆离、游移不定。这固然是因为穿越所导致的不同空间/人生简单对接的结果，但如果与“庆余年”的题名联系在一起看的话，却也可以说，范闲含混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为了有“余年”可以“庆”所必然出现的以工具理性处理人生的结果，“我不是这种以大义为人生准则的人，我也不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圣人，我的根骨里，依然只是一个除了爱自己，尊重自己之外什么都不是的人”。猫腻更是这样来总结范闲的特点：“贪生怕死，好逸恶劳，喜享受，有受教育之后形成的道德观，执行起来却很俗辣，莫衷一是，模棱两可，好虚荣，惯会装，好美色，却又放不下身段……他最值得欣赏的优点，大概便是勤奋，与努力生存，谋求更好生活的精神。”范闲价值追求的杂糅性，与其说是人物性格逻辑的必然演绎，还不如说是体现了作者的站位，一种从底层屌丝的自我设定出发对权力又恨又爱导致自我分裂的叙事伦理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