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15日，国民党河南省政府在洛阳召开全省专员会议，第十二行政区督察专员韦孝儒参加完第一天的会议后便神秘失踪了。
查找后发现，与韦孝儒一同失踪的还有其文书王某、护卫李某以及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教务主任南西光、教员丁次镛，总共6人。
2天后，洛阳航空站向第一战区司令部报告，洛阳机场南端一口枯井不知道被谁用土石填平，改造成机关枪掩体。蹊跷的是，填井的时间与韦孝儒等人失踪的时间大致相同。
第一战区司令部立即派人前去查看，
随后在枯井中挖出了韦孝儒等人的尸体。
堂堂政府官员不明不白地被人埋尸枯井，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哗然。
韦孝儒在河南教育界有很高名望，教育界人士纷纷上街游行，要求严查。全国重要报纸也都跟进报道了该事，老蒋闻讯后极为震怒，下令彻查。
然而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幕后凶手竟然是军统王牌杀手、时任华北督导团少将副主任赵理君
军统少将为何要杀害韦孝儒，他又是如何被查获的？
赵理君只留下一张模糊照片
军统杀人魔王
军统有四大金刚，分别是：陈恭澍、王天木、赵理君、沈醉，赵理君是仅次于陈恭澍的杀手，被称为“杀人魔王”。沈醉曾在日记中描述赵理君：
与余相识亦已九年，但毫无感情可言，其外表内心均为一典型之大坏蛋也！
当时沈醉在老百姓眼中也是不折不扣的坏人，但就连沈醉都认为赵理君是坏人，可见其坏到了何种程度。
赵理君是四川大足人，黄埔五期毕业。早年也曾是革命人士，但接连遭遇失败后叛变，于1931年加入了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
经过一系列特务培训后，赵理君被派往上海工作。
他为人心狠手辣、果断干练，遇到大事能临危不乱，很受戴笠赏识。
赵理君出色地完成了三次重大任务：
第一、暗杀杨杏佛
杨杏佛
杨杏佛是老同盟会员，曾担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但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十分不满，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批评文章。
杨杏佛还与宋庆龄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过许多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杨杏佛的种种举动激怒了老蒋，他指示戴笠寻找机会暗杀杨杏佛，以此恫吓宋庆龄，使她停止参加进步活动。
任务被交给赵理君执行，赵理君组织暗杀小组埋伏在杨杏佛家门口。杨杏佛乘坐汽车刚一驶出门口，特务们便一拥而上朝汽车开火。最终杨杏佛和司机不幸牺牲，其子杨小佛腿部中弹。
这是军统首次在上海租界内开展暗杀，行动圆满成功，赵理君成了戴笠面前的大红人。
第二、暗杀史量才
史量才是《申报》总经理，他主管的《申报》经常刊登进步文章，并发表文章反对老蒋。尤其是老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时，《申报》接连发表数篇文章对其提出严厉抨击，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史量才成了老蒋的眼中钉，于是便密令戴笠将其除掉，这一任务又被交给赵理君。只不过杨杏佛才被暗杀不久，史量才已经有了防范，雇了私人警卫，平时进出也极为谨慎。
赵理君经过长时间跟踪，发现史量才常去杭州，便打算等其返回上海时在沪杭公路上行动。当天得知史量才返回时间，赵理君安排特务将汽车横在公路上，伪装在修车，史量才的车经过时被拦停。
特务们对史量才乘坐的汽车疯狂扫射，史量才与儿子在慌乱中下车朝两个不同方向逃出，赵理君追上史量才对其头部打了一枪。
第三、斧劈唐绍仪
唐绍仪
唐绍仪是北洋官员，民国初期担任过内阁总理，因与袁世凯不和辞职后寓居上海租界。抗战爆发后，日军打算在南京扶持傀儡政权，一开始想请唐绍仪出山担任代理人。
日本人与唐绍仪频繁接触，引起了老蒋的重视，决定将其暗杀，任务又被交给赵理君。只是当时上海已经沦陷，唐绍仪住处有法租界巡捕房派去的门卫，家中还雇佣了白俄保镖。要想动他，困难和危险相当之高。
军统特务通过唐绍仪一个亲戚了解到他家中详细情况，还得知唐绍仪喜欢收古董。赵理君化装成古董商人，多次与唐绍仪接触并卖给他便宜古董，渐渐获得信任。
最后，赵理君和另一特务以卖古董的名义来到唐绍仪家中，并趁其不备从带来的花瓶中掏出斧头，对着唐绍仪头部连劈数斧。唐绍仪还来不及叫便倒在血泊之中。随后赵理君大摇大摆地走出唐宅，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汽车逃之夭夭。
赵理君参与策划的几次暗杀称得上军统暗杀史上的扛鼎之作，也奠定了军统和戴笠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
赵理军不仅得到戴笠超乎寻常的器重，在老蒋那里也是挂了号的人物。
在洛阳碰到硬钉子
1941年冬，赵理君被调往河南洛阳，公开职务是华北战地督导团副主任、少将军衔。
赵理君还担负着一个重要任务——封锁洛阳到晋南的通道，严密监视、检查进出人员。
阎锡山曾有一句名言叫“三个鸡蛋上跳舞”，形容他与中共、日军、老蒋三者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阎锡山面临的环境日益艰难，产生了与日军妥协的念头，与日军接触日益频繁。老蒋不得不对其进行严密监控，让戴笠把行动经验丰富的赵理君调到了洛阳。
赵理君名义上挂靠在第一战区，实际上只听戴笠指挥。由于在戴笠和老蒋面前得宠，使他无比狂傲，根本不把地方官员放在眼中。国民党地方大员个个都有生财之道，赵理君自然也不例外。
1938年兰封会战失败以后，国军被迫炸开花园口河堤，以黄河洪水阻挡日军，形成了大片黄泛区，暂时将中日军队隔开。
赵理君派混成纵队大队长曹银屏在豫东沦陷区一带活动，曹因常往返沦陷区和洛阳，于是便有了生财的路子。
他利用手下的武装力量从沦陷区走私物资到洛阳高价出售，甚至用枪支与日伪交换毒品到河南、陕西一带售卖，大发国难财。
曹银屏返回洛阳要经过通许县的黄泛区渡口，这里正是韦孝儒的地方保安部队控制的地盘，双方因分肥不均矛盾日益激烈，常常大打出手，互有伤亡。
韦孝儒对此非常恼火，在省政府会议上公开报告：
有些违法分子常偷渡黄河，向内地大量贩运毒品。以后凡被查获的，必予以严办，即有军政界不法分子，也要破除情面，依法严惩。
这个报告等于公开向军统宣战，韦孝儒到底有何底气，胆敢公开挑战军统？
韦孝儒是河南杞县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国民党内也算老资历。
1930年中原大战时，河南大军阀刘镇华出国游历，将部队交给弟弟刘茂恩指挥，暂时投靠阎锡山，刘茂恩被任命为河南省主席。
后来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遭重创，刘茂恩在韦孝儒牵线下投降老蒋。
抗战时期刘茂恩升任集团军司令，驻防在中条山一带，是韦孝儒的坚强靠山。
韦孝儒因为写得一手好字颇受CC系头子陈立夫赏识，被拉入中统，陈立夫成为了韦孝儒在国民党中央的大靠山。
由于韦孝儒在地方上有很大名气，家族中又有几百条枪，便被保举为河南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韦孝儒自身地位高，在地方和中央都有靠山。而且他是个读书人，品行端正，嫉恶如仇，没有沾染国民党官场的恶习。所以，即便是杀人如麻的军统，他同样丝毫不惧怕。
民国时期地方官员
活埋中统专员惹下大祸
韦孝儒下令发现毒品一律从严查处，保安部队如同得到了尚方宝剑。而军统这边，仍然我行我素不把保安部队放在眼里。
不久，曹银屏就撞到了韦孝儒的枪口上——他押运的毒品和私货被保安部队连人带货一起扣押了。但曹银屏仍然耀武扬威，自报家门，试图以省政府调统室主任岳烛远（隐蔽身份是军统河南站站长）来压韦孝儒。
韦孝儒非但不肯妥协，反而大怒，扬言要从重处罚。
曹银屏眼看情况不对，趁上厕所之际逃跑，并向赵理君汇报。赵理君急忙写信给韦孝儒要求放人，并表示以后好处少不了他一份。
哪知韦孝儒根本不吃这一套，没有买赵理君的账，而是下令将押运毒品的几个人枪决了。老百姓对此自然是拍手称快，但赵理君却暴跳如雷，一个小小的专员竟敢在军统头上动土？
在赵理君看来，这不仅仅是利益冲突，而是中统公然向军统挑衅，如果自己示弱在戴笠那儿也会没面子。
中统和军统同属国民党特务系统，双方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中统成立时间比军统早，早期对中共和民主人士的迫害大多是中统所为。
国民党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中统头子陈立夫控制党务和特务系统，地位日益增高，老蒋也有所忌惮，所以又扶持戴笠搞军统，使双方相互制约。
戴笠起初对特务工作一窍不通，靠从中统那里挖人慢慢健全组织，这也是双方矛盾的开始。后来“两统”有大致分工，中统主管政治、军统主管军事。
但抗战爆发后军统日益强大，渗透到各个方面，“两统”矛盾更加尖锐，早就爆发过血案。
当问题上升到派系冲突，赵理君便有了足够的理由报复韦孝儒。
1942年春，韦孝儒到洛阳参加全省专员会议，而曹银屏的大队当时也被调回洛阳，驻扎在飞机场内受训。真是冤家路窄，曹银屏很快便查清了韦孝儒的动向。
参会的专员都被安排住在酒店内住宿，有武装力量保护。但韦孝儒是洛阳复旦中学的校董又与校长郭兆曙有很好的私谊，便下榻在复旦中学内，这恰恰给了曹银屏行凶的机会。
曹银屏在请示赵理君获得默许后，带着十余名便衣乘坐卡车闯入学校内强行将韦孝儒押走。韦孝儒呼喊时惊动了护卫等人，这几人赶来也一同被特务抓走。
曹银屏将韦孝儒等人拉到洛阳飞机场旁的一口枯井边，用枪托将他们打晕后直接丢进枯井内，并残忍地用土石活埋。随后还以防卫为名，在枯井上建了一个机关枪掩体。
韦孝儒遇害消息传出后，群情激愤，第一战区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被闹得鸡飞狗跳，陈立夫直接上书老蒋请他亲自过问。老蒋闻讯也是暴跳如雷，要戴笠亲自去洛阳调查。
戴笠了解赵理君的为人，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问：“是不是你们干的？”赵理君发现事情闹大，矢口否认。戴笠确认与军统无关后，交代赵理君要配合战区调查便离去。
由于缺乏证据，案件迟迟没有进展。
场景还原
一块手表牵出的案中案
1943年3月中，洛阳一个姓王的当铺老板报警称：“北大街亨德利钟表店郭老板报失的手表出现在自己当铺。”警察随即前往当铺调查，经指认发现当手表的人正是赵理君的勤务兵乔孬。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赵理君平时飞扬跋扈，他的下属也不是省油的灯。乔孬看郭老板生意好，想敲诈他一笔，便跑去他店里谎称：“赵理君主任想买一块手表，你带几块好点的到油房胡同让他选选。”
郭老板知道赵理君为人，不敢怠慢，让自己伙计带了几块高档表跟着乔孬回去。中途，乔孬称自己要去买包烟，让伙计在胡同里等他。不料乔孬走后，伙计被几个黑衣人拖入胡同暴打一顿，抢走了手表。
事实上，这都是乔孬提前谋划好的。伙计见手表被抢走无法交差，索性不告而别逃回乡下。郭老板左等右等不见伙计回来便去找乔孬询问，得到答复：“主任没看中，你伙计早就带着手表回去了。”
郭老板一开始以为是伙计带着手表逃跑了，便报了案，警察将手表样式画下来交给各个当铺。
乔孬搞到高级手表，自己戴显然不符合身份。过了大半年风平浪静，便想去当铺出售，不料被警察盯上。
事实上，韦孝儒刚被埋入枯井，军统便将枯井改造为机枪掩体，意图不言而喻，警方早对军统有所怀疑，只是苦于没有证据，不敢打草惊蛇。乔孬的出现无疑是一个绝佳突破口，很快警察就将其逮捕归案。
国军审讯犯人（剧照）
乔孬一开始嘴还挺硬，什么都不肯说。警察局长得到省政府主席的支持，假装要将乔孬拉去活埋，土填到脖子，乔孬终于扛不住了。
不仅说出了抢手表的事，还把自己参与活埋韦孝儒的事交代了。警方根据供述，又找到了韦孝儒的一些私人物品。
随后赵理君和曹银屏也被抓捕归案，在人证和物证面前，他们只能承认自己的恶行。
戴笠知情后虽然很恼火，但还是决定保下自己的“王牌杀手”。他向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求情，希望将赵理君押赴重庆审理。但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强烈要求处决赵理君，还运作李茂恩、陈立夫、白崇禧等人向老蒋进言。
蒋鼎文夹在中间谁都不敢得罪，最后只能表示：“这是蒋委员长过问的案子，应该向他汇报。”
案子报上去，老蒋大动肝火将戴笠臭骂了一顿，却未表态如何处置，事实上是想网开一面。赵理君为老蒋干了很多脏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若杀了他，难免会使办事的人心寒。
就这样，赵理君被关押在第一战区的大牢里等候处置。由于戴笠提前打过招呼，他在狱中仍然能大鱼大肉，日子过得很好。
按说，戴笠和老蒋都想保赵理君，他也没有亲自参与案件。拖一段时间，随便找个替死鬼把责任一推，就能活命。
但赵理君最后还是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一天，赵理君的情妇来监狱看他，狱中生活虽好，但毕竟不是滋味。加上长时间没有消息，他以为自己被戴笠放弃了，便想亲自向老蒋求情，让情妇发一封电报到重庆军事委员会。
赵理君细数了自己暗杀杨杏佛、史量才、唐绍仪，跟踪宋庆龄等功绩，电报由地方电报局明文发出，老蒋看到电报后火冒三丈——这无异于将其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罪证公之于众。
赵理君弄巧成拙，老蒋被彻底激怒，挥笔写下手令：“着即将杀人犯赵理君等处死刑。”此时，戴笠也是回天乏力。不久后，赵理君和曹银屏均被枪毙。
枪毙犯人
尾声
韦孝儒被害案让我们窥见当时国民党官场黑暗的政治生态：
韦孝儒与赵理君的矛盾背后是中统与军统长期存在的斗争，国民党内部这种派系斗争普遍存在而且非常复杂。斗争双方为了获胜往往不择手段，这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自身的内耗，反映在战场上就是不同部队和派系之间难以协作，给敌人可乘之机。
部队内部腐化成风，依靠职权牟取私利成为普遍现象。不仅赵理君，抗战时期国军盗卖军事物资，走私物资牟利的新闻屡见不鲜。大家都已习以为常，甚至高层对腐败行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支作战部队脑子里充满了利益，很难有战斗力可言。
好不容易有一个正直的官员敢于出面主持公道，却付出了生命。更让人愤怒的是，幕后凶手还曾一度遭到高层的庇护，差点逃脱法律的制裁。这说明法治精神在当时还是非常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