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什么呢？看你又对着窗外发愣。＂老伴杨玉兰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轻声问我。
我放下手里的搪瓷茶缸，笑了笑：＂想起咱俩年轻时候的事儿了。＂
1969年的冬天，我和十几个天津知青到了山东滨海县沙河公社。记得刚下火车那天，凛冽的海风夹着咸腥味扑面而来，冻得我们直打哆嗦。
渔光生产队就在海边，一排排低矮的泥砖房透着冷清。队长王大海把我安排到养鱼场看水泵房，说是看我高中毕业，懂点机械知识。
水泵房在村东头的海边，一间孤零零的砖瓦房，一台老旧的德国柴油机日夜轰鸣。屋里有张木板床，一个煤炉子，虽然简陋，但总算能挡风遮雨。
刚来那阵子，我总是想家。晚上听着海浪声，看着窗外的月亮，就会想起天津的父母。那年我才18岁，从没离家这么远，孤单的夜晚总爱翻看父母的照片。
有天早上，一个戴着蓝布头巾的姑娘骑着自行车来送饭。她穿着打了补丁的棉袄，却掩不住清秀的面容。
＂我叫杨玉兰，是队长的侄女，以后负责给你送饭。＂她的声音很轻，像春天的海风。
从那以后，每天三顿饭都是她送来。慢慢地，她不再那么拘谨，会在水泵房里坐一会儿。我发现她爱看书，经常向我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这些。
有次她看我记录水泵运行数据，突然说：＂你字写得真好看。＂我随口说教她，没想到她真答应了。
就这样，她总提前来送晚饭，我教她写字读诗。看着她认真的样子，我心里就像暖炉烧着似的。
1970年春天，鱼塘扩建，我琢磨着改进抽水系统。王队长很支持，还特意让玉兰帮我记录数据。那段日子，我们一起工作，感情在不知不觉中萌芽。
她会给我带自己做的山芋饼，有时还会摘些野菜回来。春天的海边，连风里都带着甜丝丝的味道。
可好景不长，1971年夏天，我爸妈来看我。他们发现我和玉兰走得近，当场就急了。
＂明亮啊，你可不能犯糊涂！＂晚上，我妈拉着我的手说，＂咱是城里人，你要是和农村姑娘处对象，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我刚要解释，我爸就打断了：＂我和你妈都给你相中了对象，是纺织厂会计科长的闺女，人家条件多好。＂
父母在村里待了三天，临走时反复叮嘱我别做傻事。我不知道玉兰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送饭时总是低着头，放下饭盒就走。
就在这时，天津来信说纺织厂要招工，让我回去。全村的知青都羡慕我有这个机会，可我的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改变了一切。那天海浪特别大，我守在水泵房，生怕潮水漫到鱼塘。外面电闪雷鸣，海浪声震耳欲聋。
突然，门被推开，玉兰浑身湿透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捧着个饭盒。我赶紧把她拉进屋，用毛巾给她擦头发。
＂你要走是不是？＂她突然抬头问我，眼里含着泪，＂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
我心里一疼，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傻丫头，我哪儿都不去。＂
第二天，我写信回家说决定留下。父母大怒，直接找到了公社领导。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年轻气盛，不懂得珍惜机会。
更难熬的是村里的闲言碎语。有人说我是城里人，玩玩农村姑娘就算了，肯定不会娶她。这话传到玉兰耳朵里，她哭着来找我。
＂咱们分开吧，我不想连累你。＂她抹着眼泪说。我气坏了，当着全村人的面拉着她的手宣布：＂我周明亮今天就说了，我要娶杨玉兰，谁要再说闲话，就别怪我不客气！＂
这事闹得沸沸扬扬，最后是王队长帮我们说话。他给我父母去信，说我在养鱼场很有前途，玉兰也是个好姑娘。
1973年春天，我们结婚了。虽然父母没来，但寄来了一百块钱，算是默认了这门亲事。我永远记得玉兰穿着红棉袄的样子，羞涩又幸福。
婚后我们就住在水泵房。玉兰把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窗台上种着几盆海棠花。每天早上，她给我做好饭就去上工，晚上我们就坐在海边数星星。
日子虽然清苦，但过得实在。我琢磨出了几个改进养殖的办法，水产产量连年提高。1977年高考恢复，玉兰鼓励我报考。
我考上了山东海洋学院，玉兰就一个人照看水泵房。那四年，她给我寄来的信里总是说一切都好，后来我才知道她经常饿肚子，把钱都寄给我交学费了。
毕业后，我回到渔光大队当了技术员。玉兰也在这期间考上了师范，成了村里的民办教师。我们有了儿子和女儿，生活渐渐好起来。
可天有不测风云，1985年玉兰查出了重病，需要做手术。我四处借钱，最后还是我爸妈看不下去，把积蓄都拿了出来。那次手术后，他们终于接纳了这个儿媳妇。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现在儿子在天津开了水产公司，女儿在青岛当中学教师。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说我有眼光，找了个贤惠的老伴。
那间见证我们爱情的水泵房早就拆了，可每次路过那片地方，我还是会想起当年浪花翻涌的夜晚，想起那个为我送饭的姑娘。
＂发什么呆呢？菜都凉了。＂玉兰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夹起一筷子青菜，看着她花白的头发，眼里满是柔情。
人生就像海边的浪花，看似起起落落，可终究会有一朵停在岸边，成为永恒。这些年，我最庆幸的就是当初留了下来，娶了这个农村姑娘。
窗外的落日把天染成金黄色，远处的海浪依旧在唱着古老的歌谣。我握住老伴的手，感受着这平凡日子里最珍贵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