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我们最初成长的地方，是我们心灵的归宿，好的家风和家教才是我们能够成人成才的关键。

齐家、治国、平天下，不仅是古人的夙愿，也是如今家国情怀的精髓所在。

个人理想的实现离不开国家的繁荣昌盛，只有将个人价值融入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艰苦奋斗的实践中，我们的人生才能够真正的圆满。

我国电影中的家国情怀，经历了由“小家”到“大国”再到“家园”的转变。

钱理群先生曾说：“近百年来的中国思想界，总是在两个极端摇摆：要么只有‘我们’（集体，社会，国家），没有‘我’；要么只有‘我’，没有‘我们’”。

国和家的关系被对立起来，是不能两全的。

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英雄人物形象往往是“伟、光、正”（伟大、光荣、正确）的。

他们为了革命事业舍弃了家庭，不被理解，无私奉献乃至失去生命，英雄形象好似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

例如影片《焦裕禄》中焦裕禄为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现状，制定出治理风沙、水涝、盐碱三害的方案。

他不顾肝脏经常疼痛，始终战斗在治理“三害”的第一线，最后积劳成疾的他肝病发作，不久后便与世长辞。

将个人利益和家国情怀对立起来的这种英雄形象塑造不符合人情人性，很难让受众信服。

新主流电影更加关注个体的情感和诉求，“舍小家为大家”的传统英雄形象塑造模式被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和大家的互相成就。

作为公民的个体不仅能够承担起作为家人、朋友、爱人应承担的责任，而且能够在保卫国家和民族的过程中完成个人价值的实现。

例如影片《战狼Ⅱ》塑造了冷锋这个“孤胆英雄”的形象，被开除军籍的他为找到杀害龙小云的凶手，只身一人来到了非洲，但是意外被卷进了一场非洲国家的叛乱，本来能够安全撤离的他，毅然决然的肩负起军人的使命，重回战场展开救援。

主人公被卷入战斗的原因是为了给女友复仇，执行撤侨任务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已经是被开除军籍的军人，但他身为中国公民时刻谨记着自己的职责。

英雄的主观能动性和个人选择得到了凸显，爱国之举不再是不得已而为之，牺牲和奉献也是自觉自愿的选择。

随着我国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提升，国产影片不仅要让本国人民看到我们国家的辉煌成就，更要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看到我们国家的大国使命和担当。

现实情况却表明国内很多高票房的新主流电影，在国外的票房却很惨淡，如《战狼》系列和《红海行动》等。

两部影片对民族精神的宣扬和强大的“中国人”的塑造，会激起本国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观影热情，但是其传达的价值观在跨文化交流中效果会大打折扣。

因此新主流电影要想实现“走出去”，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必须要将“家国”情怀拓展为“家园”情怀。

例如影片《流浪地球》中，太阳即将毁灭，地球所在的太阳系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人类没有选择逃离地球，而是要带着地球“流浪”，这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故土情怀，地球作为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是所有人的故土。

影片中亲情和战友情塑造都有所突破，韩朵朵和刘启、爷爷之间的亲情突破了血缘关系的界限，多国救援队联合实施“流浪地球计划”，战友情突破了国族的界限。

家国情怀打破了原本国家和地域的限制，刘培强和刘启小家的牺牲，是为了地球这个大家，为了全人类的生存。

影片《流浪地球》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家园意识，是新主流电影“走出去”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家国情怀的内涵也必将更加丰富和多元。

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价值观一定是存在差异的，但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地区和人群中间，一定存在着共同认可的文化价值观。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的发展，中国电影在国内市场有长足发展的同时，也要考量在面向国外市场时，观众能否接受中国电影，以及能否对其中的文化价值观产生认同？

新主流电影为达成文化认同做出了很多努力。

首先是叙事空间走出国门，例如最新上映的新主流大片《战狼》、《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都展现出了时空观念的变化。

不同于以往主旋律电影在短暂的两个小时内展现几十年的历史风云，新主流电影常常在时间凝固的状态下，让空间自由延伸。

《湄公河行动》中的特别行动小组，从中国前往金三角缉拿真凶；《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员前往索马里海域的中国商船解救人质，返回途中遭遇非洲伊维亚共和国政局动荡，奉命执行撤侨任务。

这种空间的外延更有助于影片的全球性传播。

其次，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主题倾向于传达各民族共有的价值共识，这种价值共识包含了男女平权、体育精神、宗教信仰自由、种族歧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例如影片《攀登者》（2019）取材自中国登山队于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顶珠峰的真实事迹，赞颂了方五洲、曲松林等中国攀登者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体育是一种国际语言，奥运会承载了和平与团结、公平与正义等精神内涵。体育精神是一种强调拼搏与进取的精神，是每个国家人民的共同追求。

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累计票房12.5亿，讲述了曾经的摔跤冠军辛格培养两个女儿成为女子摔跤冠军，打破了印度的传统，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女性。

影片呈现了女性意识独立，争取命运主权，实现人生价值的全球共识。

这部影片能够在海外获得成功的原因便是影片对全人类价值共识的把握。

世界上存在不同类型的文明、不同民族的文化，这些文明和文化中都蕴涵着某些能达到共识的因素，因而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才是可能的。

但没有任何一种单独文化形态可以居于普世的地位，它只包含能为其它民族所认同的因素，因此具有共识性的价值是人类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积极成果。

海纳百川，我们无法分辨出其中的各川之水，它们都已完全融为海水。

可人类文化不同：人类文化交流不是形成一种独立于各民族之外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而是各民族立足于自身的文化吸收外来文化，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通过文化溶合、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不会失去自己文化的民族特色。

新主流电影在传达全人类的价值共识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有的实践已经初见成效。

新主流电影必然能找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全球价值共识的结合点，创造出闪耀着中国特色的国际大片。

新主流电影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底层叙事和平民视角，聚焦于表现农民、留守儿童、退休老人、失业青年等弱势群体的生存境遇。

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底层人民的生活也备受电影创作者的关注。

影片《我不是药神》上映后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它能成为“爆款”一方面是因为这部影片作为新主流电影，将现实主义和类型电影结合，故事情节打动人心。

另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抓住了观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陆勇案”和医疗保障等民生问题，使得影片一上映便有了足够的热度。

影片透过陆勇这个“药神”折射出了时下很多热点问题，首先是看病难、医病贵的民生问题，其次陆勇的知法犯法和对陆勇案的审判，归根到底是法律和道德、情理和法理之争。

聚焦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影片《一点就到家》塑造了两个“泯于众人”的普通人。

魏晋北紧跟着时代的步伐创业，经历多次失败后赔光了所有的钱，他患上了失眠症，甚至想要自杀。

出生在云南黄路村的彭秀兵是一个优秀的“快递之星”，他心怀质朴的梦想，并为其身体力行。

李绍群为了对抗父亲，独自一人在深山里种咖啡豆，以一种偏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理想。

三个人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平凡人，但是现实没有磨灭掉他们追逐梦想的激情，观众从他们身上能感受到一种共情，进而被他们激励。

2019年和2020年国庆档上映的两部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及《我和我的家乡》，都独创性的采用了主旋律电影中罕见的电影手法——“多段式剧情组合”。

它们的票房也无疑证明了新主流电影在政治和市场之间找到了一种自洽的方式。

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集齐了七个优秀的导演，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七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影片《我和我的家乡》分成五段，从五个不同地域入手讲述了我和家乡的五个故事。

以影片《我和我的家乡》为例，第一段剧情《北京好人》透过张北京和他表舅看病的故事，反映了农村医保问题。

第二段剧情《天上掉下个UFO》以调查UFO为切入点，展现了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喜人成果。

第三段剧情《最后一课》借助帮老范找寻过去的记忆，呈现了农村的发展进步。

第四段剧情《回乡之路》和第五段剧情《神笔马亮》都是塑造了为帮助农村脱贫牺牲小我的奉献者形象。

新主流影片在制造视觉奇观的同时，也应该贴近大众生活，将假定与真实结合起来，以普通大众的生活和境遇反映新时代的内涵和价值。

不断拓展新主流电影的叙事范围，聚焦大时代大环境下个体的生存境况，以他们的视点为主，将每个个体的梦融入“中国梦”的含义之中，给予他们更多地现实主义观照。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电影创作的永恒原动力。新主流电影采用以小见大的微宏叙事，展现时代洪流中小人物的命运，尖锐的指出社会问题，激发人们的深刻思考。

同时新主流电影展现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越来越宽松，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都是为了百姓的幸福生活服务的，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能感受到祖国的强盛，油然生出爱国之情。

新主流电影对家国情怀的拓展、对共有文化价值观的呈现以及透过个体命运折射时代主题，都是为了契合最广大公约数受众的心理需求。

新主流电影对受众的迎合，不仅是为了实现资金的回笼，获得市场回报，更是为了让影片的传播效果最大化，实现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承担起电影的社会教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