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一词，在《辞源》中的解释为：“隐士，居民”，或是“隐居，远遁”。
隐士在中国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他们不同于居住深在山的山野村夫，本质区别是隐士在社会等级中处于较高的等级。他们一直有着独立的价值观念，对文化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也有深远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的数量激增，学术造诣也更上台阶，这些都和动荡的社会环境，儒家，佛家，道教的相互交融吸收以及魏晋玄学的发展脱不开干系。在动荡社会中孕育出了无数宝贵的精神与学术财富，而他们的独特价值观念也影响着后世。
复杂的社会环境和追求的冲突，儒家文化导致的被动仕隐“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说明“邦无道”是士人们归隐的主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长期混战割据，战争连绵不断，这些因素
使这一时期社会思潮受到特别的影响。东汉时期是儒家思想统治的鼎盛时期，儒家学说成为士人的行事准则。
《论语》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这句话是说，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贫困而且地位低下是耻辱的，在国家政治黑暗时富有而且位高权重是耻辱的。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思想使得士人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及使命感。
东汉前期，战乱纷争不止，后期又出现“外戚政治”和“宦官掌权”，代表知识分子的士阶层地位骤然下降。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他们的梦想是“兼善天下”，但苦于无法改变的现实，隐士们只好选择“独善其身”，用“有道”与“无道”来适应变化的社会。在政治清明时积极出仕，社会动荡时归隐山林。
而这些选择大部分是被动的。西晋是一个“邦无道”的时期，和平稳定的局面只维持了短短十几年，由于皇后干政，朝廷渐乱，先后爆发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
战争持续时间达22年，为了躲避战乱，士人们或称病去官，闭门不问天下事；或逃隐山林，逃离避祸。无法出仕，他们企图将人生价值人生价值寄托在隐逸行为中。
除此之外，晋初司马氏对曹氏集团和名士的迫害也是他们归隐的重要原因。《晋书•阮籍传》描述如下：“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短短的十四个字，给我们勾勒出了那个动荡不安，人心惶惶的时代。典型如“竹林七贤”，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特别的时期孕育出来特殊的隐士，时代因他们更令人瞩目，他们也因时代更加特殊。
司马氏篡权后，山涛为了生存选择与其同流合污，嵇康愤而作《与山巨源绝交书》，宣告与山涛决裂。嵇康是一个极其看重自由的人，书中“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
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便体现了这一点，他不愿为做官放弃
自由而写下了九大理由“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而这不仅是仕与不仕的抉择，也是生与死的抉择，最终，嵇康因拒绝与司马氏合作而被杀害。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在《咏怀诗》中，阮籍因孤独恐惧，忧思郁结难以入睡，起身弹琴，冷风的吹打与孤鸿的鸣叫反而加深了诗人的忧伤。
而七贤中同样出类拔萃的阮籍，早年也崇尚儒家，将儒家思想视为处事的标准。司马氏与曹氏集团斗争时他选择中立，政治黑暗，儒家倡导的政治信条对于他已失去意义，逐渐隐于道家。
道家、老庄思想和魏晋玄学的发展使得隐逸观发生变化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
世界上可以解释清楚的道，就称不上是永恒的道，可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可以定名的名，同样谈不上是永恒的名。
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逐渐走向形式化、教条化，士人们开始注重自身的自然心性。在这种情况下，儒学开始走向衰落。“自然”一词最初出现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倡导无为，认为自然万物有其生存法则，若盲目地去干涉效果反而适得其反。这些思想反应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而这时隐逸也成为了主动的内心选择，不再受任何外在环境的影响。
老庄思想在道家基础上生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命也，自然不可易也。”其中提到了“自然观”。而隐士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缮性》“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弗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追求的隐逸是超脱世俗，这是一种人生态度的转变，体现出了庄子逍遥自在的境界。
接着玄学应运而生,起到了缓和儒、道矛盾的作用，最早见于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崇尚老庄思想，特征是“玄远”，“自然”，“超脱”。
玄学风气随着名士清谈逐渐流行，发展了儒学理想自我与道学的精神自我，也改变了隐逸的风貌，使其具有了个性化的特点。玄学的思想在当时对人们的影响日益加深，先是思想层面，进而延伸到外在行为上，加上当时的政治背景，使得玄学对魏晋隐士的影响更为深广。
《世说新语》中的隐士绝大部分都对“自然”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尤其是在人与自然对于关系的思考上，体现出来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实质上是心物合一的玄远境界，是老庄哲学与儒学的交流。
而自然是玄学的核心思想，即指广义的山水自然，同样也代表着行为与思想自然的状态，对于精神世界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
隐士风骨与山水的碰撞，文学繁荣发展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或闭门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由好老庄。”
“郭文，字文举，河内轵人也。少爱山水，尚嘉遁。年三十，每游山林，弥旬忘反。”
两晋时期隐逸诗发展，游山，玩水，玄理，主题多元化。而随着思想的变化，山水不再代表逃亡颠沛流离的住所，逐渐被赋予娱乐的意义，隐士们开始追求纯粹的山水之美，住所也从荒野山林转变为田园。
隐士们隐于山水，隐于书画，隐于酒，将情思寄托在山水中，给后代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价值。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
“占位抚化心无厌，览物眷弥重。不惜去人远，但恨莫与同。占位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古今隐逸诗人陶渊明，种豆南山下，所著《桃花源记》、《饮酒》流传至今；山水诗派之祖的谢灵运，脚着“谢公屐”游玩山水，写下《登池上楼》、《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不朽名作。
除此之外，竹林七贤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影响也十分深远。竹林七贤是指魏末晋初的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陈寅恪先生认为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七贤”的意义与东汉末年“三君”、“八俊”相同，“而竹林”既非地名，也并非真有什么“竹林”。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说他们“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
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魏纪》中概括了他们共性“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七贤性格各异，他们之间的交往多为精神层面，《晋书·嵇康传》：“盖其胸怀所寄，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
嵇康气度非凡，思想和志趣处于较高水平，难以遇到契合之人，所以他非常渴望知己。
“郢质”可见他们互为知音，在严峻的社会中携手互助，竹林之游是他们集体隐逸行为的表现。
他们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是由于当时的黑暗统治，他们不能直接写出自己的心里所想，往往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比较出名的有刘伶《酒德颂》，向秀的《思旧赋》，阮籍的传世作品《大人先生传》、《达庄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幽愤诗》等。嵇康诗的风格，刘勰《文心雕龙》评：“嵇志清峻。”
隐逸思想对文学、政治的影响及当代的价值《庄子·养生主》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
魏晋南北朝的隐逸思想，对于现代的我们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
隐士既会出仕，会受政治影响，而且是文人，受主流思潮影响。隐士一开始遵循儒家思想，被动地选择，将山水作为走投无路别无选择的隐居之地，给山水铺上了一丝悲惨的底色。
后来随着老子道教，庄子，魏晋玄学的出现，隐士们越来越重视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注重精神自由，使价值观念发生转变，山水成为玩乐的地方，他们寄托情思，挥洒文采，山水审美意识勃兴，从而有关文学、艺术蓬勃发展，思想文化交融。
魏晋南北朝没有出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现象，但有魏晋风度这一令后人敬仰的社会文化精神，包括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竹林风度等等。
个体对于生命的自觉意识与内心的探索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促进了文学蓬勃发展。而隐士的特殊属性也促进了社会的政治清明，社会风气的好转，他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同样影响着社会。
我们也是一样，不要总是被外在环境影响，积极寻求内心深处所求，独立地追寻自我价值观，才会在社会中更好的发展从而创造自我价值。
参考文献：
《庄子》
《晋书》
《老子》
《魏纪》
《世说新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