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役的结束,往往意味着另一场战役的开始。在那个动荡年代,军阀割据、争霸不休,谁也难免身陷囹圄。曾几何时,他们扬威锐气,号令千军万马;转眼之间,不过是一介过客,在租界地漂泊度日。

这正是失意军阀的常态。他们败阵之后,被迫离开根据地,只携家眷和贴身卫队南下,在上海、天津等租界地寻求庇护。这里是个半开放的避风港,可以暂时摆脱战火纷飞的环境,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名存实亡。在此之前,他们靠征收赋税、肆意抢掠来维持开支;而今朝不保夕,只能仰赖有限的存款过活。

在上海租界,处处可见这些曾经的军阀门阀。他们或是在当铺、洋行谋职,或是凭借过往的老本钱开办影视公司;还有一些彻底沦落为街头混混,以非法勾当勉强糊口。无论是何种下场,都已经远离了当年的荣华富贵。有的人曾号令千军万马,今日只能担任一介邮差;有的人曾骑虎作凯,今日只能在街头摆小摊贩卖便当。

这确实令人感慨世事无常、兴衰无定。不少人从豪门走到租界,从最高统治阶层跌落到街头。黎元洪这样的大总统,下台之后也只能在天津租界地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辫子军首领张勋退位后,曾一度在天津租界经营银行、当铺等产业;吴佩孚也在天津租界设立实业工厂,过着清贫却自在的日子。

这些失意人物最终都无法逃脱一个共同的命运。在民国时期,军阀的部队更像是雇佣兵团伙,只要给钱就能为你卖命效力。所以一旦主公下野,这部队很快便会被其他军阀瓜分。在民国初年,这样的情形屡见不鲜:今天还是张家军的一员,明天就可能沦为李家军的一份子。这样的军队效忠于钱权,根本无所谓效忠于谁,更没有所谓的忠诚度可言。

这种现状无疑是一种悲哀。一个失意的军阀,失去了权力和财富,也就失去了一切。他们身边的部下和亲信纷纷离去,只剩下几个贫困却忠心耿耿的随从陪伴左右。于是,他们只能在租界里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整日里无所作为。

有些人或许认为,即便沦落到如此地步,至少他们还有一口吃。其实并非如此,寓公生活虽看似安稳,却时刻都有陷入绝境的危险。随着存款的日渐告罄,他们将无家可归,只能在大街小巷里流浪。更有甚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甚至走上违法的道路。

一些家breaking有眷属的军阀虽然暂时还能维持目前的生活,但他们的子孙后代就未必能像他们这样幸运了。这些孩子在租界长大,从小就受着买办文化的熏陶,对祖国的认知仅仅来自于教科书。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也无从体会自己先人曾经的荣耀和悲壮。

因而,从一个方面来看,这无疑是一场浩劫。那些经历过生死存亡的军阀门阀,最终只能在租界里虚度余生,等待天年将尽。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观之,这或许也是一种解脱和超然。他们再也不用去斗争,不用去征战,只需安安稳稳地活着就好。

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是一种堕落和颓废。但不可否认,对于那些劫后余生的人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和恩赐。即便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与过去那种杀伐决断的生涯相比,也实在是太过安逸和舒适了。

这种平静的生活固然有些无趣,但如果换个角度看,也许正是我们这些寻常百姓一直所向往的宁静和祥和。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谁又不是在生死线上挣扎?所以当一切战火远去,还能保有生命,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

有人或许会说,那些失意的军阀应当继续奋斗,而不是就此乐得逍遥自在。然而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能活下来、能安度晚年,才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在那个残酷年代,他们已经失去了太多太多,如果能在有生之年静享一段祥和时光,实在是莫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