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首都的安保其实不怎么样，安全等级就很低，外部势力可以将大量的武器装备运输到此。伊朗的内部保密措施也不行，对于伊朗相关重要人物的出行线路和地址都被对手掌握得清清楚楚。发生了刺杀，一般找不到真正的幕后黑手。

说明伊朗国内的反情报能力不具备优势，其全国的安全基础设施构建不完善，对付外部势力的渗透可以做的也有限，基本没有足够的反制手段。伊朗如此下去，国内安全的阵地不能守住，刺杀事件只会不断频发。

对于伊朗的国家领导人，亦是如此，在保护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漏洞。对于相关的重要人物，也应对不力，刺杀成为常态。

例如，伊朗首席核科学家穆赫森·法赫里扎德在2020年被暗杀，轰动一时，暴露了伊朗国家安全方面的脆弱性，表明伊朗内部被渗透成了筛子。

此外，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苏莱曼尼在2020年初被美国无人机刺杀，这一事件也凸显了伊朗在境外安全方面的不足。

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伊朗遭遇暗杀

伊朗的国家安全机构包括情报部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它们分为革命机构和国家机构，既负责内部安全又负责外部情报。但是，在伊朗，军队、警察等国家机构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革命委员会以及其他非正规部队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一些相互掣肘的现象，即内耗。因为这些机构在职能上存在一定的重叠。

伊朗的情报部可以追溯到伊朗巴列维王朝时期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建立的萨瓦克，即当时的秘密警察，发展时期从1957年运作至1979年。但是许多在旧时代的萨瓦克在革命后被留用，吸纳了革命卫队和其他忠诚于新政府的力量，成为了现在的伊朗情报部门。这只部队的纯洁性一直饱受诟病。

另外，伊朗法律规定，情报部长必须是神职人员，有时内政部也会由神职人员领导。当然，这也成为其专业性的和政治及宗教层面权衡的取舍。后果，还是有的，毕竟和政治及宗教层面比起来，专业性又何以比较。

如果要从深层次的角度看，伊朗的安保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的。

首先，伊朗的情报和安全机构可能在识别和防范外部威胁方面存在不足。例如，伊朗在2024年1月遭遇了克尔曼恐怖袭击，以及以色列对其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轰炸。

其次，伊朗的政治体制和军事指挥结构可能导致了决策和执行上的延迟或混乱。最高领袖的权力至高无上，总统和议会职权主要在社会、文化、经济等事务上，而武装力量的控制权和安全、国防等重大政策问题的决断权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这就导致在军事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出现协调和执行力的问题。

伊朗革命卫队

伊朗革命卫队实际上是最高领袖的御林军，某些情况下拥有自主行动的权力，可能甚至与中央政府的决策不一致，从而影响军事行动的统一性和效率。

此外，伊朗与国际社会的紧张关系，特别是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敌对状态，可能使得伊朗成为外部势力的主要目标，增加了安保工作的难度。

伊朗安全部门存在的问题太多，伊朗的体制可能是根本原因。但是一旦被对手突防，现有的伊朗安保的应对就往往有限了。

伊朗存在的刺杀事件不会就此停歇，可能会愈演愈烈。当然，伊朗可以改革以上，实际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