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种叫做「叫魂」的巫术。术士们通过念一个人的姓名，并对其毛发或贴身衣物进行做法，以此来窃取此人的灵魂，使之为己服务。

也可以吸取其灵魂精气，而此时被叫魂者轻则生病，重则身亡。叫魂术的具体起源时间不详，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种巫术来自于古人的灵魂观。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古人就认为，人的灵魂分为「魂」和「魄」两部分，「魂」代表精神，与「阳」相对应；「魄」代表躯体，与「阴」相对应。

阴阳协调人才会身体健康，否则就会生病。

至今为止，在一些乡村地区，仍然有老人保有给生病的孩子叫魂的习俗。

这里的「叫魂」其实是招魂的意思，就是把丢掉的魂儿给招回来。

如果小孩儿突然不吃不喝、无精打采、夜里还哭闹不止，老人们会认为孩子是丢了魂儿了。

把孩子的名字，交给术士，术士画一张符，口中叫着孩子的名字，并喊道「回来吧，回来吧！」老人们相信，把孩子的魂儿叫回来后，孩子的病就能痊愈。

但你知道吗？叫魂这种如今看起来略显封建迷信的巫术，在200多年前，曾经造成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恐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公元1768年，即乾隆33年，大清国力正处于巅峰时期。此时，清兵入关已经100多年了，历经康熙、雍正两朝的励精图治，到了乾隆时期，大清王朝河清海晏、时和岁丰。

再加上16世纪后半期以来，土豆、玉米等耐旱高产作物逐渐传入中国，使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数量翻了一番。

乾隆33年时，全国总人口数就已经突破了2.1亿。清朝初期起，实施的「除贱为良」政策，又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工商业也蓬勃发展了起来。

特别是江南地区所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顺着丝绸之路流向世界各地，换回了大量的白银，又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发展，使中国步入了「乾隆盛世」。

然而，盛世之下，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正虎视眈眈地盘旋在华夏大地的上空。

1768年初春，浙江北部湖州市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坍塌了，县令就用招投标的方式将维修工程承包了出去。

一个名为吴东明的石匠，带领的工程队中了标。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附近一个寺庙的和尚们恶意利用了。

德清县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

慈相寺的和尚们贫困潦倒，便对观音殿心存嫉恨，于是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说，石匠木匠们都是会法术的，这是从祖师爷鲁班那里学来的。

一位投标失利的石匠为了报复村民，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的人都要遭殃。

慈相寺是想借此谣言把香客们都引到自己的寺庙，可没想到谣言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变成了中标的吴石匠为了把修桥的桩子打到河底，便将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或活人的头发缠在桩子上。

这样每夯打桩子一次就相当于，活人的魂被叫一次，以活人的精气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桩。

吴石匠本人对于这样的谣言起初是不屑一顾的，直到后来一位姓沈的农夫找到了他，并偷偷塞给了他一张纸条。

纸条上写的是沈农夫侄子的名字，沈农夫要求吴石匠把纸条埋在桥墩里，用叫魂术整治一下他侄子，原因是他的这个侄子就是个恶棍，不仅骗光了沈农夫的钱，还虐待沈农夫的老母亲。

但吴石匠其实根本不会什么打桩叫魂术，因为怕惹出麻烦，他把此事报告给了当地保正，也就是地方治安官。

后来，沈农夫被扭送至德清县衙，县令赏了他25个大板，才允许他离开。

不过，事情到这儿远没有结束。几天后，德清县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年轻人，酒后跟家人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来到了60里外的省府杭州，打算在这里靠乞讨为生。

可杭州当地人很快便听出了计兆美的德清口音，一群人将他团团围住，逼问他说「你一个德清人，来我们这儿做什么？听说你们那儿在修桥，你定是来我们这儿叫魂的！」

计兆美被押送至当地保正家中。一通大刑伺候后，为了不再受皮肉之苦，计兆美只能胡诌，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

保正一听，厉声呵斥道：「你是受谁指使的？一共叫过多少魂了？快从实招来！」计兆美只能把从民间听来的吴石匠的故事说了出来，并说吴石匠就是自己的上线。

随后，计兆美被带到杭州府钱塘县衙门。县令问他，吴石匠的全名叫什么？计兆美说「吴，吴什么来着？吴什么明？吴瑞明！对吴瑞明！」

吴石匠的名字其实是叫吴东明，虽然计兆美把吴石匠的名字说错了，但钱塘县县令还是在德清县找到了吴石匠，并把他带来了钱塘县，让计兆美从一群人中指认吴石匠。

计兆美虽然听说过民间谣言，但那时候没手机啊，他又没刷到过吴石匠的照片，计兆美自然指认错了，他胡乱编造的故事也不攻自破。吴石匠又躲过了一劫。

但此事就像是蝴蝶效应中，煽动翅膀的那只蝴蝶，民间有人在用叫魂术害人的谣言早已不胫而走，传遍了周边各省、府、州、县。很快，全民将陷入一场歇斯底里的恐慌当中。

4月8日，与德清县隔河相望的浙江萧山县，四个云游四方的和尚在此相遇。其中两个和尚——超凡与正一，在当地的关帝庙歇脚，并负责看守4人的行李。

另外两名和尚——巨成与净心，则前往附近村子化缘。巨成和尚在街上碰到两个小男孩，其中一个年龄稍长的小男孩看到了巨成化缘钵上刻着的法号，便喊出了「巨成」二字。

巨成没想到小男孩竟然识字，便微笑着说「小官人再学几年，定然可以谋个一官半职，你叫什么名字呀？等你将来当了官，可不要忘了我。」

巨成和尚这么说是想通过取悦小男孩，让他从父母那里讨点吃的给自己，可小男孩无动于衷，他巨成和尚便和净心和尚跚跚上路。

谁成想，这一句搭讪的话，竟给这几位和尚带来了无妄之灾。巨成和净心刚没走几步，小男孩的父母便追了上来，怒气冲冲地问「你打听我们家孩子的名字做什么？是不是要叫魂？」

没等巨成和净心解释，愤怒的村民们已经围了上来，他们被五花大绑，押至萧山县衙门，超凡与正一也很快被绑了来。

第二天，县令从巨成和尚的行李中搜出了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和两小段辫子。出家人六根清净，带这些东西做什么？

县令认定，这几个和尚是靠剪人辫子，再对辫子做法，而实施叫魂术的。注意了，「剪辫子」这个细节，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可以说正是这个细节，让妖术上升成为了「一场政治阴谋」，具体原因，我们稍微细说。

巨成和尚看着被搜出的辫子，百口莫辩，他说3把剪刀是做皮匠的儿子留下的遗物，扎辫子的绳子是他出家前用的，一直没扔而已。

至于第四把剪刀，和那两小段辫子是哪儿来的，他是真不知道。

其实巨成和尚并没有撒谎。被捕当晚，一个姓蔡的衙役曾向巨成他们讨要贿赂金，并表示收了钱就会放了他们。

可他们要有钱，和至于出来化缘吗？于是便拒绝了蔡衙役的无理要求。蔡衙役为了报复，往巨成和尚的行李里塞了一把剪刀和两小段鞭子，想要坐实他们实施叫魂术的罪名。

那两小段鞭子是蔡衙役用家中的两撮旧头发编成的。当然了，这一切萧山县县令都是不知情的。

为了让和尚们老实交代，县令动用了夹棍之刑。那是能把脚踝夹成肉泥的一种刑罚。四位和尚实在熬不过疼痛，被迫认罪求饶。

得到满意的供词后，萧山县县令将四个和尚「打包」送到了绍兴知府衙门。在那里，又是一顿严刑拷打。

之后，四人又被送到了杭州巡抚衙门。不得不说，巡抚大人就是巡抚大人，还是明点儿事理的，他一看这案子前后供词混乱不堪，明显是屈打成招。

此时，四个和尚才敢说真话。后来，栽赃他们的蔡衙役领了一顿板子，带枷示众。四名和尚被释放，每人被赔了3200钱。这就是乾隆33年轰动一时的「萧山事件」。

在和尚们蒙冤的同一时间，萧山的另一地点，人们打死了一名走街串巷的铁匠，只因在他身上发现了两张符纸。

人们认为这两张符纸是用来施展叫魂术的。可后来官府查明，那不过是向土地公赎罪的赎罪符，因为这位铁匠要在自己的祖坟上砍树，这才依习俗带上赎罪符的。

5月，苏州的三名乞丐被当成叫魂犯，抓了起来。只因一个小男孩在街上说，他的辫子被拉人了一下，但他没看清拉他辫子的人是谁，而那三名乞丐当时恰好就在小男孩所在的街道。

三名乞丐中的一人因刑讯逼供，死在了狱中。

6月，叫魂的谣言已遍布江浙地区，并扩散到了山东、湖北等地。

不过，直到此时，事件充其量也只能算得上是广为流传于民间的灵异传闻罢了，是山东巡抚富尼汉的一封奏折让这「灵异传闻」上达天听，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全民癫狂的政治运动。

乾隆的爷爷康熙，有一项伟大的发明，那就是奏折。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康熙之前，官员想要与皇帝议事必须层层上报，而且议事过程都是公开的。

如此一来，官员们很容易就某一事件互相使眼色，统一口径，皇帝很难了解事情的原貌。

虽然在明朝，已经有了题本和奏本两种文件形式，题本用来跟皇帝谈公事，奏本则是和皇帝聊私事，但不管是题本，还是奏本，保密性都不好。

而奏折则有所不同了。它是上奏者与皇帝之间的私人信件，其内容在皇帝亲阅之前是不能被拆封的的。

奏折由私人的渠道传递，上奏者的折差直接将文件交付到朝廷，能够防止外朝机构的检查或者介入。

奏折的应用，对加强皇权、革除中央和地方积弊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人都不知道别人和皇帝私聊说了点啥，人人就都陷入了「囚徒困境」，官员们说假话的几率就大大降低了。

乾隆时期，四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上奏折跟皇帝私聊，皇帝批阅奏折一般都用红色墨水，因此被称为「朱批」。

民间的叫魂案就是身为二品官的山东巡抚富尼汉通过奏折，捅到皇帝那里的。

事发当年的7 月24日，酷暑笼罩着紫禁城。乾隆帝有每年夏天到夏都承德避暑几个月的习惯，此时宫中人人都在为向夏都承德的转移做准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乾隆帝收到了富尼汉的密报。富尼汉没有把叫魂案仅仅当作妖术来处理，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剪辫子」这个关键词上，在他看来， 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

「辫子」在大清王朝的历代皇帝心中都是一个敏感词。满清入关后，强制要求汉人剃掉前额头发，在脑后扎一条辫子，即实行「汉人满族化」，以达到控制汉人意识形态的目的。

当时还有一句口号叫做「留头不留发」，清王朝不知道割掉了多少汉人的头，才使得汉人愿意剃发留辫子，如今竟然有妖人敢剪人辫子，难道他们想谋反不成？

富尼汉上这份奏折的初衷是想要抢占先机，他担心他省官员已经将民间频发的叫魂案禀报了皇上，富尼汉所管辖的山东地区也有叫魂的流言，如果瞒着不说，他怕自己被扣上个欺君罔上的罪名。

但其实富尼汉真是想多了，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官员将此事上报的，因为大部分四品以上的官员还是有点学识的，他们都认为所谓的叫魂妖术甚为荒诞，而且没有人想在「辫子」这个敏感词上做文章。

不管怎么样，如今此事已经被乾隆帝知道了。

他在收到富尼汉奏折的第二天，就给江浙地区以及山东的官员们下达了一道上谕，里面写道：百姓是容易受到煽惑的，此事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

一场轰轰烈烈的猎妖肃清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富尼汉在上奏时，提到了发生在山东地区的几起叫魂事件，其中的2个嫌疑犯---乞丐蔡廷章和乞丐靳贯子的口供至关重要，因为他们的口供直接影响了此后全国官员的办案方向。

乞丐蔡廷章，祖籍四川，曾在北京、江苏、山东等地乞讨。事发当年6月底，蔡廷章在山东省邹县被当成叫魂犯，遭到逮捕。

重刑之下，蔡廷章供称，他的上线是一个名叫「通元」的僧人。通元教他先用迷药迷晕别人，然后剪下其发辫，再对辫子施咒，便可摄得那人的灵魂。

通元还告诉蔡乞丐，自己的上线是来自浙江的吴元和尚。在浙江，吴元和尚已经发展了16名同伙了。一个正在南方扩散的妖党地下网络跃然纸上。

另一名被捕的乞丐靳贯子，是山东济南章丘县人。他供称，不久前，他在章丘县附近的一个道观里，遇到了来自江南的算命先生张四儒。

此人懂得割人发辫的法术，将割来的发瓣与纸人纸马扎在一起，可以取人钱财。张四儒还告诉靳贯子，他的上线是来自安徽宿州石庄镇青龙寺的玉石和尚。

蔡廷章和靳贯子两个乞丐的供词中，出现了妖党网络的2个首脑：浙江的吴元和尚和安徽的玉石和尚。

富尼汉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线索，于是就上奏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看着这奏折，开始琢磨了：妖术的源头虽然一个在浙江，一个在安徽，但有没有可能他们同属一个妖党网络呢？

这个妖党网络的幕后大boss已经在全国各地发展了下线，虎视眈眈地觊觎着大清王朝，乾隆越琢磨越焦虑，当务之急是抓到吴元和尚和玉石和尚，问个清楚。

各地官员在宫中安插的眼线都看出了此时乾隆皇帝的焦虑，并将信息传递了出去。地方官员们为了迎合圣意，把地方上发生的子虚乌有的叫魂事件，添油加醋地写进了奏折。

整个8 月，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收到了一大堆关于妖术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案情从南方蔓延到北方，又从北方发展到西部，案犯行动之迅速，让乾隆帝瞠目结舌。

但吊诡的是，作为叫魂案发源地之一的江苏，却迟迟没有传来消息。乾隆传召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的两江总督高晋前来问话。

高晋家世显赫，出身于上三旗之一的正黄旗，与清皇室同出 一旗，在朝中是备受尊敬的老臣了。

他对乾隆帝说，初春时期，江浙地区确实有关于叫魂的谣言在流传，但都是无知乡民以讹传讹的说法，不足为信。

但乾隆帝对高晋的说法显然极为不满，他回怼高晋说：全国各地都有真实案情奏报，江苏岂能独无其事？你们江南官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本事可真是了得啊！

高晋也是无奈，皇帝都这么说了，那谣言就不能只是谣言了。接着，各地官员都拿到了来自山东的线索，开始全力搜捕吴元和尚和玉石和尚。

乞丐靳贯子曾供出了玉石和尚的详细地址：安徽省宿州市石庄镇青龙寺。缉捕人员确实在石庄镇找到了一个叫做青龙寺的寺庙，但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玉石和尚。

高晋将此事上奏给了乾隆帝，乾隆帝在奏折上的朱批是：你瞧瞧你说的这是人话吗？玉石和尚就不能改名了吗？

高晋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往下查。他想到，靳贯子是从算命先生张四儒口中得知玉石和尚的名字的，想要抓获玉石，应该先抓获张四儒才对。

可靳贯子只知道张四儒是来自江南，既无他的地址，又无他的籍贯。整个江南有三大省，7000万人，想要从中找到张四儒，犹如大海捞针。

案情一度陷入僵局，直到8月末，转机意外出现了。宿州知府报告说，他们抓获了一个名叫「张四」的乞丐，身上携带有小刀、药末和一小段辫子。

虽然张四这个名字与张四儒还差着一个字呢，而且张四也不是个算命先生，是个乞丐，但以高晋为首的江南官员们管不了那么多了，行了，就是他了！

高晋奏报要求亲自提审乞丐张四。乾隆也松了一口气，妖党的一位重要人物终于落网了。

时年36岁的张四和11岁的儿子秋儿在各地以乞讨为生，8月中旬来到安徽宿州，不久便被当地群众举报，说他用迷药迷倒他人后，企图割人辫子。

在被宿州知府提审前，张四就已经被举报的群众打成重伤了。在宿州狱中又遭受严刑拷打，脚踝因受夹棍之刑而溃烂。

起先，他已经向宿州知府承认了他就是张四儒，但他口中的上线并不是什么玉石和尚，而是一个来自湖广地区的叫「赵三」的人。

这下好了，玉石和尚没找到，又多了一个赵三。但等到高晋亲自审问张四时，张四又翻供说，自己是被栽赃的，还说那小刀、药末和一小段发辫都不归他所有。

高晋看张四的双脚已经溃烂不堪了，就没有再对他用刑。高晋还发现，那把从张四身上搜出的小刀很钝，割不了发辫，那些药也根本迷不晕人。

另一边浙江巡抚永德正为乞丐蔡廷章这条线索头疼。永德已经把浙江掘地三尺了，也没有找到蔡廷章所说的来自浙江的吴元和尚。

人没找到只能表忠心了，他上奏乾隆帝，说定会全力以赴继续追查。但乾隆帝对这样空泛的保证不以为然，赏了永德一句朱批：「没想到汝竟如此无用 ！」

欲哭无泪的永德想到，会不会乞丐蔡廷章的供词有问题，于是就给山东巡抚富尼汉去了一封信，请富尼汉重审乞丐蔡廷章。

在新一轮的皮肉之苦后，蔡廷章改口说，大术师通元和吴元根本不是江南人，而是北京西郊的宛平县人。北京可是天子脚下啊！

这一惊人消息使乾隆帝在恐慌之中，发出了一个荒唐的命令：将京畿地区所有可疑的僧人都彻查一遍， 不要拘泥于名字是否与供词中的名字相符，天知道那些和尚会不会改法号。

与此同时，浙江巡抚永德还在为寻找通元、吴元和尚不断努力着。为了邀功，他赶在京畿地区那边传来消息前，先一步上奏了乾隆帝，说他已经成功逮捕了通缘和尚。

只不过这个通缘和尚法号中的「缘」字不是元宝的「元」，而是化缘的「缘」，但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和尚的化缘帖内有这样一句话：山东礼佛嫩搜搜。

据此，永德认定，此通缘和尚一定去过山东，就是乞丐蔡廷章口中的上线。

可对于化缘帖中的这句话，通缘和尚的解释是，他本来想表达的是「三冬礼佛冷嗖嗖」，想以这句话唤起人们的怜悯心，从而讨到更多施舍。

但他本人又不识字，而帮他刻字的字匠是嘉兴人。嘉兴方言中，「三冬」和「山东」的发音是一样的，「冷嗖嗖」和「嫩搜搜」的发音也是一样的，于是便闹出了这么个误会。

然而，浙江巡抚永德永德根本就不信通缘和尚的这番鬼话，他认为「三冬」和「冷」都是常用字，何以写成更复杂的「山东」和「嫩」？

总之，这个和尚一肚子坏水！看完永德的奏折后，乾隆回复了一句「将此人押解来京」。

事发当年9月7日，乾隆帝给七省督抚发出了一道上谕，彻底给事件定了调：这不是妖术，而是谋反！

他指出，迄今为止被捕的所有嫌犯，显然都是 一个更大的政治阴谋的工具。阴谋家们募集乞丐、和尚、流浪汉等人，指使他们剪人辫子，却不告诉他们真实的目的。

什么钱财、什么妖术都是障眼法，奸人妖党真实的目的是要动摇大清的国本，他们知道「留瓣一事系本朝制度，剃去发辫即非满洲臣仆」。

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叫魂恐慌和肃清运动达到了高潮。哪个地方没有发现叫魂案，那定是当地官员监察失职。

河南巡抚阿思哈就不小心踩在了乾隆帝的雷区上。一开始，他以河南并未发现妖术上报，乾隆帝用怼高晋的话怼了他「全国都有，咋就你们省能独善其身呢？定是你稽查不力，你这河南巡抚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换人！」

后来，阿思哈好不容易逮到了一个和尚，但久审之下也审不出什么，为了表示严打妖术的决心，阿思哈竟然把和尚押到市曹正法了，还悬首示众。

本以为这么做能得到乾隆的夸奖，没想到乾隆更生气了，说阿思哈让这么重要的案犯死掉了，却没能获得任何有用的口供，真是「更不成事矣」。

后来，阿思哈一口气抓了十六个妖人，这回乾隆的态度总算有所缓和，回复到，「果不出朕所料」。

言外之意是，我就说不可能没人作案，只是你没抓到吧。阿思哈赶紧解释说，臣觉得这些妖人不好抓，可能是因为他们学了隐身之术。

乾隆送了他四个大字「无用废物」。阿思哈也意识到自己这解释真是多余了，赶紧说「臣至愚」，乾隆批注「竞（真）是至愚！」

在民间，叫魂恐慌还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不少人开始利用这个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者谋取私利。

北京一农民欠钱不想还，于是剪了撮头发编成辫子放到债主的包袱里，诬告他是妖党。

某地，有个学童，因为在街上贪看戏法，误了上课，怕被先生责罚，便跑回家去，对母亲谎称有人要剪他辫子。

总之，如果你平时看谁不顺眼，现在想报复，只要剪一小撮辫子，放在他家，就大功告成了。

在那个权利对普通民众来说相当稀缺的社会里，霎时间，人人都获得了一种以「叫魂之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的权利，大举报时代随之而来。

事发当年10月，几名关键嫌犯 --- 乞丐蔡廷章、乞丐靳罐子、张四及其儿子秋儿、通缘和尚，还有吴东明石匠，以及萧山事件中的和尚们，都被押到了北京，由军机处大臣们亲自审问。

军机处是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总揽军、政大权，由皇帝直接掌控，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军机大臣们都是皇帝的心腹，在朝堂上任要职，军机处的事务一般都是他们的兼职。

1768年的这场叫魂妖术大恐慌正是在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傅恒手上画上了句号。

10月11日，张四和儿子秋儿抵达北京时，张四的两腿已发炎化脓，全身黄肿，兼患痢疾，奄奄一息了。

军机大臣刘统勋亲自审问了张四。刘统勋就是著名的宰相刘罗锅的父亲，身兼内阁大学士，为人刚正廉洁，为官数十年，始终清廉。

张四在刘统勋面前，坚持推翻最初的供词，声明自己不是张四儒，也不是叫魂犯。

之所以被栽赃是因为他和儿子曾在安徽宿州当地一财主家门口乞讨，不小心得罪了财主，财主便用小刀、药末和一小段发辫来陷害他。

刘统勋又转身问跪在一旁的张四的儿子秋儿：「你父亲若不是张四儒，你们何以供认呢？」

秋儿哭着说：「府衙的老爷问我：“你父亲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张四，可他说：“明明是张四儒，你怎么不实说？”

说着就拿夹棍吓我。他又说：“你若供明是张四儒，我就给你东西吃。” 我看了夹棍害怕，又不知道张四儒是什么人，所以随口承认。我的父亲实在不叫张四儒。」

军机大臣们随后将山东乞丐靳贯子带上大堂，让他认人，结果他根本认不出来他自己说的上线张四儒。

接着，乞丐靳贯子和乞丐蔡廷章纷纷承认，自己最初的供词都是重刑逼迫下，随口胡编的，并非实情。

10月25日，重病的张四死于狱中。此时，军机处的大臣们心里大概都有数了，整起事件大概率就是一个笑话、一个愚蠢的错误。

什么上线、什么妖党头目都是瞎编的，所有人都在被裹挟着说谎话，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皇帝的执念，当然了，也少不了山东巡抚富尼汉最初的撺掇。

皇帝对官员们大肆施压，严厉呵斥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官员们不得不加大办案力度，于是百姓受到刺激，在恐慌和亢奋的情绪中，制造出更多的叫魂冤案

层出不穷的案情又加剧了皇帝的焦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乾隆帝才是整个叫魂案中「最大的原告」。

可如何才能将这尴尬的局面告诉乾隆帝呢？总不能跟他说，你才是那个始作俑者吧？

刘统勋再三思虑后，拉上了同为军机大臣的乾隆皇帝的妻弟傅恒，将所有自相矛盾的供词整理出来，摆在了乾隆皇帝面前。

意思是，你自己悟吧。傅恒斗胆对乾隆皇帝提出，此事「似属冤抑」。

乾隆帝也不傻，这会儿他已经回过味儿来了，但他可是一国之君呀，让他承认错误是绝对不可能的！在这个案子上，他不仅已押上了个人的威望，甚至也押上了整个王朝的尊严。

11月1日，乾隆帝从夏都承德回到北京，两天后，他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剿。但他依旧强调妖党的幕后大boss确实是存在的，只不过送来京城受审的这几个人都不是妖首。

继续清剿下去只会滋扰地方，累及更多无辜，叫停清剿是他体恤民情。这份死不认错的叫停清剿的圣旨，是乾隆能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

在收尾工作中，他还把案情在全国多省的迅速蔓延都归咎于了江浙官员的玩忽职守，是他们没有及时报告情况。

包括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永德）在内的多名江浙地方高官都受到了惩罚，他们下属的一些州县官员也遭到革职。

而最遭人恨的山东巡抚富尼汉只是象征性地被贬为了山西布政使，官阶从二品降到了三品。

富尼汉始终坚持他在审讯人犯时没有用刑，负责问询富尼汉的军机大臣曾问到：你说你没有用刑，那囚犯身上的那些伤又该作何解释呢?

富尼汉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如果当初富尼汉没有那么用力过度地去迎合圣意，这场闹剧就不会轰轰烈烈地持续那么久。

考虑到富尼汉给官僚系统制造的麻烦和给朝廷带来的羞辱，皇帝对他的惩罚是相当温和的 ，这也是皇帝本人在为他自己的错误决策开脱。

不过不管怎么样，至此，历时9个月的大乌龙总算是消停了。

发生在公元1768年这场叫魂妖术大恐慌，因海外汉学家孔飞力所著的《叫魂》一书而广为人知，本期视频的内容也主要参考了此书。

孔飞力1933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后来进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书。1964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博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

1984年，孔飞力来到北京，一头扎进了故宫里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他原本的研究目的是「清政府内部的通讯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但在查阅大量案卷、奏折、朱批、塘报后，无意间发现了这起隐藏在史料细节中的叫魂案。

6年后的1990年，《叫魂》一书横空出世，当年就荣获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此书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写作形式，把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串联起来，勾画了一幅乾隆盛世的剖面图，揭示了隐藏在盛世表象下的种种社会危机。

人们这才发现，原来历史也可以被写的这么有意思。

回顾整起事件，一个地方小寺庙散布的谣言，为何最终会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这就不得不深扒一下当时的社会环境了。

乾隆33年无疑是一个盛世。国内久无大战，疆域面积达到了惊人1300万平方公里，整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占据了全球经济体量的1/3，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

皇权稳固，历史上的外戚、权臣、宦官等侵夺皇权的现象都不复存在。西方国家看此时的大清就像是一个东方庞然大物。

可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饥饿的盛世，用孔飞力的话说一个「镀了金边的盛世」，外表看似金光闪闪，内部潜藏各种危机。

首先，人口的过度增长带了巨大的粮食压力。乾隆年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为780斤，比宋代的1500斤少了将近一半，比明代的1200斤少了1/3，甚至比15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还少了200多斤。

清朝虽然引进了玉米、红薯、土豆等耐旱高产作物，但仍然无法满足人口迅速增长所带来的巨大粮食需求。

记录苏州吴县百姓生活状况的《乾隆吴县志》中有这样一段描述，直观反应了当时的粮食短缺问题：「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

另外，乾隆中后期，手工业蓬勃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商品的出口使大量外来白银流入中国，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过去，稻米价格的波动只取决于产量的丰歉。遇到荒年，稻米价格会上涨，但当灾害过去之后，粮食价格又会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可如今，随着通货膨胀的发生，人们逐渐发现，因歉收而上涨的粮食价格，即便在荒年过后，也降不回去了。这对于普通农民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灾难。

商业发展带来的是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内卷的社会，但内卷的压力又不是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王公贵族、官僚、富商照样吃香喝辣，底层人民则在温饱线上挣扎。

一部分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并且牢牢把控了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和资源，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在极度内卷的社会中，为了讨口饭吃，一些底层人选择出家为僧，但正规的寺庙道观也是有编制的，容纳不了太多人，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游方僧道」，说白了就是披着袈裟道袍的乞丐。

孔飞力认为，乾隆中后期，整体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社会的总效益的增加赶不上人口的增速，人们只能从其他人手中争抢社会资源。

孔飞力将这种社会状况称为「零和社会」，就是参与社会博弈的各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得失相加为零。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戾气是很重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被逮捕的很多叫魂犯，不是乞丐，就是没有编制的僧侣道士，他们四处乞讨化缘，而在当地人眼中，他们就是来争抢本地社会资源来了。

最后我们还要再提一下乾隆帝对江南地区的复杂感情。江南被称为「鱼米之乡」，也是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同时还是汉文化中心。

江南的文人墨客高雅、有品位。乾隆一方面被江南文化所吸引，另一方面又担心这里的靡靡之音对满人来说是一个陷阱，会使满人汉化，从而动摇满清的统治根基。

而叫魂案又恰恰起源于江南，乾隆对江南官员的重罚其实是在为他对于「汉化」问题的焦虑找一个出口。

从乾隆处理叫魂案的种种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乾隆真正关心的根本不是妖术是否会摄人灵魂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他自始至终就清楚，根本没有什么妖术，不然他也不会在河南巡抚阿思哈说妖人会隐身后，大骂阿思哈是「无用废物」。

从头到尾，乾隆真正担心的只是民间「反清复明」的情绪是否会被所谓的「妖术」煽动起来而已。

当时的乾隆绝对不会想到，多年后，将满清统治蹂躏的体无完肤的，并非那些「反清复明」的反动分子，而是他曾经嗤之以鼻的大洋彼岸的「番邦」。

孔飞力在《叫魂》一书的最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这场席卷全国的大恐慌之所以能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被叫停，多亏了刘统勋、傅恒等敢对皇帝说真话的贤臣们。

在腐败的官僚体系中，这些人就像是一道光，他们并不把自己当做某一特定政权的奴仆，而谋求短期利益，他们更认为自己肩负着人民的期望。

当这样的人都从统治者身边消失殆尽时，一个王朝也离落幕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