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焰专访#（撰文 李影）他一生恪尽职守，公正无私，是毛泽东口中的“老实人”“一生共事的人”，是战友、同事口中的“好领导”“军中楷模”，更是我军公认的“党内圣人”“政工巨匠”，他就是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中唯一的政工元帅——罗荣桓。

罗荣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自1927年跟随毛泽东走上井冈山，在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从连党代表到总政治部主任，历任各级政工领导职务，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功勋。

近日，赤焰新闻专访了罗荣桓之女罗北捷，交谈之间她为我们讲述了父亲平易近人、大公无私、低调谦逊的开国元帅形象。

罗荣桓元帅

从实业救国奔向革命

1902年11月26日，罗荣桓出生于湖南衡山县土字第十四区南湾新大屋（今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他原名罗慎镇，读高小时，校长兼国文教员罗炳文征得罗父的同意，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罗荣桓。

他8岁入私塾，12岁上小学。1919年进入长沙协均中学，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对当时贫穷弱小、民不聊生、军阀混战的中国现状萌发了忧国之心。

“父亲当时参加了反军阀的学生运动，之后学校把这些学生们列到通缉名单里了，父亲无法继续在长沙求学，于是去了北京。在那里他遇到了同学张沈川和彭明晶，随后父亲和张沈川一起进入私立青岛大学，在土木工程系的预科就读。”罗北捷讲述道。

深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罗荣桓，当时同许多青年学子一样胸怀强国激情，不过他最初的志向是当一名工程师，立志实业救国。

“在青岛上学期间，日本对中国开始蠢蠢欲动，期间父亲和同学们进行了抵制日货的学生运动。他是理工科出身，希望能靠实业救国，他们办了合作社，做肥皂、火柴等。但最终发现行不通，手工作坊跟机器制造是没办法抗衡的。因本次运动父亲等人再一次被当地的军阀通缉，于是他们又开始了逃亡，在高密躲了一个月后又从乡下回到了青岛。”

罗北捷向赤焰新闻讲述父亲的故事

1926年秋，罗荣桓从青岛大学预科毕业后去了广州，本想报考中山大学，但最终没有被录取。随即他回乡后组织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回到家乡的罗荣桓，突然收到好友彭明晶的来信，信中彭明晶邀请他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

1927年4月，罗荣桓到武汉大学前身——武昌中山大学求学，通过补考，插班进入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一年级就读。期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时年25岁的罗荣桓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干。

同年5月，在好友彭明晶的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从此投笔从戎，奔向革命。

“父亲两次上大学选择的专业都是理工科，他一心想通过实业救国，但是在校期间，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和社会上汹涌澎湃的斗争浪潮使他无法坐下来安心读书，最终还是汇入这股革命洪流。”

1927年7月初，罗荣桓被派往鄂南搞农运。9月，罗荣桓率农军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此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在三湾村将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实行了“党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全新制度。在这次改编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开始了在革命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生涯。

抗战时期的罗荣桓

此后，罗荣桓先后担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

将山东看作第二故乡

谈到父亲的革命经历，罗北捷提到，父亲辉煌的一生同山东抗日战场是密不可分的。抗日战争八年，父亲和母亲在山东待了七年多，他们一直把山东看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2月，日军入侵山东，斗争形势十分严峻。而彼时山东抗日武装非常薄弱，急需一支骨干力量。为扭转山东的抗战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派八路军主力第115师挺进山东。

1938年12月中下旬，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率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千里东进，于次年3月初到达鲁西。

1940年，罗荣桓与夫人林月琴

“当时山东存在多方势力，有国民党、日伪军、杂牌部队等各方人马，连我们共产党内部还分很多机构，情况复杂。而且当时不论是日伪军，还是国民党军和杂牌部队的人数和装备都远远超过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斗争残酷又激烈。父亲既要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还要加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可想而知他面临的工作难度有多大。”

尽管条件艰难，罗荣桓还是带领军队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入鲁第一战的樊坝战斗，全歼伪军1个团，继而出击宁阳、东平、肥城之敌，迅速打开了鲁西的抗战局面。

在入鲁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罗荣桓带领军队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大大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开了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为粉碎几十万日伪军的轮番扫荡、蚕食和洗劫，罗荣桓开创性地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山东抗战军民运用这一战术逐渐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毛泽东盛赞“翻边战术”不是“战术”，而是“战略”……

1942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年底，罗荣桓因劳累过度，出现尿血，日渐消瘦。也是在此时，党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让罗荣桓全面主持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尽管罗荣桓此时病情已经很重，但他坚决服从中央的安排，忍着病痛，勇挑重担。

1943年，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和山东分局书记

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太差，罗荣桓强撑病体，常常坐在担架上坚持工作，甚至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以罗荣桓为首的山东分局领导下，八路军山东部队由最初的几万人发展到20余万人，装备大大改善。

“我觉得父亲特别像水泥，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特别的包装，但是他有非常强大的凝聚力。正是因为他出色的凝聚力和调解能力，才能把当时形形色色，暗流涌动，带着各种目的来到队伍里的人都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让这个队伍的力量越来越壮大。”罗北捷对于父亲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能力，十分佩服。

自1939年3月1日踏进山东抗日战场，罗荣桓共在山东战斗生活了2400多个日日夜夜。期间，罗荣桓呕心沥血，使山东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成为全国抗日战场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革命实践的锻炼中，罗荣桓也成长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对于罗荣桓在山东的功绩，毛泽东在1962年曾有过评价：“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

1946年夏，罗荣桓因病情加重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治疗，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但罗荣桓心系东北解放，强支病体率山东主力部队7万余人挺进东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东北野战军政委，参加领导了解放东北和后来进军关内解放平津的作战。

而这些在抗日战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革命武装，成为今后解放东北乃至全国的中坚力量。

评衔工作中大公无私

1953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全军军衔实施委员会，3月7日，又成立了军衔审查研究组，负责实施军衔制度的具体工作。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时任总政治部与总干部部主任的罗荣桓。

对于共和国的首次评衔，我军绝大多数干部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对这次授衔工作能否公平、公开，能否真正做到了赏罚分明也是十分关注。

但是偌大的军队，想要做好每个人的利益分配，面对如此复杂的军队现状，搞好评衔工作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毛泽东就曾说过“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

军衔评定的政策制定之后，就是评衔的具体工作，这是整个军衔实施过程中最难的，也是是否能够在全军成功实施这项制度的关键所在。当时，罗荣桓主要负责的是对中将和少将军衔的评定工作。

罗北捷提到，人民军队的首次评衔，是一件政策性极强的工作，也是一项极其繁杂的任务，父亲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当时没有像现在计算机这样的工具，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名单表格，铺在地板上，父亲他们就这样对名单进行逐个审查和反复衡量。他们走遍了全国所有的各大军区，跟干部们逐一谈话。这么大的军队，要做到没有丝毫偏差，每个人都公平公正，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时父亲要做的工作就包括给对方解释为什么这么评，你的高了，他的低了，他觉得不合适了等等这些问题。”

罗北捷称，当时父亲已经年近六十岁了，而且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人，身上都有病有伤，所以这项工作是极其不容易的。

195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给罗荣桓元帅授勋

在评衔工作中，不少元帅、将军面对荣誉淡然处之，不为名利争短长，演绎了让衔的佳话。

罗荣桓也曾提出让衔，当他得知自己被评为元帅时，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信中写道：我参加革命时间比较短，对革命的贡献也很小，给我授元帅衔当之有愧，我恳请不要给我元帅军衔……而毛泽东得知后还是坚持原议，没有同意他的请求。

有让衔者，也有争功者。有些人在听到方案后，虽然嘴上说满意，但心里却不是十分舒服。

为了肩上的星星，摆资格、列战功、闹情绪、哭鼻子，有的甚至公开跑到领导那里去要军衔。面对此情此景，毛泽东说了那句名言：“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罗北捷讲述，有一位老同志，参加革命时间较长，功劳也的确不小，但进城后因犯了错误，受到处分。他认为评衔是论功行赏的事，期望值较高。当他知道自己只能评为中将的时候，心中愤愤不平，便给有关军委领导提意见。

“之后父亲亲自找这位老同志谈话，和他谈心，告诉他这么评是比较公正的，并且严肃指出他的问题。经过耐心细致地工作，做通了他的思想。”

还有一个干部，因生活作风有问题，被撤职并开除党籍。分配工作时，哪个单位的领导都不愿接收。

当时罗荣桓组建了政治学院，于是就把这个干部分配到那里，但是学院也不愿意接收。他亲自出面对学院领导说：“不要不行，他是有错，但也有过功劳，不能将他在革命中立的功劳一笔抹杀。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

后来，政治学院给这位干部在后勤保障部安排了一个职务，他也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1961年1月，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

罗荣桓认为，处分干部固然是一种教育，但更要热情教育、帮助和感化他们，不要推出门就不管。

身为全军最著名的政工干部之一，他却最爱惜干部，发现问题先教育、后批评，却从不参与任何整人的活动。他的管理方法，在军内的政工干部中独树一帜。工作效果也非常好，令各级将领无不敬重。

经常为别人雪中送炭

罗荣桓是一名慈父，但从不溺爱孩子，也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他认为对高级干部的子女更应该严格要求。

他经常叮嘱自己的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不要脱离群众，不要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你们千万不要有依赖爸爸、妈妈的思想，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

在家庭生活中，身为党的高级干部的罗荣桓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树立良好的家风。

罗北捷称，父亲有着严格的作息制度，无论冬夏，每天早上5点钟就起床，而且有自己的一套健身操，按点起床后，就在走廊里做健身操，做得噼里啪啦响，所以家里从来不用设闹钟，父亲的作息时间就是孩子们的起床号。晚上他要听新闻，有了电视以后他每天看电视新闻。

“在父亲的影响下，全家人的生活也都特别规律。家里的习惯是不让睡懒觉的，早睡早起，起来打扫卫生。虽然不像部队那样严格，但大家起来洗漱完毕以后，要收拾自己的卧具，把房间收拾整齐之后才可以去餐厅吃饭，父亲在家里的言教身教对我们很重要。”

罗荣桓与全家合影

回忆起父亲的点滴教诲，罗北捷十分感激，他称父亲对孩子们没有很多的说教，他不会经常批评你，而是以你能接受的方法来告诉你。而且父亲对子女们的教育更多来自于他自己的模范行为，罗北捷讲起对她感受比较深的一件事：

我们小时候，经常有父亲的老战友或烈士子弟的孩子在我们家进进出出，他都像自家孩子一样对待。暑假去北戴河疗养，他就把孩子们都带着。

其中有一个叔叔家的孩子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无论寒假、暑假，吃喝玩乐都在一起，当时我们都认为这个叔叔一定是我父亲特别好的战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叔叔牺牲了，他确实是父亲的战友，但是他们俩曾经在山东工作期间有过严重分歧，甚至一度闹到两人关系非常糟糕，当时我父亲都准备向延安写辞职报告了。

当我得知他们的关系是这种情况后大吃一惊，因为他的孩子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关系很亲密，而且我父母对这个孩子和孩子的母亲特别关怀备至，我怎么也想不到父亲和这个叔叔的关系曾经坏到那种程度。

后来我逐渐了解，在父亲看来，无论当时二人的关系有多不好，都是为了国家。而且他牺牲了，是一位革命功臣，作为战友，对他的后代和夫人就应该给予照顾。

对于罗荣桓的一生，夫人林月琴总结了一句话，她说：他很少热衷于给人锦上添花，却时常为他人雪中送炭。

罗北捷觉得妈妈说的非常贴切，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这就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很敬佩我的父亲，他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编辑 张喜斌  程序编辑 赵雅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