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道口镇的刑场上传来一阵枪响。一个名叫吴蓝田的小鞋贩，终于为他累累罪行付出了代价。
吴蓝田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通缉令上的要犯。从河南滑县的革命干部到臭名昭著的汉奸，从呼风唤雨的特务团长到街头贩鞋的流民，吴蓝田用了近二十年时间逃避制裁。
觉悟不高误入歧途1911年，吴蓝田出生于河南滑县的一户地主家庭。尽管辛亥革命在那一年爆发，但这并没有波及到吴家的日常，吴蓝田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富足和安逸，没有烦恼。
1928年，17岁的吴蓝田进入开封第一师范学院读书，次年因表现突出入党，成了河南滑县最早一批党员。
作为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年轻人，他有着较好的文化基础，这让他很快就得到了组织的重用。
1937年，由于当地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打击，急需培养新生力量，觉悟尚未完全但能力出众的吴蓝田被提拔为滑县县委书记。
此时的他年仅26岁，照此发展下去，前途肯定大好。
但吴蓝田在担任县委书记后，开始显露出他的本性。他没有将精力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反而利用职务之便四处勾搭女同志。
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女性干部本就稀少，每一位都是组织精心培养的宝贵力量。然而在吴蓝田眼中，这些投身革命的女同志却成了他玩弄感情的对象。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陈克勤。这位年轻的女同志思想单纯，很快就被吴蓝田的甜言蜜语所打动。
当时的吴蓝田已经结婚，但他打着＂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旗号，硬是说服了组织允许他与陈克勤结合。这段婚姻本应该让吴蓝田收心，专注于革命工作，但他的劣根性却愈发显露。
婚后不久，吴蓝田又将目光投向了县妇联的王姓女干部。这位年轻貌美的同志刚满20岁，正是青春年华。
在吴蓝田一系列猛烈的追求下，这位女干部不久便成为了他的地下情人，吴蓝田也常常与这位姓王姓干部秘密享受亲密时光。
吴蓝田的行为很快引起了上级的注意，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将王姓女干部调离滑县，以此来阻止这段不正当的关系。
这样的调动并没有让吴蓝田收敛。1939年，在参加濮阳的干部培训班期间，他又看上了培训班女学员生活负责人、女干部陈某。
这一次，吴蓝田更加肆无忌惮，利用自己优越的家庭条件，不断用物质来笼络对方。这位不知情的女同志并不知道吴蓝田已经结婚，在他的甜言蜜语下渐渐沦陷。
当王从吾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他分别找来两人谈话，严厉批评了吴蓝田的行为。
死性不改面对组织的批评，吴蓝田表现出一副悔过的样子，但这种表面的认错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即便女学员被调往80公里外的长垣县，他们仍然保持着书信联系。
最终，这位女学员抛下革命工作，不顾组织反对，私自来到滑县与吴蓝田相会。更令人不齿的是，吴蓝田居然通过土匪关系为两人找了藏身之处。
1939年4月，组织对吴蓝田采取了强制措施。军分区的豫北大队对其进行抓捕，准备押送至冀南区党委处理。
然而在押送途中，吴蓝田趁着守卫不备逃跑了。为了防止吴蓝田采取极端行动，上级决定对其宽大处理。吴蓝田对组织所说的给予他机会持怀疑态度。
因此，在与当地地委的临时书记信西华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并确认自己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后，吴蓝田便找借口逃离了。
眼看走投无路了，吴蓝田想要让情人陈某的父亲将自己保下来，但没有一个父亲能够接受自己的女儿与有妇之夫有染，并且事情还闹得这么大。
因此，陈父不仅没有帮忙还狠狠的训斥了他一番。
看着眼前的困境，吴蓝田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找到曾经关系较好的聂元昂，请求他代为转达自己的悔意和决心，表明自己已经深刻反省，愿意彻底改过自新。
考虑到吴蓝田过往的工作表现尚属勤勉，组织决定给予他一次改过的机会，条件是他必须与敌对势力断绝关系，并妥善解决个人情感问题，组织才会重新接纳他。
吴蓝田内心暗自庆幸，认为自己侥幸逃过了一劫。由于组织对他的追捕令尚未撤销，许多士兵并不知情，吴蓝田已经与组织达成了和解。
因此，当士兵们在路上看到吴蓝田大摇大摆时，立刻毫不犹豫地将他逮捕。吴蓝田这下真的感到恐慌，他误以为组织出尔反尔，于是趁看守不备再次逃走。
巧合的是，吴蓝田逃亡不久后意外遇到了聂元昂。
聂元昂看到吴蓝田的行为，意识到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原则和党性，于是立刻向组织汇报，导致吴蓝田再次被捕。
不出所料，吴蓝田又一次成功逃脱。这次，他将自己的不幸全部归咎于组织对他的不公正对待。
在愤怒和委屈的情绪驱使下，吴蓝田选择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为了一名叛徒。离开了组织纪律的约束后，吴蓝田迅速放纵自己，无恶不作。
投敌卖国残害同胞1940年的河南已是一片沦陷区。3月初3那天，吴蓝田将自己掌握的冀豫鲁根据地情报，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日军。
日军对这样的＂投诚者＂自然是欣然接纳。他们给了吴蓝田一个特务团团长的虚职，允许他在当地招兵买马。
这个曾经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汉奸，开始在家乡肆意横行。他深知当地的地形和人脉，这让他的＂剿共＂行动格外得心应手。
手中有了实权，吴蓝田开始疯狂报复。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昔日的同志聂元昂。在吴蓝田看来，正是聂元昂的＂不讲情分＂，才导致自己走上这条不归路。
虽然未能抓到聂元昂本人，但吴蓝田还是残忍地杀害了聂元昂的侄子，并绑架了其母亲。若不是当地百姓凑钱赎人，这位老人恐怕也难逃毒手。
吴蓝田不仅为日军效力，残害抗日力量，对待普通百姓更是毫无人性。
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他采取了各种卑劣手段敛财。但凡是被他盯上的人家，不论是亲戚还是邻里，都必须献出钱财才能保全性命。
那些拿不出钱，又暗中支持抗日的百姓，往往会遭到更加残酷的对待。在吴蓝田的特务团里，发明了各种令人发指的刑罚。
有的人被逼着坐在炸弹上等死，有的人被钉上钉子慢慢折磨，还有的人被砍断手筋脚筋后活活折磨致死。当地百姓提起吴蓝田，无不谈虎色变，都称他为＂活阎王＂。
1942年，吴蓝田的手下抓住了时任高陵县三区区委书记李明德同志。或许是为了在日军面前邀功，吴蓝田亲自指挥对李明德的刑讯。
他们将这位革命同志钉在木桩上，用最残忍的手段将其折磨致死。这一事件，在当地留下了沉重的阴影。
第二年春，吴蓝田更是率领特务团，对二十多个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洗劫。在这次行动中，无数无辜百姓惨遭杀害，许多家庭流离失所。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日寇统治时期，就有上百名革命同志和普通百姓死于吴蓝田之手。
1945年，随着日军的节节败退，吴蓝田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他很快投靠了国民党，被封为豫北保安第二旅少将指挥官。
然而，此时的共产党力量已今非昔比。冀鲁豫军区派出精锐部队，一举歼灭了吴蓝田部下千余人。可惜的是，这个狡猾的叛徒再次在混乱中逃脱。
7年间的累累罪行，让吴蓝田彻底失去了回头的机会。他的所作所为，不仅背叛了组织，更是背叛了民族。＂吴蓝田＂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汉奸＂的代名词。
1947年，解放军势如破竹地推进，吴蓝田踏上了逃亡之路。他带着两个妻子先是逃到南京，又辗转苏州，最终选择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落脚。
为了彻底隐藏身份，吴蓝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虞金山”，让两个妻子对外谎称是一对姐妹。
隐姓埋名苟且偷生任何一个破绽都可能致命，因此，他开始刻意改变自己的一切特征。
白天，吴蓝田会在街头摆摊卖鞋。他总是低着头，尽量不与人有眼神接触。夜晚回到家中，他则苦练上海话，模仿当地人的语气和习惯。
为了让自己的身份更加可信，他甚至专门学会了扎面条的手艺。街坊邻里都以为他是个来自徐州的普通商贩。
吴蓝田每当听到警笛声，或是看到穿制服的人，就会不自觉地颤抖。他总是提醒自己的家人，不能在外面多说话，更不能提及过去的事。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从不在一个地方久住。
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让吴蓝田的性格变得愈发阴郁和多疑。他几乎不与邻居来往，也不允许家人结交新朋友。即便是去市场买菜，他也会事先规划好路线，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
生活的重担也渐渐压在了吴蓝田身上。
卖鞋的收入微薄，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曾经养尊处优的两个妻子，也不得不出去做些零工贴补家用。但即便如此，他们的日子依然过得紧巴巴的。
任凭吴金山如何硬扛死撑，生活的重担终究把他压垮了，1950年吴蓝田决定冒险联系自己弟弟，委托他去北京将自己的房产变卖，换些钱财度日。
弟弟接到家信后立即北上处理房产，却在途中遇到了解放军征兵。或许是命运的安排，这位弟弟就此参军入伍，成为了一名骑兵战士。
无奈之下，他只好将卖房的事托付给表哥。
这位表哥并不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他好不容易处理完房产事务，准备将款项寄往上海时，吴蓝田早已因为担心暴露行踪而搬离了原址，导致房款退回，表哥一筹莫展。
他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写信回河南滑县老家询问处理办法。
此时的公安机关正在全力追查吴蓝田的下落。
专案组的民警们在滑县走访了数月，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这封来自表哥的信件，像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案情。专案组立即派员赶往上海，与当地公安部门密切配合，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蹲点守候。
在走访过程中，有群众举报说经常看到一个说着河南口音的老者在市场出现。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很快发现了吴蓝田的一位旧部。
昔日的心腹虽然不知道吴蓝田具体住在哪里，但透露出他就在上海北郊活动的消息。
一贫如洗的吴蓝田为了筹集路费离开上海，他用“虞金山”的身份去信用社申请贷款，谎称要去安徽做毛竹生意。他不知道，此时整个上海的执法部门都已经知道了虞金山就是吴蓝田的化名。
1956年9月16日，吴蓝田信心满满地走进信用社准备取款时，等候多时的民警们终于将其制服。这个逃亡七年之久的汉奸，在自己的贪念中暴露了行踪。
专案组民警拍着他的肩膀说出他的真实身份时，这个曾经嚣张的特务团长瞬间如同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
公安机关掌握了大量铁证，吴蓝田也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1957年3月20日，在道口镇的刑场上，随着一声枪响，这个恶贯满盈的叛徒终于伏法。
数百名群众自发前来观看行刑，当处决完成的消息传开时，街道上响起了阵阵掌声。他的死，也为那些在他手中惨死的革命志士和无辜百姓，讨回了一个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