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到来之时，德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23年至1928年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德国工业生产上升的趋势是以美国提供的短期贷款为基础的。此时，这笔约200亿马克的贷款被美国收回，由此触发了德国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的经济危机。

危机期间，工业生产直线下降。1929年至1932年，德国煤产量下降32.7%，生铁产量下降70.3%，钢产量下降64.9%，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62.1%，发电量下降23.4%。工业生产总值下降约40%，生产资料生产减少53%，消费品生产下降25.3%，出口总额减少69.1%，进口总额减少70.8%，国库黄金储备锐减4/5。与此同时，劳动时间平均削减约47%，在建筑业中劳动时数减少约66%。各行业职工人数大大减少，其中钢铁、机械和电力工业的职工减少约64%，硬煤开采业职工减少约47%。

与此同时，经济危机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打击也十分沉重。在经济危机期间，城市小工商业者、小企业主以及手工业者的经济地位动荡不定。许多工厂倒闭，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据德国官方统计，1928年至1931年，工厂年倒闭总数从10595家增长至19254家，几乎增长了一倍。同时期内，工厂年合并总数从3147家上升至8628家，几乎增长2倍。其中，个体商贩的处境很是窘迫，1931年有6664家商店倒闭，3581家被迫合并。

经济危机期间，德国的官吏、职员与知识分子的收入及退休金大大减少。1931年12月8日，德国政府颁布《保障经济和财政金融第4号紧急法令》，规定自1932年1月起减少工资10%—15%。跟1913年比起来，德国的人均生活水平降低28%。据官方统计，有两个子女的家庭，每周生活费用需要39.05马克，而1932年实际费用则是还不到21.75马克。当时，一套两居室住房的房租约25.50马克，50公斤土豆至少要3.30马克，4磅面包至少64芬尼。

1932年5月，工业部门只能容纳原有职员的61.7%，绝大多数在职官吏的工资也削减20%—30%。1932年，70%的德国医生每月收入不到170马克。同年，普鲁士师范院校毕业的23000名新教师中，更是只有990人找到了工作。大学毕业生很少有就业机会。绝大部分都面临着失业危险。在危机期间，德国政府还不断削减社会保险费和补助金期限，从开始的26周缩短至6周。1930年春，有68万人得不到失业救济金或补助费，只能凭借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少得可怜的资助度日，而1932年靠救济生活者上升到200万人。

经济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推行一种损害小资产阶级，维护大垄断资本利益的政策。垄断公司在中、小企业大量破产的基础上获得巨额利润。据德国股份公司手册记载，1930年，杜塞尔多夫钢铁联合工厂的股东获股息4800万马克。1930年3月31日，爱森格尔森科尔希矿场获纯利26105432马克，由康采恩支付的股息计8%。西里西亚鲍伊腾矿山联合企业同年分给股东股息10%。在危机中，垄断资本家可以保持相对稳定的产品垄断价格，而中小企业产品的自由价格则是在危机的冲击下不断下跌。垄断资本家以此将危机的主要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并攫取中小企业者的一部分利润。

另外，在经济危机中，德国农民的状况大大恶化。1932年至1933年，农业收入降至1913年以来的最低数额。农业收入总数为64.63亿马克，较之大战以后最低的一年(1924年—1925年)仅多10亿马克。农业危机首先表现在农产品销售特别困难上。因为工人失业和削减工资，大量中小企业主破产，群众消费水平大大低于正常水平。1930年，德国国内黑麦储备约有300万吨卖不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有1000万吨小麦难以出售。1928年至1932年，农业产品出售利润从102亿马克降至74亿马克，同期地租税从9.1%升至13.7%。农业债务急剧增加。1928年至1929年，农村债务总额为108亿马克，1931年至1932年上升到124亿马克。

在农业危机的冲击下，大小农户皆受到了影响。即便是有田250公顷以上的大地主也都负债，其他大农和中、小农更是如此。在债务的重压之下，农民被迫出卖地产。据德国当局统计，1932年比1931年多拍卖农林牧场1262个，增加了18%。92%被拍卖的农场在20公顷以下，这反映了农村中、小农贫困化的严重程度。

农业工人的处境更为悲惨。危机期间，农业工人约有300万人，绝大多数都在德国东部的大地主庄园做工。据德国劳动局1930年的登记表明，农业工人失业数为103787人，1931年163841人，1932年猛增至222830人。两年中失业人数增加119043人，即增长114.7%。农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1930年至1932年，每月平均工资一般是200马克左右。除去支付房租和伙食费，每月仅剩15到20马克用于衣服鞋袜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在社会地位方面，小资产阶级处在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面对垄断资本的强大竞争，他们处于受排斥地位，有反对垄断资本的情绪。然而他们留恋私有制，惧怕取消私有制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危机期间，小资产阶级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社会地位岌岌可危，对下降为无产者的前景不寒而。城乡小资产阶级对现状十分愤懑，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情绪剧增。纳粹党的领导人格雷戈尔·施特拉塞看到了这种情况，指出：目前95%的德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这“是……人民对一种堕落经济的抗议！”

城市手工业者、小商人、小企业主强烈地希望，在大垄断资本竞争面前得到国家的保护，限制大工厂、大企业的势力，以求生存，进而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中小农希望政府推行保护关税政策，降低地租，调整农产品价格，禁止拍卖地产，保持乡村风格。官吏、职员和大学生希望保证就业，保持社会地位的稳定性。总之，自1930年起，小资产阶级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希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政府。

魏玛共和国建立初期，城乡小资产阶级对它寄予希望。1919年8月11日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64条规定：“国家从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促进农村独立经营的中产等级的发展，促进城市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反对加重赋税和吞并。”可是，共和国并没有采取保护与拯救中小企业和改善中小农境遇的措施，反而使他们的境况更加恶化。共和国使他们得到的是屈辱的凡尔赛和约，1923年鲁尔危机期间，1美元等于6亿马克的通货膨胀，1930年1月“杨格计划”中规定的1160亿金马克的巨额赔款(至1988年，每年赔款20亿金马克)。尤其严重的是，1929年至1932年猛烈的危机使他们成批地破产，从而处于失业的边缘。

在垄断资本的吞并跟控制前，小资产者经常被抛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因此能够被争取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导人背叛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在执政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人民群众的贫困，却执行了一种敌视小资产阶级的政策。1929年和1930年这两年中，由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尔曼·米勒领导的政府新增加群众捐税达124500万马克。这使小资产阶级最后失去了对社会民主党仅有的信任。

德国共产党虽然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和争取小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但在党的联盟政策上，党内仍残存着宗派主义。党的主要矛头既针对德国纳粹党，也针对社会民主党，没有切实把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政策贯彻到实际中去，没有集中精力团结一切劳动人民、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保卫已经残破的民主和反对法西斯主义。1931年5月，台尔曼指出：德国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所做的“群众工作太少，而议会工作做得太多”。同时，德国共产党过高地估计了当时德国的革命形势，提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口号，引起维护私有财产的小资产阶级的恐惧。

魏玛共和国初期，小资产阶级曾追随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国家党、经济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党派。这些政党只是许诺，并未提出解决小资产阶级困境的具体措施。甚至还在组阁时向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生活福利进攻，颁布削减社会福利基金、失业救济金和削减工资的条例。1930年，天主教中央党领袖布鲁宁领导的政府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规定增加啤酒税和零售税，即增加群众捐税75000万马克。

同年6月，政府征收人头税，规定每个居民必须缴纳附加税。同年12月，又征收其他群众捐税，使人民群众增加了8亿马克的负担。这些措施都直接危害濒临困境的官吏、职员、知识分子及失业者的利益。因此，他们逐渐脱离了这些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

德国小资产阶级在苦闷、彷徨中寻找出路，提出“我们需要一种新时代的信仰”，“我们要改造社会”。他们渴望一种进行改良、改善自己政治、经济处境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19世纪的德国颇为流行。当时，德国的小资产阶级一方面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对于在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之下的无可幸免的灭亡胆战心惊，因此期待着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这种学说主张社会“恢复到可靠的前资本主义和与行会类似的生产关系”时期，保存小资产阶级，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的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正当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威胁，对共和制感到失望，并逐渐脱离传统资产阶级政党寻找出路，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充满憧憬时，希特勒的纳粹党抓住了时机，有针对性地对小资产阶级展开了蛊惑性煽动，把他们拉到纳粹运动中来，成为纳粹运动的主要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