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外汇管制制度极为严格，这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追溯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际，彼时蒋介石政府将大量外汇带往台湾，让新生的中国一穷二白，极度缺乏国外硬通货。
紧接着，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携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制裁，使得我国获取外汇的外部渠道严重受阻。
在此背景下，我国外汇状况捉襟见肘，与一般放松外汇管制的发展中国家形成本质区别，绝不能简单套用常见理论去评判对错，更需深挖其演变历程。
早年间，即便是持有外汇，在国内使用也面临重重约束。不知大家是否听闻过外汇券？它虽非货币，却是国家印发的票证，注明可使用的美元、日元、英镑等外币数额，拿着它才能在专门的外汇商店购置进口商品。
外汇券
彼时，普通单位与民众无权留存、使用外汇，国家需集中外汇资源，用于关键设备、技术以及原材料进口。
这种严格管制，不仅体现在外汇使用上，国内经济管理也秉持去货币化思路。各类原材料、产品调拨依靠国家计划，货币更多充当计量单位，而非自由流通的媒介。像制作一件家具，从框架木材、三合板，到油漆等物料，均需审批计划。
那时地方计划部门与部队后勤供应部门在物资调配流程上紧密对接，审批环节环环相扣。
直到1979年，因外债过重致使财政赤字恶化，为激发出口创汇部门的积极性，政策才稍作松动，允许出口创汇单位有一定的外汇留存。
但整体而言，外汇管制依旧森严。
转机出现在 2001 年，美国爆发新经济危机，还遭遇宗教极端势力袭击金融中心与五角大楼的重创，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叠加，大量资本开始从美国流向中国。
2002 年外资蜂拥而入，到 2003 年，中国一跃成为全球外资流入最多的国家，外资多以外国直接投资（FDI）形式进入。
在这外资大量涌入阶段，我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每收到一美元外汇，就得卖给国家银行，银行再按汇率给付人民币。
这一制度导致外汇流入时，大量人民币被增发对冲，2003 年前后，大概每流入 1 美元就要增发 7 元人民币，外汇对冲引发的货币增发量占到货币增发总量的 80%，国内通胀压力骤增。
鉴于当时国内货币总量因外汇对冲增发而迅速扩张，通胀压力与日俱增，2008 年，我国外汇政策迎来关键调整，正式放弃实行已久的强制结售汇制度。
自此，企业与单位被赋予了自主抉择的权利，在外汇处置上拥有了更大的灵活性。要是选择结汇，只需依照既定汇率，将手头的外汇售卖给银行，就能顺利换取等额的人民币，充实企业的国内资金流；而倘若不结汇，企业便能够拿着外汇，直接投身海外市场，不管是采购关键原材料，还是开展大规模的并购活动，都无需再受以往制度的掣肘。
回首过往，我国的外汇政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有着泾渭分明的差异，这种差异在抵御金融危机的狂风骤雨中，凸显出独特优势。1997年那场来势汹汹的东亚金融危机，如一场金融界的超强台风，多数发展中国家毫无招架之力，被卷入经济衰退的漩涡，深受其害。
然而，我国却凭借着严格的外汇管制体系，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金融防线。国外投机资本犹如汹涌潮水，四处寻找可乘之机，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在东南亚各国横冲直撞，屡屡得手，却在中国内地碰了一鼻子灰，怎么也撬不动我国稳固的金融市场，最后只能把目标转向香港。
即便如此，我国依靠强硬的外汇管制底气，全力驰援香港，成功稳住了香港的金融局势。
可命运总爱开玩笑，2008年我国放开外汇管制之时，恰逢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2007 年，我国股市刚经历一场动荡不安的股灾，还没缓过神来，美国那边又爆发了次贷危机，紧接着 2008 年全面升级为金融危机。
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美国出台量化宽松政策，海量增发近 4 万亿美元货币。这些新增货币超 60% 如脱缰野马般涌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石油、铁矿石、粮食等物资价格一路飙升。
我国企业刚欣喜于获得外汇自主使用权，转瞬就陷入困境，手中的美元因美国大肆注水而急速贬值，进口成本如火箭般蹿升，毫无防备地遭遇输入型通货膨胀。
所以，外汇政策的评判绝非易事，不能简单粗暴地判定对错。深入梳理其内在演变脉络，才是洞察本质的明智之举。
唯有厘清这一过程，我们手中才拥有分析经济难题的得力工具，而非机械刻板地套用理论，盲目给出定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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