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溥仪回国改造，五年后，终于献出皮箱夹层最后一批国宝

引言：

1950年深秋，一列从苏联驶来的专列缓缓停靠在中国边境。车厢内，昔日的末代皇帝溥仪正紧紧抱着一个破旧的皮箱。这个皮箱，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随他走过紫禁城、天津租界、长春伪满皇宫，又辗转至苏联，如今又回到了祖国。这个看似普通的皮箱，却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它的夹层里，珍藏着一批来自紫禁城的稀世珍宝。直到1955年，这批国宝才最终重回故土。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溥仪在这么多年里都不愿交出这些珍宝？这些珍宝又经历了怎样曲折的命运？这个特制皮箱里，到底藏着些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溥仪的末路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奉天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当时，溥仪正准备乘坐日军特别飞机前往日本。在混乱之中，他只来得及带走一个特制的皮箱和几件简单的随身物品。这个皮箱，就是后来藏有大量珍宝的那个。

苏联红军将溥仪押解至赤塔，随后转移到哈巴罗夫斯克。在这里，溥仪被安置在一栋两层楼的小楼内。这座建筑位于城郊，周围有铁丝网和岗哨，但相比战俘营的条件要好得多。苏联方面为溥仪配备了专门的厨师和勤务人员，允许他保留个人物品。这个特殊待遇背后，是苏联方面对这位前清帝国和伪满洲国统治者的政治考量。

在苏联的五年期间，溥仪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但充满不确定的日子。他被允许在院子里种菜、饲养家禽，甚至可以阅读苏联报纸的中文版。苏联内务部多次派人对他进行审讯，主要围绕日本侵华和伪满洲国的议题。在这些审讯中，溥仪始终对那个特制皮箱守口如瓶。

1946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溥仪被要求以证人身份出庭作证。他被带到东京，在法庭上作证三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这次东京之行，那个皮箱仍然被他带在身边。返回苏联后，溥仪继续过着被软禁的生活。

1949年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溥仪的命运迎来转折。1950年7月，经过中苏两国政府的交涉，决定将溥仪遣返回国。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溥仪曾向苏联方面提出希望留在苏联的请求，但被婉拒。

1950年8月，溥仪乘坐专列从哈巴罗夫斯克启程。这趟旅程历时数日，途经满洲里入境。在这段旅程中，溥仪表现得异常紧张。当列车驶入中国境内时，他一直紧抱着那个看似普通的皮箱。这个皮箱在此后被带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他在改造期间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之一。

抵达抚顺后，溥仪被编号为981号战犯。这里的生活与在苏联时大不相同。他必须参加劳动，学习政治，写思想汇报。面对这样的改造生活，溥仪起初显得很不适应。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接受了这种生活，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去。这个过程中，那个装有珍宝的皮箱一直被他小心保管着。

二、皮箱的秘密

这个特制皮箱的来历可追溯至1924年。在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前夕，御用皮件工匠张德生受命打造了这个看似普通的旅行箱。表面上，这是一个由上等牛皮制成的棕色皮箱，尺寸约为60厘米长、40厘米宽、20厘米高，外观与当时常见的旅行箱并无二致。

皮箱的特殊之处在于其精巧的内部结构。箱体采用双层设计，表层是普通的衣物收纳空间，而在箱底和四周则暗藏机关。工匠们在箱底和侧壁之间设计了一个厚约3厘米的夹层空间。这个夹层的开启方式极为隐秘：必须同时按压箱体左右两侧特定位置的暗扣，才能打开位于箱底的一块活动板。

夹层的内部结构也经过特别设计。整个夹层空间被分隔成若干小格，每个小格都贴着天鹅绒内衬，专门用来安放不同类型的珠宝首饰。格子的大小各不相同，最大的可容纳手掌大小的物件，最小的仅能放置戒指。这种分隔设计不仅可以防止珠宝在运输过程中相互碰撞，还便于分类存放。

为了确保珍宝在运输过程中的安全，工匠们在夹层内还加入了减震设计。每个格子的底部都垫有特制的软木层，外围则用细麻绳固定。这种设计使得即便箱子受到剧烈晃动，内部的珠宝也能保持稳固。

皮箱的防水性能同样考虑周到。工匠在夹层的四周都涂抹了一层特制的防水胶，这种胶水是用桐油和其他材料调制而成。即使箱子遇水，夹层内的珠宝也不会受潮。这一点在后来溥仪流亡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藏匿珠宝的方式也经过精心安排。较大的珠宝首饰，如玉雕、金镯等，都用丝绸包裹后放入专门的格子。而一些较小的珍品，如戒指、耳环等，则装在特制的小锦囊中。每个锦囊上都绣有暗记，方便识别内容物。

这个皮箱的重量控制也很巧妙。即使装满珠宝，总重量也不会超过普通行李箱的正常重量。工匠们通过选用轻质木材作为箱体框架，再配合特制的铜质合页和搭扣，既保证了箱体强度，又控制了整体重量。

最令人称奇的是皮箱的开启机制。除了表层的普通锁具外，夹层的开启需要遵循特定顺序：先解开表层锁，再同时按压两侧暗扣，然后转动箱底特定位置的机关，最后才能打开夹层。这种多重保险的设计，使得即便箱子落入他人之手，一般人也难以发现其中的秘密。

三、珍宝流失史

1924年11月5日凌晨，溥仪离开紫禁城时，已经提前做好了周密安排。在此前的三个月里，一批批珍贵文物通过各种渠道秘密运出。这些文物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一批珐琅器和玉器，它们被分批装入特制的箱子，由太监李连升假扮成商人，分多次运往天津租界的张园。

在天津租界期间，溥仪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1925年初，他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变卖随身携带的珍宝。第一批被变卖的是一组清代玉器，经由英国商人威廉姆斯介绍，以2万银元的价格售予一位美国收藏家。这笔交易引来了各国古董商的注意，他们纷纷前来接触。

当时，一位名叫山田的日本古董商成为溥仪的主要买家之一。这位商人与日本军方有密切联系，他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了多件珍品。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些交易背后隐藏着日本军方的政治意图。通过这些交易，日方不仅获得了珍贵文物，还在经济上控制了溥仪。

1931年后，珍宝的去向变得更加复杂。在伪满洲国建立前夕，溥仪与日本军方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日方承诺支持他重返帝位，作为交换，溥仪同意将部分珍贵文物转移到日本＂保管＂。这批文物中包括了多件宋代官窑瓷器和元代书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皇室遗老们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荣源为首的一批前清遗老，打着帮助保管文物的名义，实际上暗中与各国古董商勾结。他们利用对宫廷旧制的了解，帮助鉴别文物真伪，从中收取高额佣金。这个网络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

在这个过程中，地下古董商人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们组建了一个复杂的交易网络，将这些流失的文物转手至世界各地的收藏家手中。其中最活跃的是一个绰号＂老九＂的上海商人，他在租界内开设古董店，实际上是一个文物中转站。通过他的手，大量珍贵文物流向欧美。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交易都是明码标价的买卖。有些珍贵文物是以借款抵押的形式转手，这种方式在表面上保留了赎回的可能，实际上大多数物品都未能赎回。例如，1928年溥仪将一套明代青花瓷器抵押给天津某银行，约定三个月后赎回，但最终这批瓷器流入了一位英国商人手中。

此外，还有一些文物是通过特殊渠道流失的。例如，溥仪的侍卫长臧月明就曾利用职务之便，将多件珍贵文物转移出去。这些文物后来辗转到了香港的古董市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老宫廷人员也暗中参与其中，他们利用对宫廷文物的熟悉程度，在文物转移过程中充当＂鉴定专家＂。

四、抚顺改造

1950年10月，溥仪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后，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这里的管理制度与他此前经历过的任何地方都不同。每天清晨六点起床，参加早操，然后是政治学习、劳动和思想汇报。起初，溥仪还保持着他的一些特殊习惯，比如不愿意自己叠被子，不愿意打扫卫生。

在抚顺的头三个月，溥仪被安排在一间普通牢房内。这间牢房面积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木板床外，只有一张小桌子和一个暖水瓶。那个装有珍宝的皮箱被允许放在牢房内，但必须接受定期检查。管理人员在例行检查时，并未发现皮箱的特殊之处。

1951年春天，管理所开始实施新的改造政策。所有战犯必须参加劳动生产。溥仪被分配到农场小组，负责种菜和饲养家禽。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在农场里，他学会了使用锄头、铲子等农具，开始体会劳动的价值。

1952年，管理所组织战犯学习历史。溥仪开始系统地了解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日本侵华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他被要求写下自己参与伪满洲国的经历。这段时期，溥仪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记录自己对历史问题的认识。

1953年是一个转折点。管理所允许战犯接见家属。溥仪的弟弟溥杰来看望他，带来了外界的消息。这次会面后，溥仪开始更加积极地配合改造工作。他主动要求参加更多的劳动，还在政治学习中发言，讲述自己的经历。

1954年初，管理所成立了学习小组。溥仪被编入其中一个小组，与其他战犯一起学习时事政治。在小组讨论中，他逐渐放下了过去的身份包袱，开始以普通战犯的身份与他人交流。这一年，他还参与了管理所的劳动竞赛，在菜地里种出了丰收的白菜。

随着改造的深入，溥仪的行为举止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学会了自己洗衣服，主动打扫牢房，甚至开始帮助其他年长的战犯整理内务。管理所的干部注意到，他不再像刚来时那样孤僻，而是逐渐融入集体生活。

1955年夏天，溥仪在一次思想汇报会上做出了重要决定。他向管理所主动交代了那个特制皮箱的秘密。在管理所领导的见证下，他打开了皮箱的暗格，取出了藏匿多年的珍宝。这些文物包括各类玉器、金银首饰和珐琅器等，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国宝级文物。

管理所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重要发现。相关部门随后派专家前来鉴定这批文物。经过清点，这批珍宝共计数十件，其中不乏清代宫廷珍品。这些文物后来被移交给文物部门保管，成为国家文物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文物归档

1955年8月，文物专家组抵达抚顺战犯管理所，开始对溥仪交出的珍宝进行系统性清点和鉴定。专家组由故宫博物院、文物局的资深专家组成，他们带来了专业的文物登记设备和保护工具。

清点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周。专家们首先对皮箱本身进行了详细记录，包括其特殊的机关构造和保护措施。随后，他们按照文物类别对箱内物品进行分类整理。每件文物都经过仔细的测量、拍照和编号，并记录其材质、年代、工艺特征等信息。

在这批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套乾隆年间的珐琅彩瓷。这套瓷器包括茶具、花瓶等十二件套，每件器物上都绘有精美的花鸟纹样。专家们发现，这些瓷器的釉色保存完好，没有因长期存放而褪色或损坏，这要归功于皮箱的特殊保护结构。

另一件重要发现是一组清代玉器。这组玉器共有八件，包括玉如意、玉板、玉佩等，都是和田白玉制成。其中一件玉如意尤为珍贵，是乾隆皇帝御用之物，上面刻有御制诗文。这些玉器被单独包裹在丝绸袋中，避免了相互碰撞。

金银首饰的数量最多，共计三十余件。其中包括皇后戴过的金钗、银簪，以及各类宫廷饰品。这些首饰大多采用精湛的掐丝镶嵌工艺，镶嵌着珍珠、宝石。专家们注意到，每件首饰都带有清宫造办处的特殊标记。

1955年9月，这批文物被转移到北京。文物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对这些文物进行深入研究和修复。修复工作分为多个阶段进行。首先是清洁处理，去除文物表面的灰尘和污渍。接着是结构加固，对一些存在裂纹或松动的部件进行修补。

1956年初，故宫博物院开始着手对这批文物进行系统性编目。每件文物都被赋予了独特的档案编号，并制作了详细的档案卡片。档案内容包括文物的来源、历史背景、艺术特征等多个方面。这些资料为后续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1956年下半年，文物局组织专家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历史价值评估。评估结果显示，这些文物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信息。通过对这些文物的研究，专家们发现了许多关于清代宫廷生活和工艺技术的新线索。

1957年，这批文物正式纳入国家一级文物名录。文物局为它们安排了专门的收藏空间，配备了恒温恒湿设备，确保存储环境符合文物保护标准。同时，还制定了详细的保护方案，包括定期检查、预防性保护等措施。

这些珍贵文物的最终归属地是故宫博物院。在这里，它们被妥善保管，并不定期向公众展出。每次展出都配有详细的说明文字，介绍这些文物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价值。这些文物成为了解清代宫廷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