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西汉人口研究史，有很大的薄弱点。其一，截至目前仍没有出现一本完整的专史论著来全面系统化研究西汉人口。
其二，在可以找到的通史性或是综合性的人口研究史料中对于西汉人口研究虽有涉及，但内容大都过于简洁，参考理解起来尤为困难。
其三，针对与发表了的文献归类发现，研究主体的选择大都偏重于从宏观角度探讨人口数量变化、人口分布以及流动性，对比人口构成、人口死亡、环境与人口等方面研究十分薄弱。
其四，查看研究史料发现，不同学者对于西汉人口某一方面研究发表的观点截然不同，这一点也增加了后续研究的困难。
其五，学者们的文献史料在考古资料以及早期文献资料补充印证这一方面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对西汉人口全面系统化研究是极具学术价值和时代应召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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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的第一个前提都会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故首先需要确认这些拥有肉体组织并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个人与自然界联系这一具体事实。”
故人类社会的主体是有生命的个人所组成的群体，这里有生命的个体组成的群体就代指人口。
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劳动者改造自然的过程是劳动者通过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作用于生产资料，从而获取想要的物质财富的过程。
而劳动者占据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第二是想要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人们仅靠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他们之间必然有建立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我们称之为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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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人们也是来源于人口中拥有生产技能的个体联合成的群体。如此一来，对于人口的研究在人类社会中是一项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
西汉人口数量的变化（一）汉代初期到武帝前期人口的发展
关于西汉初期人口研究，最早的著作是西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其中统计记载的西汉人口有六百万。但是在后续学者的研究中对这一数据是存疑的。
疑点有二，秦朝末年，战乱四起，有很大一部分在编人口脱离了什伍控制，就成了史书未有载入的流亡者;而秦汉之际又恰遇战事不断，有很大一部分人口也在战争和饥荒中死去。
这样一分析，西汉初期人口应该是在千万以上。再通过查阅后续文献佐证，西汉初期人口大致是一千三百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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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在统治者管辖范围内的各郡国有五千五百余万人口，而西汉时期平均自然增长率为百分之七，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西汉初期人口是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与我们上述佐证的数据相吻合。
在汉朝建立后，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政策调整和变革，社会经领域济有了显著性的进展。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文、景帝时期有“大侯不过万户，小者五百户。”中可以推断仅列侯的数量就比汉初时期增长了了一倍。武帝时期，列侯的户数增至八千四百户，其中增长率最低的侯国年均自然增长率大致是百分之零点八。在有参考依据的的二十三个侯国中，年均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大致是百分之十三。
全国户数变化可类比于列侯的户数变化，将流民回国重新著籍等因素排除，西汉初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估算为百分之十二，再回到西汉初期一千三百余万这个数据计算，武帝前期应该到达一个峰值，人口数量可能是三千四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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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武帝中期和后期的人口发展
汉武帝的中期和后期，全国人口发展逐渐趋于平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下降原因大致与西汉后期的社会略微动荡、政治稍有腐败以及鲜少再向人们宣传修身养性等有关。
据史料大致估计出西汉后期人口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结合上述武帝初期的三千四百余万的数据再次计算人口大致是三千余万，如此一来可与《汉书》记载的平帝元始二年全国人口达到5900余万相符合。
（三）昭帝至平帝元始二年人口发展
昭帝至平帝元始二年又是一个西汉人口的上升期，史书这样记载“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但是自元帝时期开始，社会风气骤下，成帝期间，社会动荡不安，流民遍布天下，西汉王朝已然由盛转衰，人口增长进入停滞阶段。
西汉唯一一次全国性的户口统计在平帝元始二年，也是我国历史上保留下来较完整的户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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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总户籍数为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零六十二，总人口数是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但是这一数据与《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出入很大，在后续学者的努力下，再次合计出更为确切的户籍数和人口数。
大致分别是一千两百三十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和五千七百六十七万一千四百零二，户籍数多出史书记载的十二万三千四百零八，人口数少了一百九十二万三千五百七十六。
影响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中“没有绝对的静止，只有相对的运动”那样，人口的数量也在发生一个不断的变化。
从宏观角度看，影响西汉人口变化的原因不外乎与两个，一是自然原因，包括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二是社会原因，包括人口的迁入迁出以及人口的流动，前者使人口总数发生改变，后者使区域人口数量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对这两个宏观因素展开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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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因素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西汉王朝统治初期多实行“与民休息”这一政策，人民生活是相对稳定和谐的，自然经济增有所增长，人民抵御灾害的能力也随之加强。
但是到了统治后期，政治腐朽，人民在不仅要面对防不胜防的自然灾害同时，而且还要面对来自统治阶级残酷的奴役和剥削以及各种苛捐杂税，每到自然灾害来临时，得不到统治阶级的及时援助使得人口大批死亡。
例如在元狩元年的十二月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夹雪，许多无辜的百姓因当时生产力低下而无力对抗自然灾害惨遭冻死。
幸存下来的百姓遭多次遇严重水灾，田地里收割不出庄稼，国库也空虚无力援助。三年后的夏季，百姓又遇到了数月大旱，田地庄稼一连几次毫无收成，人口死亡率逐渐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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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因素对人口的影响
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形态，纵观中国古代史是一个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过程，封建统治开始于战国时期，完善与西汉时期。西汉的土地制、赋税制和人口制都对人口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
1、封建土地制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封建土地制是封建资料所有制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在封建社会的阶级等级和分配方式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汉封建社会里少数人掌握着土地这少数人大多是统治阶级，也有极个别农民，而绝大多数农民都要向统治阶级租用土司，这其中就包含着奴役与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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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土地的统治者不仅要求租用自己土地的农民将收入的一大部分上交给自己，还要奴役农民为自己办事。这让租地的劳动人民有了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窘迫。
虽然个别农民拥有土地，但也逃不过国家赋税制的压力以及处于统治阶级大地主的剥削，常常面临破产。如此也使得人口增长速度趋于缓慢。
2、西汉赋税制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赋税制对人口数量的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原因有二，其一是繁重的赋税会让百姓生活贫困，人口出生率便会降低;其二是在统治阶级严苛的赋税下致使人民大量脱籍流亡，使得后续人口统计不准确。
3、人口制的影响
西汉建权初期，由于人口较少、缺乏劳动力，统治阶级实行了一系列人口制度，其中包括早婚制度、鼓励生育制度、招抚流民返乡制度以及释放奴婢制度，这些制度着实有效，人口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社会一片安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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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残余奴隶制对人口数量的影响
奴隶制是有很大弊端的，不仅阻碍社会的发展，还会造成社会生产力的浪费，从而影响人口的增长率。史书描述其为“内多怨女，外多旷天。”在因贫困卖身为奴的同时也丧失了组建家庭的条件。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西汉的人口变化是随着王朝的的昌盛而繁荣、王朝的衰败而趋于停滞状态。
当中不乏有政治原因的对人口数量变化的影响，还有自然原因对其的潜在的作用。两者结合下不仅作用于人口数量发展这一过程，同时也在着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中充当着关键的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