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复苏道阻且长，经济“停滞”预警，深度解读制造业PMI

最近，不少经济方面的新闻又一次引发了广泛关注，数据不太好看。中国制造业活动的扩张速度从 11 月份的 51.5 降到了 12 月份的 50.5，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还在扩张，但实际上离停滞只有半步之遥。习惯了看经济数据的朋友们都知道，PMI 指数高于 50 表示制造业仍在扩张，但这个扩张的步伐已经大大减缓，51.5 降到了 50.5，很显然复苏的脚步明显放缓。

那么今天，我们要以这份看似单一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放缓数据为切入点，剖析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复杂问题，从外部问题到内部问题，从出口产业的未来竞争力到国内消费低迷，以及地方财政危机、失业率等具体问题，我将为大家逐层分析，让大家一起来看清经济从外到内到底哪些方面在放缓，并探讨中国该如何自救，以及中国经济是否还能避免更大范围的衰退。

外部问题

出口需求走弱与贸易摩擦：中国的制造业出口一直以来占据着世界贸易的主导地位，尤其是小型出口企业，过去凭借低成本和规模化生产，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主角。然而，全球市场需求疲软的信号不再是短暂的现象，而是逐渐走向长期化和结构性转变，这正迫使中国重估自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

2025 年 1 月，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并且他已经表态试图抬高对中国施加的关税，威胁增加贸易壁垒。在 2018 年到 2020 年期间，中美之间的关税大战基本确立了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趋势，迫使大量企业重新考量其供应链布局。

根据全球贸易组织的数据，虽然 2021 年拜登上台后，美国并未全面撤回对中国的关税，但与特朗普时期的针对性打压相比，策略上显得温和了许多。不过现在特朗普卷土重来，并且已明确将重启与中国的贸易博弈，这可能预示着更严苛的关税、技术封锁以及贸易限制即将到来。特朗普曾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25% 的关税，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分析显示，假如特朗普再次实施类似的关税政策，中国的制造业出口将在未来 6 个月内遭受至少 800 亿到 1000 亿美元的损失，而这还仅仅是直观上的关税问题，如后续的制裁措施限制技术输出，都会对中国一些关键领域的制造业产生根本性削弱，比如 5G 技术以及半导体生产链中断。

全球供应链重组：除了特朗普的威胁，全球供应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重组期。自疫情和中美贸易战后，欧美国家开始加速供应链本地化和去中国化。最近几年，一些制造业巨头诸如苹果、三星等，多次传出将部分生产线转移至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些国家凭借低人力成本、税收优惠和政策支持，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潜力地区。

例如印度，2023 年制造业的 PMI 指数多次创下新高，成为全球制造业新增长的引擎之一。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也相继吸引了大量注资，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速正在迅猛攀升，尤其是在电子产品、服装和机械制造等领域上，与中国形成了明显的直接竞争。根据 2024 年的贸易数据显示，东南亚六国的制造业出口增长率达到 13% 以上，相比之下，中国同期增长率不足 2%。与中国相比，印度和越南等国家正在凭借政局稳定、低成本和外资高度信任的优势，逐步蚕食中国市场的份额，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制造业出口增长的压力，形成了出口订单双向夹击，一边来自于欧美在重新调整供应链，另一边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奋起直追。

内部问题

国内消费低迷：制造业指数增长放缓的背后，其实反映的行业更为广泛的依赖性，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依赖于强劲制造业出口，而这种出口依赖策略与国内需求不足是双重困局。近年来，消费需求的疲软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 年全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为 3.6%，相比 12 年前动辄 7% 至 10% 以上的高增速明显已经回不去了。尤其在疫情之后，尽管政府尝试通过减税提振消费信心，但结果并不理想。根据券商分析师的估算，疫情后国内消费群体信心受挫，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习惯性的选择储蓄而不是消费。

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致使消费者进一步缩紧了钱包，恒大、碧桂园等大型房企暴雷，让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信心一度跌到了谷底，房地产泡沫破灭，意味着中国长期依赖的房住不炒口号失效，投资投机心理迅速降温。

另一个存在的问题是，中国内需无法转型为更具消费驱动型的经济，中国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长期目标依旧未落实到位，很多国产品牌仍然难以取代海外品牌的市场份额，小家电、食品等虽然增速较好，但难以拉动整体消费升级的局面。这样的消费疲软态势，让中国的市场竞争压力加大，也让外资和本土企业看到了更多的投资警示信号，进而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当国内消费萎靡，企业投资裹足不前时，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问题浮上了台面，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最新报告，预计截至 2024 年底，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将逼近 50 万亿人民币，是各大经济体中增速最快的一类。地方政府曾依靠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但那时候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房地产推动的城市化建设是主要支撑点。

可眼下，房地产业已经进入长期下行通道，土地财政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源一步一步走向失效，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再难通过卖地来偿还债务，甚至连当地的财政赤字也是越来越高，有些地方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已经难以收回成本，更有甚者直接成为无用工程。地方债务滚雪球般上涨的同时，地方政府的财政徘徊在赤字边缘，治理难度持续增加，依靠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来维持的局面愈演愈烈。然而，中央政府能够干预的力量毕竟有限，地方财政危机会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稳健性构成长期威胁。

失业问题严重：再看失业问题，这可能比我们想象中更加严重，尤其是 2024 年，青年失业率问题尤其突出，甚至在一些关键季度，青年失业率接近 30%，大量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低端就业岗位又被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逃的冲击所摧毁，形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就业危机。

最新的数据证实，2024 年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 5.4%，再加上疫情后的灵活用工增加，实际失业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一些中小企业依然处在资金短缺、市场疲软的状态中，裁员和停止招聘的现象比比皆是。这种失业问题的根本，还是在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短期内急需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但这些边际效用递减的行业又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国内劳动力市场对就业吸纳率和整体需求降低，使得就业压力空前加剧。

房地产市场困境：另一个无法忽视的宏观经济问题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的压舱石，房地产一度占据了中国 GDP 的近 1/4，一些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通过不断出售土地换取资金，进而投入基础建设、公共服务以及偿还债务。

然而，随着 2023 年恒大、碧桂园这些大型房企的陆续暴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去泡沫化趋势已经明朗，2024 年全国新房销售面积下降了 14%，房地产投资也出现了连续多年罕见的负增长。住房市场的降温，并不仅仅意味着居民购房意愿下降，它真正说明的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中国的房地产模式、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尾声，过去依靠房地产拉动内需、推动城镇化的发展路径已难以为继。问题的核心在于，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将如何解决，房地产去泡沫化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冲击能否控制，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其他风险与挑战

一带一路潜藏隐忧：对于中国推动的全球贸易战略，如一带一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其中潜藏的隐忧。从表面上看，一带一路的确为中国提供了出口过剩产能和技术的巨大机会，也引入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但随着全球经济动荡，中国对外一系列大手笔投资的收益逐渐显现出问题。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截至 2024 年，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项目中，超过 30% 的重大项目存在成本超支、拖延或违约的风险。

更糟糕的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尤其是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大量的中国贷款或投资项目如今已经进入财务困境，斯里兰卡、赞比亚等国家在经济困局中无法全额偿还债务，不得不进行债务展期甚至违约，这直接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和资产负债表承压，这对于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第一，外援项目的失败暴露了中国过度借贷带来的经济成本问题；第二，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剧，中国企业所参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回报率和投资价值正在持续下降，这会让中国在放款和继续推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更加谨慎，全球化倒退下，中国必须重新评估对外投资的回报以及风险，全球债务危机的涌现，使得一带一路承载的经济和外交风险日益加大。

绿色经济转型压力：除此之外，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经济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挑战正在从欧美方向袭来。美国和欧盟推动的碳中和政策和严格的环保标准正逐渐影响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全球经济活动，对于严重依赖传统制造业和化石能源的中国来说，赶上全球碳中和的步伐并非易事。欧美发达经济体推行更严格的绿色能源法规，要求降低碳排放，提高供应链的合规标准，这些无疑给中国的传统制造业贴上了越来越多的环保税。

根据国际能源署 IEA 的报告，中国的碳排放量占据全球总量的 26% 以上，而在保证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仅仅依赖现在的绿色能源投资显然不够，这让中国同时面临两大压力，既要适应全球绿色标准，又要维持传统能源体系对经济的支撑，这样的环保政策往往和经济竞争力挂钩，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通过碳足迹的标准来选择合作伙伴，而中国的很多企业，特别是一些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可能逐渐失去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经济复苏的希望与对策

政策调整受限：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项措施来看，中国的可用政策已经逼近强弩之末。中国政府过去 10 余年一直依赖财政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内需，地方政府债务的暴增，事实上就是这种财政扩张政策的后遗症。如今，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已经超过 3% 的警戒线，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明显攀升，进一步加大财政扩张的难度。

根据 2023 年统计显示，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陷入严重债务缠身，一些城市甚至连日常的行政支出都要依靠中央财政拨款，如今土地财政的模式已不再行得通，财政扩张的动力可能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方面，中央银行释放流动性已经成为惯用的工具，然而这次效果却远低于预期。多年来，央行通过降准降息等手段试图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以期刺激经济，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消费者和企业的信心跌至冰点，货币宽松的政策几乎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消费投资都在低位徘徊，意味着货币政策宽松的边际收益逐渐下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24 年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尽管市场流动性充裕，但实际贷款增长却未见起色，而企业家信心指数更是触及历史新低。本质上政府刺激经济的传统手段已经逐渐失效，政策效应减弱的原因在于消费信心和投资风险同时叠加，外部冲击下的全球经济也并未明显好转。

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长久被推迟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土地使用权制度、市政改革等方面，必须立即提上日程。只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如提升经济透明度、减少行政干预、加快市场化进程，才能真正为经济注入活力。

新兴产业的机遇：虽然传统经济面临重重困局，但中国依然有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崛起，尤其是在科技自主与绿色能源领域。过去几年，尽管受到了诸多外部封锁，但中国在 5G 技术、电动汽车、再生能源以及人工智能等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这些领域的创新与投资，将决定中国能否顺利转型为一个更高端的制造业大国。新能源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是少数几个仍然具备相对较强的增长点，根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未来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将持续扩大，其中中国预计将在 2030 年占据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的 50% 以上，这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一个新增长点，也是未来政策应该着重扶持的方向。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计划通过大量自主研发和技术创新，减少对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赖，这将在未来某些前沿技术领域为中国带来竞争优势。

内需市场的关键作用：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速无疑不会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时代，但能否实现持续的中速增长，关键在于对内需市场的激活，这是中国过去数十年发展中欠的账。而要从出口带动转向内需拉动，政策措施必须更加深刻，尤其在居民收入分配、社保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要加快步伐。从长远看，内需市场的真正振兴才是避免长期停滞的良药。此外，房地产去泡沫化时代的到来，要为更多创新企业和现代服务业留出成长空间，在扩大内需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策略中，政府应当减少对于房地产、制造业传统引擎的依赖，更多支持创新高科技绿色产业等领域。

中国制造业活动增长放缓，只是整个宏观经济问题的冰山一角以及中国经济内外压力的折射。随着全球贸易环境日渐复杂，国内市场消费低迷、不平衡发展等问题的长期存在，中国经济即将进入深度调整期，短期内回到高速增长阶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终能否依靠内需及产业升级走出这个困境，将取决于政府是否在政策层面迈出足够大胆且彻底的改革。无论出于政治还是经济考量，中国面临的挑战都十分严峻，复苏之路将马拉松般漫长，但只要找到正确的战略，中国经济能否迎来新的生机依然值得关注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