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公元808年唐朝炼丹家清虚子在《太上圣祖金丹秘诀》中关于“伏火矾法”的记载，是世界上关于火药制造的最早文字记载。

火器，即火药武器。唐朝末年，火器开始应用于军事之中。宋朝，最早制造出管形射击武器。13世纪蒙古军队将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经阿拉伯地区而传到了欧洲。

马克思曾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的粉碎。”火器（火器）的传入对欧洲打破封建枷锁，建立资产阶级统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期，在火药（火器）发源地的明清中国，火器（火器）发展走在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上。

明朝开国初期是火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京师三大营之一的神机营已经是成建制的专业化火器部队。

明太祖朱元璋曾将一批火器运送到朝鲜半岛，支援那里的抗倭战争，同时，还向朝鲜人提供硝、硫磺, 鼓励其自制火药。随着明军南下两广以及云贵地区，火器也扩散到了东南亚。

明军无论是各类火器的制造，还是使用火器的战术，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战争史上拥有一席之地。而当时欧洲各国的军队中，无论是火器的种类，还是数量以及在战争中使用的规模，都不能与明军相比。

然而，在朱棣“靖难之役”后，明朝国内长时间处于无战争的和平状态，即便是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局部战争，也无关大局，生活在和平年代里的人减少了对火器进行更新换代的迫切性。

此时，欧洲处于封建割据状态，战乱不断，西式火器大踏步进步，最著名的就是“火绳枪”“佛朗机炮”。

火绳枪在明朝正德至嘉靖年间传到中国。那时候的明朝沿海海盗猖獗，在清剿海盗时发现了日本人与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于是要求兵部仿制日式火绳枪。

明朝仿制的火绳枪，因为精准度高，甚至能将天上的小鸟打下来，于是被称之为“鸟铳”，又因其弯形的木制枪托好像鸟喙，所以也叫“鸟嘴铳”。这种鸟铳，铳管又细又长，直射约为八十步，仰射约为三四百步。

佛朗机炮传入明朝要晚于鸟铳，大约是16世纪初，明朝官员在与葡萄牙使臣打交道时，发现对方舰只安装的佛朗机炮。后来，广东守军击退骚扰沿岸的五艘葡萄牙船只，缴获了两艘舰只上的二十门佛朗机大炮。明朝命令兵部仿制，并做了改进后得以仿制成功。

尽管明朝仿制了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鸟铳、佛朗机炮，再加上自身传统的一些火器、火炮，应该是可以独步江湖傲视东亚了，但在对付北方游牧民族，装填缓慢且射程近的火器不适宜对付骑兵，明军仍主要依靠刀矛等冷兵器,，火器的发展刚刚起步就基本处于停滞。

在这期间，抗倭名将戚继光制造出单兵射击可用的改进版“鸟铳”，郑成功利用火炮击败当年世界上最强的荷兰海军收复台湾,，但明朝的火器化整体水平依旧是直线下滑。科学家徐光启曾提出“正兵”计划，其学生、时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上呈了建立全副火器装备的新营制方案，朝廷却都以靡费为名拒绝拨款。

面对后金的不断崛起挑衅，出于战场需求，明朝把目光聚焦到原本不被重视的火器身上，开始加大力量购买“佛郎机铳”“红夷大炮 ”。葡萄牙一度在澳门建立了远东最著名的铸炮基地，明朝最多时一次就购买了80多门大炮。

据明熹宗天启二年三月工部统计，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天启元年（1621年）的三年时间内，明朝发往辽东前线的将军炮、佛朗机、神枪等各式火器共42974位 （门） 。数量之巨，种类之多，实属惊人。尤其是当时威力最大的“红夷大炮”仿制成功和大量使用，更使明朝的火器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

1626年，明军将领袁崇焕在抗击后金军进攻宁远（今辽宁兴城） 时，主要依靠购自澳门的11门红衣大炮将对方击退，给擅长骑射野战的后金军以重创，努尔哈赤也为炮火所伤，遭遇了其起兵后最大一次败绩。

实战的效果让明朝感受到外国火器的威力，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明朝已经先后仿制出大中小型红衣大炮达400余门，还改进制造出迅雷铳、连子铳、翼虎铳等，明军军队中火器手的比例高达60%，甚至崇祯皇帝上吊前，手里还拿着一支三眼铳。

在明亡清兴之际，明朝军队善于用火器抗击后金军队，但由于此时的明朝吏治腐败、武备废弛，致使明朝官方所生产的火器质量较差，十分容易发生炸膛导致伤人事件，根本无法用于实战。

而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后金军队，火器来源比较单一，以单纯的缴获为主，不仅数量不多，更因为八旗士兵更喜爱传统骑射，从而使火器在大明与后金的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后金军队常常处于劣势。

在认识到火器的实战重要性后，后金军队开始重视火器。除缴获明军以外，还将俘虏的5000名朝鲜鸟铳手征入军中，成为后金的火器部队主力。

皇太极继位后，后金改国号为大清，受到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役、崇祯三年（1630年）滦州之役被明军火器击败的刺激，痛定思痛，正式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专业化火器部队，进入火器新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天聪五年（1631年），佟养性组织汉族工匠成功仿制出了第一门红夷大炮，成立了一只独立于其他各旗的部队。该旗因旗主佟养性因此在清军内部被简称为佟养性旗。佟养性旗的出现是清军对于编练专业火器部队最早的尝试。在该年发生的大凌河之战中，佟养性旗在清军对大凌河的进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天聪七年（1633年）明将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携带大量火器和熟悉火器操作方式的明军投降清朝，他们的投降不仅给清朝带来了大批火器，还使得清朝得到一批能够熟练使用火器的士兵。

由于对于火器的制造监管比明朝更为严格，所制造的火器质量和性能十分优异。在入关前夕，清军集合国力所铸造的35门“神威大将军”炮，是当时世界质量最精良的火炮之一。

有了利炮的清军八旗，不再依赖于古老的骑射，骑兵、步兵与火器部队相互配合，极大地增强了八旗的战斗力，丰富了清军的战术选择，为进驻中原，消灭南明，统一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有关历史记载，清军对南明政权的重要据点杭州、金华、建宁、广州等, 都使用了火器，用以攻破城门，打击明军士气。

不过，清军对于火器的使用主要依靠汉人和朝鲜人为主，满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骑射，并不是使用火器的主力军。这些火器部队入关后被编成绿营兵，依附于清朝八旗之下，很少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进行军事活动，只是作为随从和附属参与。

康熙初年，为平定准噶尔叛乱，清军才在绿营下设立了专门的火器营，成立了专业的火器部队，但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之后便难以在史书中找到他们踪迹。

火器曾是明军用以抵抗清军的重要武器和为数不多的有效手段，但只会单纯地固守火器的技术优势，既未能改进火器的质量，也未能改变使用火器的战略战术。

清军后来居上，逐渐在火器制造上追上明军，并在自制火器的质量上超越明军，同时在保留旧有骑射优势的基础上，灵活地使用火器，充分结合二者优势，取得最终的胜利。

康雍乾盛世后的清朝，再无火器的仿制创新，愚昧保守，闭关自守，走上了明朝的老路，火器发展近乎停滞。两百余年间，本已吸收西方先进技术，闪现点点革新之火的中国火器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日益衰败萎缩，与西方资本主义新兴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越拉越大。

清朝借火器之力夺得天下，为什么在坐稳江山后反而限制火器研发？

究其原因，原因有四点：

其一，不具备客观条件。中国大规模生产先进火器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火器的生产离不开铸造工艺、铜铁冶炼、火药制造等要素的支持。但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 恰恰难以在这些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在当时中国资本主义仍处于萌芽阶段的社会大环境下，没有资本的充分积累，也没有大型的手工工场和雇佣工人，系统化的科学技术理论和科研机制更是天方夜谭。

其二，主观动力不足。重文轻武的儒家思想把火器研发视为“奇技淫巧”，固守以农立国，兼及畜牧渔猎等天然资源的利用，既不重视工业，更是蔑视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还严加禁止。

其三，狭隘思想作祟。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有一种有别于汉族统治者的独特统治心理——努力保护国语骑射，维持满族武力优势，猜忌防止汉人武装的强大，这种狭隘思想更是从根本上断绝了火器在中国发展壮大的一丝希望。

其四，外来力量消失。在清朝，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科技书籍和技术人员的引入更加困难，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逐渐停滞，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向西方世界学习的机会。

其五，四方再无外敌。康雍乾盛世达到顶点，缺少强大外部敌人的刺激，全国一片歌舞升平，失去了居安思危的警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火器的衰落不可避免。

大规模战争结束，国家日益安定，思想文化保守，政治军事腐败，在传统意识形态与先进科技理念的冲突下，最终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军已经重新退回到对骑射的迷恋之中，保守、不思变革和对新生物的冷漠，抛弃火器，最终种下了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几近亡国灭种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