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年，考古工作者在宁乡炭河里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址（含城墙、城壕、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确立了宁乡铜器群的文化背景。向桃初的讲座结合这些考古发现以及他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而展开。

向桃初先讲了“宁乡铜器群”的概念与内涵。他说，“宁乡铜器群”是以湘江支流沩水流域宁乡境内为中心大量出土的湖南商周青铜器的统称。不排除湖南境内出土的少数青铜器标本与商周时期本地文化无关而是后来偶然流入本地的，而宁乡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属于商周时期某个文化共同体或政治集团的可靠程度很高。

据不完全统计，湘江流域出土铜器约600件，其中宁乡境内出土铜器350多件，分为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四大类。容器类：鼎(80)、甔(2)、尊(12)、(4)、部(3)、卤(17)、爵(10)、瓜(2)、解(3)、篮(5)、盃(3)、觥(2)、壶(1)、狐(1)等；乐器类：铙(75)、傅(9)、甬钟(40)、罄(3)等。兵器类：戈(10)、矛(20)、剑(10)、匕首(2)、铁(20)、钺(2)等。工具类：刮刀(10)、斧(240)、铲(10)、插(4)、刀(2)等。

这些铜器所属的年代，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最早可到殷墟一期，集中在西周时期)。文化面貌分为中原型(器形、纹饰、工艺与中原铜器一致)、地方型(器形或纹饰或工艺不见于中原铜器)、混合型(器形、纹饰、工艺与中原铜器相似或相近，但多少带有不见于中原铜器的特点)。

中原型铜器绝大部分产自中原，不排除少量为本地完全模仿之产品。混合型铜器产地应为本地或与中原邻近的江汉地区。地方型铜器产地主要为本地，但不完全排除南方其它地区。混合型铜器中原文化因素较多，而地方型铜器较少。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既有产地不同的问题，也有年代早晚之别。

紧接着，向桃初介绍了传统认知的核心观点：认为湖南湘江流城商代晚期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或青铜制造中心，原因在于——中原型铜器是商代晚期商王朝与本地文化交流中来到湖南的；混合型铜器与中原型铜器相近，年代应为商代晚期，铸造地为湖南本地；地方型铜器与中原型铜器虽差别较大，但也有某些相似的因素(特别是纹饰方面)，既然中原型商代晚期来到本地、混合型铜器又是商代晚期在本地铸造，说明商代晚期本地存在青铜器铸造中心，那么地方型铜器的铸造年代也应是商代晚期。

已知南方地区商代晚期，江西赣江流域存在以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青铜器数百件)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为代表的青铜文明。湖南湘江流域商代晚期可能同样存在一个青铜文明。

于是，很容易忽视以下问题：中原型铜器来湖南的时间、背景和方式问题，混合型铜器的产地问题，地方型铜器的断代问题，铜器的铸造年代、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问题。

接下来，向桃初着重聚焦炭河里，阐述了炭河里城址的发现、炭河里与宁乡铜器群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炭河里城址的年代，根据城内壕沟出土陶器判断，确定城址年代为商末周初至西周中期；关于其文化面貌，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体，商文化因素占较大比重，湘西北澧水流域文化因素也较多，周文化及鄂东南赣西北地区文化因素则较少；

关于文化性质，以本地土著文化因素为主体，融合商文化因素形成的考古学文化，同时与湘西北、鄂东南赣西北及周文化存在交流，向桃初因此命名为“炭河里文化”。他认为炭河里城址为炭河里文化的中心聚落。

谈到空间分布问题，向桃初说，与炭河里遗址文化面貌相同的遗存还见于望城高砂脊、岳阳老鸦洲宁乡罗家冲遗址、湘乡新坳、狗头坝、益阳千家洲等遗址。因此，推测炭河里文化分布范围为：湘江、资水下游及洞庭湖东岸地区。

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的关系：

一是地域重合：炭河里文化的中心聚落——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的核心区均处于沩水上游的黄材盆地，城址周围是青铜器出土最密集的区域。

二是年代不矛盾：虽然宁乡铜器群中有一批商代铜器，但和炭河里城址所属文化不存在矛盾，因为商代铜器为西周人群使用很正常。

三是等级匹配：城与青铜器均为文明社会的标志性文化因素，而且从城内出土铜斧、铜块及残陶范看，炭河里城内不仅能够甚至铸造了青铜器。

四是铜器类型相同：炭河里城址内发现的青铜器见于宁乡铜器群。如城壕出土铜斧与寨子山铜部中铜斧完全相同；城外西周墓葬出土铜器与铜器群中的越式鼎相同，墓葬出土玉器也与戈卤、癸冉卤中所藏玉器种类相同。

由此可以断定，宁乡铜器群中某些地方型铜器就是城内或黄材盆地铸造的。

五是从概率上说，黄材盆地地处沩水源头、雪峰山下，地理位置偏僻。一般来说成为文化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概率很低，而城址、青铜器是高等级文化因素，并非到处可见。因此，城与青铜器群在偏僻的黄材盆地相遇，它们相互关联的可靠程度极高。

以上分析足以说明，炭河里西周古城与宁乡铜器群关系非常密切，可概括为“同体相属”。也就是说，它们共同构成以炭河里城址为中心的炭河里文化的主要内涵。炭河里城是铜器群的主人建造、使用的，而铜器群是炭河里城内的人从外地带来、在本地铸造并使用、最后埋藏的。

炭河里古城与宁乡铜器群同属关系的确定为解决炭河里文化的形成和宁乡铜器群的性质问题奠定了基础，通过宁乡铜器群铸造年代、埋藏年代及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综合研究，向桃初由此提出了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主要是商末周初殷遗民及江汉地区地方势力受周人所迫，南迁时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湖南有商一代并不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中心或文明中心”的观点，彻底颠覆了传统认识，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湖南商周铜器之谜”。

论证方法：一是从中原型铜器来湖南的时间和方式入手，二是以宁乡铜器群的使用年代为西周及以后为坚实依据，三是重新对地方型铜器进行系列研究，纠正了以往年代判断的失误。

关于炭河里王国，向桃初分析说，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炭河里文化，其社会组织结构，或者说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或者说社会管理水平如何，是炭河里考古和宁乡铜器群研究的最终目标。

根据国内外学术界判断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炭河里文化有城、青铜器，而且也可以说存在文字(不少青铜器上有铭文，尽管地方型铜器上不见铭文)。因此，可以首先认定其社会发展阶段为：国家社会(或文明社会)。

当然，国家社会也有不同的发展阶段。

对于中国古代国家演进阶段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存在诸多分歧：

苏秉琦认为：古国(黄帝至尧舜禹)—方国(夏商周)—帝国(秦统一后)

严文明认为：古国(龙山时代即尧舜禹时期)—王国(夏商周)—帝国(秦统一后)

张忠培认为：古国或方国(尧舜禹时期)—王国(夏商周)——帝国(秦统一后)—党国

王振中认为：邦国(尧舜禹时期)—王国(夏商周）——帝国(秦统一后)

李伯谦认为：酋邦(龙山时代)—王国(夏商周)—帝国(秦统一后)。需要说明的是，李伯谦先生“首邦”概念不同于美国人类学家塞维斯的前国家四阶段“游团、部落、首邦、早期国家”中的“首邦”。 向桃初说他同意李伯谦先生的观点，并认为“方国”、“邦国”不合适。

向桃初说，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这个“国家”社会究竟处于哪个阶段？首先可以排除帝国。那么是“酋邦”还是“王国”？他认为是“王国”。原因在于，一是炭河里“国家”是商末周初南迁的殷遗民与本地土著融合形成的政治集团，商人在政权构成中占有较高地位，商王朝的管理体制理应得到借鉴；二是炭河里古国与西周王朝同时存在，且相互有交流，西周王朝的管理体制理由对炭河里古国有影响。

谈到南国湘侯的问题，向桃初认为，炭河里古城和宁乡铜器群表明在西周时期湖南湘江下游地区存在一个“王国”性质的古代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是否见于文献记载？国名又叫什么？据了解，湖南湘江下游地区这个古国并不见于传世文献。

但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却留下了以下蛛丝马迹：

一、1976年，陕西扶风县庄白村1号窖藏坑出土了3件同铭文的铜器即折尊、折觥、折方彝。铭文内容为：唯五月，王在口，戊子，令作册析望土于相侯，赐金赐臣，口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木羊册。据李学勤先生考证，这3件铜器是西周昭王十九年周天子命一个名“折”的史官(作册)做了一件与“湘侯”相关的事情。

二、在日本东京出光美术馆藏有一件“静方鼎”，铭文：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界(中暨)静省南国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卑女才噩”王曰：“静，锡汝旅、市()、采。”曰：“用事。”静扬天子休，用作父丁宝(尊)彝。)这件方鼎的年代与前3件“折”器相近，也应是西周昭王时期。据此，李学勤先生考证认为，西周时期在南方(湘江流域)有一个被周王朝承认并册封的“湘”国，其爵位为“侯”。

向桃初认为，在湘江流域能够与“湘侯”各方面匹配的，唯有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炭河里王国，炭河里王国虽为殷遗民与本地土著共建，但出于政治需要，它与中原西周王朝建立联系并获得承认，进而在本地“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时间有可能在周昭王时期，湖南境内有关周昭王的传说就很自然了。

在讲座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向桃初详细解答了现场听众所关心的问题，在讲座及答疑中专业而不乏幽默，不时赢得听众热烈的掌声。

综上所述，向桃初教授及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宁乡铜器群与炭河里城址关系密切，两者同体相属并共同奠定了炭河里文化作为西周时期湘江下游地区存在的某个古代国家以及炭河里城址作为这个国家政治中心（都邑）的属性，“湘侯”这个“王国”性质的古代国家——炭河里古国，是湖南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