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封建制度笼罩中华大地的阶段，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时期以后的第二个乱世。

众所周知，混乱的社会局势会引发人们诸多思考，也会推动学术文化和思想格局的创新。

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最为有力的佐证。魏晋南北朝之时，社会文化氛围又迎来了新的发展。

经学治天下的局面，逐渐被史学所打破，人们发现了理论思想的空洞，也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运行的规律。

所以大家渴望从历史事件中得到经验教训，从史书典籍中寻找治世灵感。

在这个政权更迭的时代，史学题材和内容也得到了创新与升级，在文化领域占据着前所未有的地位。

特殊的社会环境，为何会造成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史学升级，能够从侧面反映哪些社会特征？

社会混乱，史学突破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近代文学家郭沫若对于《史记》的评价，在人们的共同认知中，这也是最为贴切的评价。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头到尾凝结着司马迁的心血，我们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到历史闪耀的魅力，看到历史学家伟大的人格。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家。

他拥有相当高尚的治学理想，从踏入这个领域的那一天起，他就立志要创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史学经典。

后来的他做到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只是，他也为此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司马迁所受的宫刑，一直是引起人们争议的焦点，一个文人，一个史官，在尊严和理想面前，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他的遭遇，也反映了一个相当残酷的社会事实，西汉时期的皇帝并没有那么重视史学。

要知道，古代社会一直有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潜在规则。

一个能够对国家发挥价值的文人，一个拥有才华和潜力的士大夫，不应当受到如此严苛的刑罚。

但司马迁还是遭了殃，这也就意味着，他在汉武帝眼中，根本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士大夫。

这就是东汉之前的现实环境，史学家几乎没有太大的生存空间。

像司马迁这样能够做到行业顶尖的人物，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都只能被动地受到折磨，更别说其他的同行。

整个国家对史学家没有需求，文人学子也不会再有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欲望，不被需要，这就是最让人痛苦的问题。

尤其是在儒家学说建立主流地位之后，史学更是被挤压得可怜至极。

对文人的考察，不会再出现任何史学内容，官员与皇帝交流，也很少提到与历史有关的方面。

上层统治阶级的不重视，带动了整个社会的不重视。

所以经学一家独大，史学则黯淡无光。

这样的情况，在东汉末年开始发生了改变。

东汉末年的统治者处境，与东周末年的周天子十分相似，他们的权威性一再降低，对于各路官员的统治力度也在减弱。

皇帝式微，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受到冲击，官僚体系的崛起，让整个国家的政治秩序动荡不休。

所以魏晋时期的混乱局面，就是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埋下的祸根。

时局动荡，政权更迭，这是魏晋时期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这一时期生活的民众，自然会常常感到迷茫，不知该如何自处。

统一的政权尚未建立，他们也无法通过惯有的渠道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文人学子逐渐开始思考，过去经学一家独大，是否真的对社会运转有所损害？

变乱意味着动荡，动荡意味着思考，思考又意味着创新。

从政者想要在政治体系上寻求创新之路，文人学子则想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开拓创新的境界。

他们开始重拾对历史的热爱，开始思考历史对于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中所说的“社会运行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被广大唯物主义者奉为真理，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已经掌握了这个道理。

周朝，秦朝，汉朝，这是三个大一统政权，虽然社会意识形态不同，但是政权维系的根本目的却十分相似。

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是两大混乱阶段，政权林立的原因也有着诸多共同之处。

所以人们认为，从前朝的治国经验当中寻找关键点，就能为现在提供启发。

一旦找到王朝灭亡的原因之后，人们便能尽量规避。若能找到大一统制度建立的办法，人们便能朝这个方向努力。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此话诚不欺我。

文人们把之前对儒家学说的疯狂态度，转移到了史学之上。

他们拿出全部的力气，就像与时间赛跑那样，争分夺秒地开始研究历史，开始撰写自己的心得感受。

如果说劳动者是披星戴月地回家，那么这些文人就是披星戴月地伏案工作。

纵观整个魏晋南北朝，史学典籍的编纂和修订可谓是层出不穷。

数量多了，质量自然就没有办法得到保证。鱼龙混杂的局面，也是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显著弊端。

因此在翻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记载时，我们一定要学会甄别真伪。

有些文人的主观性太强，所以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并没能立体全面地考虑到时代的客观性，反而杂糅了太多属于主观情绪的判断和评价。

如果司马迁还在世，或许会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指责他们坏了史学正统。

总而言之，史学研究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黄金发展条件。

不管是南北朝的统治者，还是文人学子，又或者是底层民众，大家都喜欢谈论历史，讨论历史，评判历史。

解放天性，维护门第

在一个复杂动荡的背景环境下，史学大量发展，规模空前绝后。

其实人们研究史学的根源，与玄学思想的盛行有着很大关系。

如果说儒家思想强调国家观念，民族情义，忽视了个体的自我表达，那么玄学思想则强调解放天性，重视个人的情绪，重视自由表达的方式。

这是一种与传统思想完全背道而驰的新体系，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

玄学思想使人们可以纵情于山水人间，可以聚焦于自我的生活，可以谈论任何与天地万物相关的话题。

不管是评价历史还是议论政治，又或者是畅谈苍生鬼神等虚无缥缈的东西，这都可以被接受，可以被理解。

人们也开始寻求文学的表达途径，通过不同的文学作品来抒发内在的情绪，展现自我的观点和立场，让社会看到自我，让统治者倾听自我，让志同道合之人走向自我。

玄学思想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它开辟了一条思想自由的道路，而史学研究则成为了时代的高潮，在这条道路上昂首阔步。

除了表达个性之外，研究史学，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维系门第的荣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世家大族，他们都通过修史来稳固声望，弘扬家族文化。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当中提到的王家和谢家，就是影响力最大的两大家族。

每一位王家和谢家的后人，都会在族谱和家族历史当中特意强调家族的变迁，展现家族的荣光，重点标注家族当中的显赫之人。

比如王家的王羲之，又或者是谢家的谢安，他们都是后人在编纂家族史时必定会提到的重要人物。

史学的呈现过程，其实恰好能展现一个家族脉络的传承与发展过程，有了史学的佐证，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家族不间断地荣辱兴衰。

就像清朝时期的著名小说《红楼梦》，作者在描述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变迁时，也有意用到了史学研究和论证的手法，从而让整个论证过程变得更有说服力，逻辑和条理也更加清晰。

维护家族的荣耀，这又与当时的世族政治息息相关。

由于东汉末年门阀林立，所以世家大族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在政治体系当中也逐渐掌握了话语权，甚至直接把控了朝政。

他们是毋庸置疑的特权阶层，垄断了一切社会资源，享受着所有的发展成果，自上而下地凝视着整个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

特权给他们带来了不计其数的便利，也为他们保证了家族的影响力，所以捍卫特权，这也成为了他们最重要的目标。

不管是修订家族史，还是传承和发展家族文化脉络，这些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维护家族荣光的重要途径。

只有这样，家族才能绵延发展，每一位子孙后代才能受其荫庇。

纸张书写，极为便利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思想领域的包容性，个人主义的传播性，造成了魏晋时期史学题材和内容不断升级的现实。

除了这些之外，史学发展还得益于一项技术的支撑，那就是造纸术。

要知道，在纸张没有成为人们的书写工具之前，写字这件事具有极高的门槛。

在竹简上书写，这是贵族才能办到的事情，因为写字的成本实在太高，所以寒门学子根本没有与之接触的机会，也没有资源予以支撑。

但是当造纸术盛行以后，纸张成为了最普遍的文学工具，不管是寒门还是贵族，大家都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思想成果。

光是这一条件，就能和以前口口相传的知识传播方式区分开来。

中国古代的神话体系，就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和传承。

流传到后世，神话内容已经散落成了不同的片段，体系也没能完全建立，要想摸到一根清晰的脉络，那就成为更难的事情。

试想一下，如果当时已经有了纸张，有了文字，那么如今的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体系化的神话，而不是零散的神话故事。

史学也是如此，每一段完整的史学记载，都需要大量的笔墨予以见证，只有纸张，才能成为最符合需求的载体。

结语：

主客观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创新，人们思想境界的解放，都最终指向一个结果，那就是史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以司马迁为代表的这一重要流派，在西汉时未能得到重视，在魏晋时期却得到了长足发展。

命运轮转，其中的机遇果然妙不可言。

参考资料：

《魏书》

《三国两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