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王牌特工80大寿，妻子惊喜地发现：周总理拎着酒站在门外

1966年1月4日，熊瑾玎老人家中喜气洋洋，儿孙们拥簇着两位老人，众人围在桌前，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今天是熊瑾玎老人80大寿的日子，他的妻子朱端绶陪在他身边，欣慰地看着老伴满心欢喜的模样，孩子们都起哄让熊瑾玎等会儿要记得许个愿望，熊瑾玎爽朗地笑着，说肯定不会忘记的。

这时，电话忽然响了起来，工作人员接完电话后，欣喜地跑回来说：“周总理要来了。”

熊瑾玎夫妻欣喜不已，立马便去准备饭菜，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一直等到傍晚，都没等来周总理，熊瑾玎以为可能是周总理太忙所以耽搁了，但是傍晚的时候，家里的门铃却响了起起来，朱端绶打开门一看，周总理竟然站在门口。

熊瑾玎夫妻惊喜万分，连忙将人迎了进来。在周总理的陪伴下，熊瑾玎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周总理为何专门抽出时间为熊瑾玎过生日？熊瑾玎与周总理又有怎样的过往呢？

1966年元月4日，是老人熊瑾玎的八十大寿，孩子们都赶来给老人祝寿，场面十分温馨热闹。突然电话响了，一问才知道是周总理要到家里做客。

这下子可把朱端绶和熊瑾玎这两位老人给高兴坏了，他们两人与周总理有着很深厚的革命情谊，当年两个人的证婚人还是周总理呢！

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时候，熊瑾玎是中央理财的一把好手，是周总理十分信赖和倚重的人。而朱端绶老人则被周总理亲切地称作“小妹妹”，是党中央传达情报和抄写绝密文件的女秘书。

周总理以前很喜欢朱端绶做的菜，所以在这一天朱端绶做了拿手的好菜，两人一起等着周总理的到来，然而中午没见到周总理的身影，可能周总理有事务在身，来不了了。

没想到，就在傍晚时分，门铃突然被人按响了。朱端绶打开门一看，是周总理，只见他提着两瓶绍兴花雕老酒站在门外。

这让朱端绶和熊瑾玎很是惊喜，三个老朋友见面，当然有说不完的话，周总理和两位老人一起回忆了过去的岁月，其中包括熊瑾玎被捕的时候的大义凛然，以及当时朱端绶在监狱之外做出的努力，也谈了不少和生活相关的事情。

这两位老人和周总理之间情谊深厚，他们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信仰聚集在了一起，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们依然在为共产党、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努力。

1926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时期，40岁的熊瑾玎这个时候看到了农民阶级的强大力量。于是从毕业就立志教育救国的他和老师徐特立等人一起开展活动，推动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发展。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非常懂得如何运用便利的条件，帮助农民运动争取活动经费了。熊瑾玎办事能力强，为人沉稳，还很有经济管理能力，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做事，就要有钱 ”。

后来国民党叛变革命，“马日事变”之后，他遭到了通缉，就去了武汉。随后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共产党之后，熊瑾玎就一直在做地下工作，后来也参加了战争，但是以地下工作为主。

1928年，熊瑾玎收到中央的任命，他需要转移到上海，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的会计。中央知道熊瑾玎非常善于管理钱财和结交朋友，他去上海地下组织工作，有利于中央在上海工作的开展，以及秘密情报的传递。

那个时候，国民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很多共产党工作的地方都不得不被转移到地下。熊瑾玎第一次接收到的任务就非常凶险，他需要一个人在上海找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必须绝对安全，因为用来当做中央政治局开会、联络各地方党组织的掩护地点。

为了完成任务，熊瑾玎以一个商人身份，租下了公共租界里生黎医院的二楼三个房间，开了一家叫做“福兴”的商号。这里地势掩蔽，而且情报工作者可伪装顾客进屋挑选商品，还有不同的小路可以通往不同的街道。

熊瑾玎就此开始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潜伏之路，他白天结交各色人物，扩大生意往来，晚上则负责秘密工作的开展。

这时的熊瑾玎是单身一人，不免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因为在大城市，敌人对于外来人口具有很强的限制措施，尤其禁止把房屋租给单身男女。

为了保护熊瑾玎和地下组织，也同样为了减轻熊瑾玎的工作负担。当时组织挑选了三位女同志，让熊瑾玎选择一位做搭档，熊瑾玎选中了当时20岁的朱端绶。

熊瑾玎和朱端绶都是长沙人，在上海假扮夫妻之前，两个人就见过面。那时候徐特立有病在身，熊瑾玎留下来照顾徐特立，而朱端绶则在那个时期来看望徐特立。

朱端绶在没有见过熊瑾玎之前就听说过他的很多事迹，心中很佩服他。

而熊瑾玎看着朱端绶谈吐不凡，言行举止中无不透露着自信干练，于是朱端绶每次与老师徐特立谈话之后，他也会和朱端绶聊一会儿，等到天色晚了的时候，就送朱端绶回去。

久而久之，两个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

朱端绶到了上海之后，就一直和熊瑾玎扮演假夫妻，白天他们是恩恩爱爱的熊老板和老板娘，晚上就是一起工作的革命同志。

熊瑾玎一直手把手地教朱端绶如何抄写文件和做保密工作，还教她人情世故，教她做饭，观察每一个来开会的同志爱吃什么。在熊瑾玎的悉心教导下，她逐渐成长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工作者。

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相处，熊瑾玎和朱端绶对彼此都有了真感情。虽然熊瑾玎曾经问过朱端绶想不想和自己在一起，但是朱端绶一直在考虑。因为当时熊瑾玎已经42岁了，两个人年龄相差较大，所以她有些顾虑。

后来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有意撮合他们。于是就耐心开导朱端绶，虽然熊瑾玎岁数大了你很多，但是他革命的心和你的心是一样年轻的，两个人在一起相互帮助，一定会更好的。

经过周总理的开导，朱端绶总算放下了顾虑，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熊瑾玎走到了一起。

后来党组织批示，同意朱端绶和熊瑾玎两个人成为夫妻，两人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1928年的中秋，熊瑾玎特意在陶乐春菜馆定了一桌酒席，当时周恩来、陈云等同志都对他们这一对非常看好，纷纷前来喝喜酒。

两个人结婚之后，相互配合保护党中央的秘密机关，朱端绶负责抄写和传送中央的文件，做好地下交通员，熊瑾玎则负责机密地点和人员的联系。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经费并不是很充足，钱都要用到刀刃上，党中央在上海的经费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自己经商来筹措。

熊瑾玎在上海的时候，不仅经营纱布生意，后来更是通过各种关系，广结人脉，开办了酒店、钱庄等，还作为股东加入了一个大的布店，生意做得十分兴盛，也为党的经费出了很大的力，而这些开办商店的地点经常会被用来当做联络站和接头点。

但是他和妻子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简朴的作风，熊瑾玎常常的装扮都是一顶帽子，一身长衫，而年轻的朱端绶在上海这个大城市没逛过一次街也没拍过一次相，一心做好自己的工作。在上海他们两个人相互配合，小心谨慎，为党中央的工作正常开展做出了巨大努力。

很多重要的会议，比如中央对各地红军发出的一些重要指示等，都是在福兴商号召开的。

福兴商号背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处机关，对党组织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直到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周恩来同志立即让党内同志通知熊瑾玎夫妇转移，熊瑾玎夫妇才终止了他们在福兴商号的活动，并及时地将党内的机密文件转移法租界的一幢楼房里。

等到敌人找到福兴商号的时候，那里早已人去楼空，我党的一些重要机密才得以安全保留下来。

在这之后，党中央接连出现叛徒，形势急剧变化，熊瑾玎夫妇先后撤离了上海，到达了湘鄂西苏区。

但是由于斗争失败，二人又几经辗转波折回到了上海，继续进行地下工作。当时熊瑾玎回到上海后，上海已经非常危险了，到处都是敌人的眼线，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不仅做着内部交通，而且一直在部分同志家属提供生活费，其中就包括贺龙元帅的家属。

1933年，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在一位叫做向志德的同志家附近布下了天罗地网，不知情的熊瑾玎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时，不幸被捕。

为了得到党的机密，敌人对熊瑾玎严刑逼供，为了保护党，任凭敌人再怎么拷打，他也坚称自己不是共产党，绝不吐露半分党的机密。

此时的朱端绶机敏地察觉到了情况异常，立即向党组织汇报情况，开展营救工作。由于敌人的防守比较严，直到第三次庭审，朱端绶才见到了熊瑾玎一面。

当时党中央叛徒徐锡根，见到了朱端绶，因为党中央核心的人几乎都见过熊瑾玎和朱端绶，所以徐锡根立刻将朱端绶绑起来带回去严刑审问，但是幸好熊瑾玎两人工作谨慎小心，所以徐锡根只知道大家叫她“小妹妹”。

在审讯过程中，徐锡根没办法套出朱端绶的话，还狠狠地被羞辱了一番，他想找出证据，可是共产党早就收到了朱端绶的信号，所有知道朱端绶信息的人都转移了。

后来敌军实在找不到证据，就释放了朱端绶。

1934年初，此时的上海几乎人人自危，朱端绶此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于是她决定坚守在上海帮助监狱中的党内同志。

她借钱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酒店，但是只靠她的力量远远不够，于是她的妹妹和父亲来到这里帮助她。

朱端绶每天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赚了一些钱，然后想方设法地给在监狱中的熊瑾玎和党内同志补充营养，当时的朱端绶还有两个瘦小的孩子，日子很是艰难。但是也仍然能在苦中作乐，与监狱中的丈夫写诗互勉。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战线统一，党组织利用这个时机，派遣毛泽民、钱希均两位同志前往上海营救熊瑾玎，熊瑾玎在各方势力的帮助下，最后获得了释放的机会。

1938年1月初，熊瑾玎和朱端绶两人接受了新的任务安排，熊瑾玎担任《新华日报》的总经理，朱端绶担任发行工作，后来又成了会计科长。

当时《新华日报》还没开始印刷出版，接受到这个任命之后，熊瑾玎等人立即发动能够发动的力量，寻找印刷的机器和材料，筹备当时创办报刊的经费，租住适合报社人员办公和休息的房屋。

当时不仅要关心这些，还要随时警惕国民党的各种迫害，当时明面上国民党同意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发行《新华日报》，但实际上它暗中做了不少小动作，比如说不允许有人把房屋租给《新华日报》等行为。

后来日军侵略武汉，《新华日报》不得不迁移到重庆，此时国民党对于《新华日报》的限制就更多了，比如不准别人卖纸给《新华日报》等，当时《新华日报》还面临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要想解决《新华日报》这样的困境很不容易，但是熊瑾玎在经济实业上有很多正义感的朋友，还善于经营事业，他自然有办法解决。

熊瑾玎通过自己的人脉以及善于交友的性格，顺藤摸瓜找到了稳定的供纸商，不仅保证了自身报馆的用纸，还提供纸张帮助各种有进步倾向的书店和报馆。

皖南事变后，资金更加紧缺，经费需要自己筹划，熊瑾玎帮助朋友任宗德办了酒精厂，还让党内的技术人员进厂帮助任宗德将酒精厂发展起来。任宗德的酒精厂效益高了之后，就开始资助《新华日报》。

楚湘汇是另一个《新华日报》的资金提供者，他的炼油厂的兴旺发达离不开党内人员的支持，后来也在熊瑾玎的影响下加入了共产党。

鲁自诚作为中国工矿建设总公司总经理，也给《新华日报》提供了不少支持。他还鼓励广告部的同事积极招揽业务，不仅可以增加报馆的收入，还能够结交党外朋友，巩固统一战线。

就这样资金的问题不仅得以解决，还为党筹措了很多备用经费，所以熊瑾玎也有了《新华日报》的“红色管家”这样的美称。

而与此同时朱端绶也在陪伴着熊瑾玎，她不仅帮助熊瑾玎和当时负责监视报馆的国民党军团长熊笑三建立关系，而且常去熊笑三的家中，结交朋友，获取有利情报。而报社的各种摸排工作和团结党外人士她都有参与。

当时的《新华日报》发行量与日俱增，甚至都赶上了《大公报》。1938——1946年熊瑾玎夫妻在报社的出色工作，和对感情的忠贞不二，也一直被同志们称赞，因此二人被称赞为模范夫妻。

新中国建立后，熊瑾玎和朱端绶两个人也一直在为新中国的建设增砖添瓦，一个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副会长，另一个是国家建设部副部级干部。

而两个人的感情在岁月的洗礼中越来越深厚。

“五十婆婆七十翁，老来情比少时浓。”这是他们在1955年熊瑾玎生病痊愈之后合写的诗，令人羡慕和赞赏。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住院治疗，在住院之前周总理还找人给熊瑾玎治疗，后来熊瑾玎实在病重，当事务繁忙、疾病缠身的周总理去探望的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这年1月，熊瑾玎老人因病去世，熊瑾玎对党和国家的贡献，后世也必将铭记。

1994年1月24日，朱端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熊瑾玎和朱端绶两个人岁数相差了22岁，然而这两个人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斗争信念走在了一起，为党、为新中国奉献了终身，实属令人敬佩。

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爱情更是令人羡慕，心中有国，心中有家，心中有爱，人生的路才能走得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