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张郁廉这个名字，可能不少人会觉得有点儿耳生，但她这一辈子，那可真是够精彩的。
1914年那会儿，哈尔滨跟其他好多地方一样，正赶上晚清时期的一堆大事小情。就在这纷乱的一年，张郁廉来到了这个世界。她老爸给她起了个小名叫“聚聚”，说是受够了到处漂泊的日子，盼着能给老婆孩子一个安稳的小窝。
但是，在那个年代，安稳日子从哪能找得到呢？
张郁廉才两岁大的时候，她妈就因为生病走了。她爸以前跟她妈说过，等日子好过了，就一起回老家山东。为了完成对老婆的这个承诺，张郁廉她爸决定把老婆的棺材运回老家去。可路途实在是太远了，没办法带着小张郁廉，所以他只能先把女儿托付给邻居照看。
隔壁住着一对来自白俄罗斯的夫妇，他们一直在哈尔滨生活，老公叫阿里莫夫，老婆叫瓦娃。这对夫妇对张郁廉特别关照，照顾得无微不至。
世道不太平，战乱连连，张郁廉的爸爸迟迟没回家。日子久了，阿里莫夫两口子就把张郁廉当作亲生闺女一样对待，还给她取了个俄国名字，叫做“佐雅”。
瓦娃特别关心孩子的学业，每晚睡觉前，她都会拿起普希金的书，给“佐雅”念上一段。在和养母一家日常聊天时，“佐雅”的俄语表达能力进步飞快，说得越来越顺溜。
转眼间，“佐雅”就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瓦娃心里猛地一亮，她跟老公认真地说：“佐雅骨子里是中国人，咱得让她学好中国话，得送她去学校，接受正经的中国式教育。”
阿里莫夫对妻子的选择非常支持。所以，“佐雅”重新用上了她的中国名——张郁廉，并开始在哈尔滨的公立小学就读。
张郁廉小时候主要接触的是西方教育，所以中文水平有点跟不上。为了帮她提高，瓦娃决定搬家，搬到了一个有很多中国人住的大院子。在那里，张郁廉碰到了一个住得很近的哥哥，他叫孙桂籍。
张郁廉学历史挺费劲儿的，那些历史时间的更替她总搞不清楚，搞得一头雾水。这时候，瓦娃就会去找孙桂籍来帮忙给女儿补课。孙桂籍是邻居家的大哥哥，他讲历史的时候，张郁廉听得特别认真，心里头特别佩服孙桂籍的知识丰富。时间一长，这俩孩子就成了好朋友。
1931年那会儿，张郁廉完成了学业，成功考入了南开女中。她去天津上学时，瓦娃夫妇亲自送她到车站，养母瓦娃叮嘱她：“咱是中国人，到了那边得好好学中国的文化，这对你有好处。”
两年后，瓦娃因为心脏病突然走了。张郁廉一听到这消息，不顾伪满政权的危险，立马赶回了哈尔滨，给养育他长大的母亲送了终。
1934年，张郁廉凭借出色的成绩顺利进入了燕京大学的大门。她决定攻读教育专业，立志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在那个时候，燕京大学还允许学生额外选一门副科，张郁廉就挑了新闻学来学习。
那时候的情况乱得一塌糊涂，学生抗议活动一个接一个不断。张郁廉也经常加入到这些表达爱国情怀的行动中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郁廉的学业被迫中断。她跟着逃难的学生们一块儿到了武汉，在国立武汉大学临时继续她的学业。
没过多久，汉口那边的苏联塔斯通讯社急着找人，就开始对外招人。张郁廉有个朋友在通讯社工作，看张郁廉俄语说得好，还学过新闻，就给她推荐了。结果没想到，张郁廉很快就接到了录用通知。
在这个战乱不断的时期，张郁廉为了活下去，决定去通讯社工作，同时他放弃了学业，去办理了休学手续。
后来，老爸在乱世里辗转反侧了好久，终于回家了。他希望张郁廉能找个机会，把学业给继续完成下去。
在塔斯通讯社，张郁廉的任务挺简单，就是把中文报纸上的新闻翻译成俄文，然后再用俄文打印机给打出来。后来战事越闹越大，通讯社的记者们全都被打发到了各个战区，张郁廉也不例外，他被调到了前线去帮忙采访。
日军想要占领重要交通线津浦路，所以大批军队出动，目标是拿下关键地点徐州。这样一来，徐州大战就拉开了序幕。
台儿庄是战斗最为残酷的地方，张郁廉他们一行人目标就是前往那里进行报道。他们历经重重艰险，才好不容易到达台儿庄的一个部队驻地。采访结束后，那位部队的覃旅长深有感触地对张郁廉讲：
你真厉害，是第一个冲到最前面的女记者，我特别佩服你！
说着，覃旅长从兜里掏出一把小巧的德国勃朗宁手枪，递给了她，然后接着说：
这把火器给你，碰到紧急情况能拿来保护自己。
打那以后，张郁廉跑到鲁南、湘鄂地区，还有武汉、重庆这些战乱地方去做采访，每次身边都带着那支勃朗宁手枪。她穿梭在一个又一个战场，从鲁南到湘鄂，再从武汉辗转到重庆，那把勃朗宁手枪始终陪伴着她，记录着战争的残酷与真实。
台儿庄大战胜利后，张郁廉他们火速赶赴战场进行报道。一到那儿，她看到这座几乎被摧毁的城市，眼泪就哗哗地流了下来。空气中还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好多房子都被烧成了灰烬，还在冒着烟。倒塌的墙壁和碎石块中，到处都能看到血肉模糊的尸体。咱们的战士们在忙着清理战场，挖坑掩埋，就连野狗也叼着啥东西往远处窜......
张郁廉没敢多看，紧跟着采访队伍大步流星地赶路。他们每天都得走上整整十个小时，要是走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往地上一坐歇会儿。肚子饿了，几个人就分着一张饼吃。
这段时间里，他们把战场上那些最残忍的真实情况都给记录下来了。
在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里，长沙会战特别让人激动，主要是因为它一连赢了三次。战斗结束后，张郁廉去见了一些被俘的日本士兵。
这13个日本战俘一字排开坐在路沿上，有的人脑袋上还裹着带血的绷带。里面有个叫汤田良仁的，念过两年书，张郁廉就先找了他来问话。
张郁廉问汤田良仁：“你咋跑到中国来打仗了呢？”汤田良仁叹了口气说：“不清楚啊，我是被抓来当兵的。他们跟我说到华北待一阵儿就回去，哪成想，压根儿就没能回去。”
随后，张郁廉又去问了另一个被俘的日本兵：“你们抓到中国士兵会咋处理？是不是直接杀掉？”那家伙眼睛一斜，故作聪明地回答：“哪儿能呢，我们都是把他们统统送到后面去。”
面对这样的答复，张郁廉心里头已经憋了一肚子火，她掏出一本日记。这日记是她从一个阵亡的日本士兵身上找到的，日记里头明明白白记录着：
“把抓到的中国俘虏全部杀掉！”
瞅着面前这群日军俘虏，张郁廉心里头全是怒火，他们就像是日本头头儿耍得团团转的笨蛋。
采访结束后，张郁廉的一个同事朝那些日军俘虏喊话：“别怕，咱们中国不会对俘虏动手的！等着给你们换新衣裳，干干净净的。”
1938年快结束时，张郁廉完成了战场上的采访任务。之后，她动手把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台儿庄大战胜利、徐州的大规模战斗，还有武汉的撤退等等，都转化成了文字作品。
1940年，张郁廉完成了在苏联塔斯社的职务，遵照老爸的期望，她重拾书本，继续攻读之前未完成的大学课程。完成学业后，她直接踏入了中央通讯社的大门，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1944年，张郁廉迎来了她的婚礼，她的另一半是孙桂籍，那个从小和她一起长大的邻家大哥哥。两人这些年一直保持着联系，孙桂籍就像是张郁廉心里的依靠一样。到他们结婚那会儿，已经相互陪伴了整整22年。
1949年，孙桂籍因工作调动去了台湾，张郁廉就带着孩子一起，作为家属跟了过去。可他俩压根儿没想过，这一走，竟然就是漫长的40年。
在台湾生活时，她主要围着家庭转，忙着照顾老公，教育孩子。有空的时候，她就琢磨起国画来了，还拜了国画大咖张君壁做老师。一年又一年，她就这么在国画圈站稳了脚跟。
张郁廉真是让人佩服，他从战地记者的身份摇身一变，居然成了国画大师。这转变，可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1989年，张郁廉在儿子的陪伴下，终于踏上了回哈尔滨的路。这一回，距离她当初离开，已经过去了漫长的40个年头。
她走到了俄国人的墓地，想找到养母的安息之地。可时间太久，这里已经大变样了，那些俄国人的坟头都不见了，就剩下一块破破烂烂的碑，上面还能模糊地看到点俄文字。
张郁廉用手摸着那块碑，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在瓦娃家寄养的那些年里，我度过了超过10年的快乐时光。从两岁时的啥也不懂，一直到高中毕业变得见多识广，那段日子对我性格的塑造特别关键。之所以能长成这样，全靠瓦娃的教导和关怀。我现在能有所成就，也都是因为瓦娃的功劳。
张郁廉回想起以前的事情，特别是养母说的那句话，一直刻在他心里：“别忘了，咱们的根在中国，得把中国话记牢。”
真正的安宁，就是世界和平，期盼这世界上别再有战火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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