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写于2023年9月12日：

这两天总算有理性探讨，学术探讨“天街”归属的评论了，虽然各自也免不了有点“火气”。但从提供的一些证据来看，似乎证据非但不够硬，而且同一阵线的“洛阳天街”说，出现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我们来看截图：

“呈”字代表两个人不在同一地点，是韩愈派人送诗过去我同意，但为什么非要在两个不同城市呢？隔着几个街区也算不在同一个地点啊。这种分析就是我所说的“想当然”，纯粹是为了要证明天街在洛阳的一种推测。当然这不是什么重点，按上述这位朋友的说法，小草在洛阳天街是毋庸置疑的，是要超过皇城（即长安）的烟柳。换句话说长安是一定有烟柳的。

根据这位朋友提供的证据，他是力证长安的天街是没有柳树的，只有洛阳才到处是柳树。所以满皇都的这个皇都必然是指洛阳。

这一来就滑稽了，就好比口径没有统一，造成了内讧。很多人当作“铁证”的“长安朱雀街只有槐树，洛阳的天街才是柳树”与另一部分认为“洛阳天街的草对比皇城长安的柳树”形成了自相矛盾。如果认同是两个地方的风景对比，那么种满烟柳的洛阳就成了“皇都”（因为长安种的是槐树），这是不是意味着天街应该在长安了？

如果既是洛阳天街的草，又是洛阳城的柳树，就意味着皇都和天街都在洛阳，这让嘲笑“韩愈怎么可能用长安的草来对比长安的柳树”的“洛阳天街”说者情何以堪？而我更不明白的是：彼时的韩愈服务于唐宪宗李纯，首都在长安，他哪来的胆子把洛阳称为皇都呢？

有句话叫：不怕强对手，就怕猪队友。这下双方是不是都视对方为猪队友了呢？接着我们来看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的第二首，因为他写了两首：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在这首诗中的“江头”，传统解释是陕西西安东南部的曲江，结合第一首的“烟柳满皇都”，从上下文的逻辑来看，说明这柳树是在长安的曲江两岸，这是不是证明我说的“凭什么说柳树一定要种在天街的两边”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你若不承认这条江是长安的，而是洛阳的。那么第一位精心想象的或者说费心推测的“韩愈在劝慰张籍洛阳天街的草要远胜长安皇都的柳树”这件事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如果皇都和天街都是指洛阳，那么你需要用扎实的证据来证明韩愈写这首诗的时间不是823年，那时的皇都是指洛阳而不是长安！所以持“洛阳天街”说的各位朋友，能不能先统一一下口径？

为了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接下来我可能要“自我打脸”了，因为我从“洛阳天街”说的人提到的一首诗中发现：这首诗里面的“天街”确实在洛阳：

这首诗中有“骄子起天街”，虽然你从整首诗中看不出任何与洛阳相关的元素和线索，但因为作者是杨炯，所以是在洛阳。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首诗的名字叫《奉和上元酺宴应诏》，所以又是一首“和诗”。杨炯（650年－692年）是服务于唐高宗（西元674～676) ，唐高宗在即位后就从长安迁都到了洛阳，所以这首诗里的“天街”大概率在洛阳。那我是不是真的自我打脸了呢？恰恰相反，这更证明了我的正确性！

因为我一直的观点就是“天街”是指“天子的街道”，即“京城的街道”。而且这个解释也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古代的学者早就这么解释了。所以京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街”！京城既然迁到了洛阳，那么在洛阳的街道统统都可以称为“天街”，而不是特指那条“实名制天街”！更何况那时是不是叫“天街”犹未可知。

如果不能证明上面元朝的《河南志》影印本是伪造的，那么根据内容显示：唐朝的时候叫“定鼎街”，又叫“天门街”和“天津街”，到了元朝才有人叫“天街”。所以唐诗中的任何“天街”都不是特指的，包括长安的“朱雀街”！

好了，这应该是我自己为“天街之争”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所以“天街”有且只有字典里那两种意思，而在唐诗里只有“天子的街道”这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