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在新的领导班子的推动下，苏联和东欧各国相继开启了带有探索性质的改革举措。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匈牙利比其他东欧国家更早开启了“本土化改革”。遗憾的是，改革仅仅实施了22个月就“中道崩殂”了。

在重归“苏联模式”后，匈牙利的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的不满情绪愈演愈烈。

更令匈牙利人感到愤怒的是，时任最高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1892—1971）不仅对抗议之声充耳不闻，甚至打算以暴力手段镇压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声音。

匈牙利十月事件老照片（1956）

1956年的10月，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旨在“寻求改革”与“反对苏联”的示威游行，并很快“升级”为了惨烈的武装暴动——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匈牙利十月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匈牙利十月事件”？为什么参与示威的匈牙利人会喊出“反对苏联”的口号？苏联为什么要主动出兵镇压“匈牙利事件”？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上世纪60年代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事件爆发。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的二届八中全会不仅为波兹南事件平反，大批被捕的示威群众也被无罪释放。

消息传至匈牙利后，各地的大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可谓欢欣鼓舞。

10月22日，他们在布达佩斯召开集会，决定在23日举行“声援波兰人民”的静默游行。与此同时，这些人还提出了旨在反对“苏联模式”、实行民主政治、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寻求民族独立的“十六点要求”。

旧照片中的“波兹南事件”

1）震惊世界的“武装暴乱”

10月23日，游行者们高喊着“自由”、“拥护纳吉·伊姆雷”、“苏军滚出去”等口号，在穿越了布达佩斯的主要街道之后，在贝姆广场和国会大厦门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资料显示，人数最多时达二三十万之众。

晚上9点左右，广播电台门前突然响起枪声。原来，参与集会的群众与对峙的守卫部队发生了武装冲突。至此，和平示威升级为了武装暴动。

值得注意的是，“暴动”得到了当地警察和人民军官兵的同情和支持——示威群众手中的大部分武器弹药，都是从他们手中外泄出去的。

电影《光荣之子》中的示威群众

面对波涛汹涌的民愤，匈牙利党中央不得不决定邀请被免职的前总理纳吉·伊姆雷（1896—1958）二度出山，组织新政府。临危受命的纳吉本人，毫不迟疑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那么问题来了，这场“群众暴动”究竟是不是“经过事先精心策划”的“反政府行动”？对此，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长期担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卡达尔·亚诺什（1912—1989）就曾表示，“（当时）大部分参加（示威）者，都怀有崇高的目的”。

卡达尔·亚诺什出席活动旧照

遗憾的是，这个仓促的任命，对缓和紧张局势早已无济于事。于是，时任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格罗·埃尔诺（1898—1980）决定邀请苏联军队“帮助恢复国家秩序”。

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布达佩斯街头的苏军坦克，让整个匈牙利成为了愤怒的海洋。

一大批由工人、青年学生和主动脱下军装的士兵组成的武装小队，纷纷在街头筑起了简易工事，并使用轻武器和自制的“莫洛托夫鸡尾酒”汽油燃烧瓶，与苏军坦克展开了激烈巷战。数据显示，在短短的几天内，苏军就损失了200多辆坦克。

另外，为了抗议苏联的武装干涉与支援首都的反抗者，匈牙利全境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总罢工”。

电影《光荣之子》中的匈牙利武装小队

2）改革真的能继续进行下去吗？

10月2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米高扬（1895—1978）和苏斯洛夫（1902—1982）二人作为苏联特使，来到了笼罩在枪林弹雨中的布达佩斯。

需要指出的是，苏联方面一致认为，布达佩斯爆发的是“反革命暴动”，当务之急是“如何迅速将事态稳定下来”。

在劳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先后听取了党中央第一书记格罗·埃尔诺和新总理纳吉·伊姆雷的意见。

格罗认为，政府应该使用武力镇压的手段，“迅速平息事端”；对此，纳吉表达了反对意见，他主张通过政治让步的方式，平息群众的不满。

在经过反复磋商后，两位特使接受了纳吉的立场。与此同时，二人还建议格罗·埃尔诺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由卡达尔取而代之。很快，匈牙利党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先后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提议。

28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二人离开布达佩斯。与此同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修正了“对10月23日以来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决议认为，“虽然的确有反革命分子混入其中，但‘暴动’的本质上是一场席卷全国的具有广泛人民性的民主运动”。

米高扬（左）和苏斯洛夫

不久，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二人再次空降布达佩斯，还带来了一份“令人感到意外的礼物”——一份签署日期为10月30日的《苏联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宣言》。

坦诚说，《宣言》的内容让匈牙利人心头一震：“由于产生了反常状态的错误，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平等的原则受到损害”，“（苏联）今后应该坚决地贯彻各国人民平等的列宁主义原则”，“必须充分注意走上建设新生活道路的每个国家的历史情况和特点”。

简言之，苏联领导人们，似乎全面承担了曾经犯下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的责任。

另外，《宣言》还向匈牙利人承诺，“一旦匈牙利政府认为时机成熟，立即将苏联军队撤出布达佩斯”，“就苏军驻留匈牙利领土的相关问题，双方可以在必要的时间展开谈判”。

当然，苏联方面也提出，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匈牙利政府必须“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果”，即“制止旧制度复辟和保住土地改革、工业化及其他的进步成果”。

但不可否认的是，纳吉似乎取得了苏联领导层的高度信任。

纳吉·伊姆雷（1896—1958）

当然，在“恢复改革”之前，摆在纳吉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尽快恢复国家秩序”和“全面收缴群众手中的武器”。

不过，要想让群众主动上缴武器，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此，首都各处的武装小分队成员们做出了这样的回应——“只要苏联不撤军，自己就绝不会放下武器”。

10月30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再一次就“恢复多党制”和“苏联撤军”等问题，与匈牙利领导人们展开了气氛较为融洽的讨论。

简单地说，二人对纳吉提出的主张表达了高度赞同，坚持的唯一条件是“不得使旧制度复辟”和“匈牙利不得成为反苏基地”。

会议结束后，苏军开始陆续撤出布达佩斯市区。与此同时，人们从电台广播中获悉了“政府决定废除一党制，恢复多党联合执政政体”的消息。

另外，新的第一书记卡达尔也发表了公开讲话，他表示积极拥护纳吉政府，支持恢复多党制，还呼吁“全体党员与党的领导过去犯下的错误决裂”。

10月30日下午，纳吉宣布了由多个党派组成的新政府名单，卡达尔也是内阁成员之一。紧接着，匈牙利很多被取缔的政党又开始恢复了政治活动。

电影《光荣之子》中的匈牙利示威者

3）事态的急转直下

实际上，身为执政党的劳动人民党，此时已经处在崩溃边缘。除了中央领导机构依然存在外，各地的大部分办公机关被砸毁，90％的党员主动退党，一些党员甚至烧掉或撕毁了自己的党证。

11月1日，卡达尔对原劳动人民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并将之更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

遗憾的是，就在一切都在“向好发展”之时，匈牙利局势突然发生了极为诡异的变化。

资料显示，从10月31日开始，大批苏军如潮水般地涌入匈牙利；已经撤出布达佩斯市区的苏军部队，也纷纷在郊区驻扎了下来，构筑起了防御工事。

11月1日上午，纳吉紧急召见了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要求他解释苏军调动的原因，并要求苏联“不能继续派遣新的部队，进入匈牙利境内”。

面对纳吉的诘问，安德罗波夫一再以“打哈哈”的方式敷衍了事——实际上，此君不仅将匈牙利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动”，还多次建议苏联应该尽快出兵镇压。

燃烧的布达佩斯

纳吉此时意识到，苏联的立场发生了巨大变化。11月1日下午，苏军迅速包围了布达佩斯各地的民用机场，并占领了多瑙河以西的广大地区。

面对苏军咄咄逼人的态势，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机构作出决议——“为了防止苏联再次进行军事干涉，建议匈牙利立即退出华沙条约并宣布保持中立”。该决议经短暂讨论后，迅速得到了通过。

11月1日晚，匈牙利方面再次召见了安德罗波夫。纳吉不仅向他通报了决议的主要内容，并宣布“苏联方面如果不停止向匈牙利派兵，政府将提请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

当时兼任政府国务部长的卡达尔激动地表示：“如果你们的坦克进入布达佩斯，我将走上街头，赤手空拳地和你们搏斗！”

安德罗波夫（1914—1984），于1982年11月成为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

就在双方交涉的同时，苏联的第二次武装干涉已经全面启动。11月3日晚，匈牙利军事代表团被苏联扣押；11月4日凌晨，苏军的5个师向匈牙利全境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面对苏联的“钢铁洪流”，纳吉下令匈牙利军队放弃抵抗，自己则带领家属和一部分党政要员，进入南斯拉夫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

至此，轰动世界的“匈牙利事件”，被苏联以这种极为简单粗暴的方式镇压了下来。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苏军入境的同时，一度与苏联大使当面对峙的卡达尔，在“消失”了几天之后，再一次出现了台前。

他不仅宣布组织“工农革命政府”取代纳吉政府，还宣称“苏联就是以接受这个政府的请求为名，向匈牙利出兵的”。

布达佩斯街头的苏军坦克

11月22日，在得到匈牙利方面将纳吉等人送回各自家中并“保障其安全”的承诺后，南斯拉夫同意纳吉等人离开使馆。

可是，纳吉等人乘坐的汽车刚驶离使馆，就遭到了苏军的劫持。23日。纳吉被苏联送至罗马尼亚后软禁了起来。

1958年1月28日，“纳吉案件”的审理在布达佩斯正式拉开帷幕，纳吉被指控犯有“发动并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制度的罪行和叛国罪”。

6月16日，媒体公布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关于判处纳吉·伊姆雷和他的同谋者死刑和徒刑的公告》。6月22日，他与同案的其他3人被处死。

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卡达尔本人以及“新政府”遭到了全国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广泛抵制，甚至有人将卡达尔视为“新的拉科西”。

不过，伴随着政局的日趋稳定、社会秩序的陆续恢复以及“新经济体制”的实行，人民的不满情绪逐渐冷却了下来。

接受审批的纳吉等人

4）匈牙利人蒙受的损失

这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革命”，给匈牙利带来30亿福林的直接损和超过200亿福林的间接损失，相当于其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4。

另外，根据匈牙利在1991年公布了一份绝密报告显示：

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共计2700人，其中体力劳动者1330人，大专院校学生44名，中学生196人；约13000人受伤， 20余万匈牙利人沦为难民；苏联方面也付出了722人死亡、1251人受伤的惨重代价。

电影《光荣之子》中的苏军坦克

1945年4月，苏联解放了匈牙利全境，并给予了力度很大的重建支持。

比如在自身物资十分匮乏的情况下，苏联在1945年向匈牙利支援了1.5万吨粮食、3000吨肉、2000吨糖、2000吨土豆及其他食品。

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成为了匈牙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

在此后几年的“人民民主时期”，共产党组织通过在议会中的政治活动与深入群众带来的巨大优势，赢得了各阶层群众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支持，影响力不断扩大，支持率不断上升。

不过，伴随着世界局势的震荡变化（拓展阅读：）。1947年，斯大林要求东欧各国“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

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截至1948年，匈牙利境内除共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被尽数取缔。与此同时，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重组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并独掌政权。

然而，在此后的短短几年间，拉科西的领导班子，不仅无视本国的现实情况，盲目推行“苏联模式”，还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犯下了严重错误。

进入50年代后，匈牙利的经济水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

1）毫无逻辑的“国有化”和“集体化”改革

在工业领域，从1948年起，所有100人以上的工厂均被“无条件国有化”。

数据显示，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很快就超过了83％。截至1949年12月，连10人以上的“小企业”也被“全面国有化”了。

在农业领域，政府推行了极为冒进的“集体化进程”。由于缺乏物质和思想上的准备，政府一度依靠行政命令甚至是暴力手段，强迫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

坦诚说，这种举措大幅度动摇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数据显示，截至1953年，全国10％的耕地已经荒芜（拓展阅读：）

另外，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强制实行，让“一路返贫”的农民“雪上加霜”。

数据显示，1952年，有2／3的农户没有足够的食粮和种籽粮。与战前相比，农业生产降低了10％，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了20％。

50年代的苏联集体农庄

2）“头重脚轻”的工业化建设

为了将国家建设成为“钢铁的国家”，匈牙利大幅度提升了“工业化指标”。1950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1951年2月平均提高了一倍：

原定工业增长86.4％，改为增长200％；重工业生产从原定的增长104％，提高到了增长280％；采矿业由原定增长55.2％，提高到了增长142％；冶金业从原定增长15％提高到增长162％。

为了达成既定目标，原定的一五计划规定的总投资，从280亿福林一路飙升至600亿福林。到了1951年2月，投资额度被追加到850亿福林。

可即便如此，匈牙利依然认为，这个投资额度“不仅现实，而且偏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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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在工业投资中，90％的资金都用于发展重工业。

其中，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到了工业总投资的2／3。显然，这种“只看数量不看质量”的发展，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更让国家的农业与轻工业的发展，陷入到了停滞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轻工业与农业发展全面落后、国家整体发展速度放缓、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下降、日用品供应不足、城乡差距过大等负面情况全面显露了出来。对此，匈牙利官方不得不以限制居民消费的方式，平衡日用品的供求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不仅没有得到改善，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匈牙利的“一五计划”要求，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50％。但1953年的数据显示，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至少20％；农民在1952年的实际收入，甚至不足1949年的2／3。

另外，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也变得日趋恶劣。很多工人、职员家庭，不得不蜗居于狭小的居室甚至是简易的棚户房内度日。

可即便如此，各大工厂和企业依然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鼓吹“定额永无止境”，劳动者的利益受到了极大损害，不满情绪更愈演愈烈了起来。

参加游行示威的匈牙利民众

3）领导阶层的独断专行

待匈牙利局势日趋稳定后，担任劳动人民党总书记一职的拉科西，权势可谓如日中天。

他不仅兼任国家总理一职，还一直“享受”着“当然的领袖”、“斯大林最优秀的学生”、“匈牙利人民英明的父亲”等“美誉”。

简言之，他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和政府工作，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拓展阅读：）。

拉科西·马加什，常以“斯大林的好学生”自居

为了削弱其他民主政党的社会影响力，拉科西为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大肆罗织罪名并展开“清洗”。资料显示，前小农党、社会民主党等政党的领导人，都遭遇到了他们的残酷迫害。

在铲除了其他党派之后，拉科西开始在党内寻找“敌人”。其中，以地下共产党总书记拉伊克·拉斯洛（1909—1949）为首的多位党员，成为了他们“清洗”的对象。

匈牙利解放以后，拉伊克先后担任了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更是拉科西眼中的“绊脚石”。苏南决裂后（拓展阅读：），他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的罪名，将拉伊克处死。

不久，以卡达尔为首的一些“国内派”领导人以及大批“不驯服”的将领和中级军官，均遭遇到了他的压制和打击。

1946年7月，拉伊克在共产党-社民党的集会上

4）令人不寒而栗的社会性恐慌

但不可否认的是，与党内的“大清洗”相比，告密之风引发的群众性恐慌，更让所有人感到风声鹤唳。

具体而言，很多“不同政见人士”被毫无道理地送进“拘留营”进行强制劳改，首都的“不可靠分子”也被迁徙至外地。

在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中，富农成为了政府的重点打击对象。

数据显示，7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其中包括了不少依靠勤劳致富的农民。对于富农以及不肯入社的农民，官方一直给予着身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打击。

另外，基于意识形态宣传上的需要，当局不仅对文化传播和文艺创作加以限制，甚至进行着各种不切实际的“虚假宣传”。

在小学生读物中，蒸汽机、灯泡、电话都成为了俄国人的发明——这种“等眼珠子说瞎话”式的宣传话术，让有着浓厚民族意识的匈牙利人难以容忍。

签署华沙条约的情景

从地理上看，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奥地利接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站在苏联的角度看，他们需要一个“稳定的匈牙利”。

现实情况是，截至1953年，全国性的“官民对抗”已经走上了匈牙利的历史舞台。

“对抗”的一方，是匈牙利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首的盲目推行“苏联模式”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铁幕分割欧洲

同年6月，匈牙利的几个主要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在双方会谈期间，掌控着实际权力的贝利亚（1899—1953）不仅狠狠地批评了他们，并要求拉科西让出总理职务，改由纳吉·伊姆雷取而代之。

被骂的狗血喷头的拉科西，回国后不仅硬着头皮做出了深刻检讨，还“主动交出”了总理职务。但可以肯定的是，习惯了大权独揽的他，绝对是不服气的。

1）昙花一现的“经济改革”

纳吉担任总理后，很快制定了新的政府纲领。里面包括了放慢工业化速度、促进轻工业发展、放慢农业集体化步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取缔非法的惩处制度等内容。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些举措是符合匈牙利国情的。因此，匈牙利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国家）新阶段”。

遗憾的是，“新阶段”刚刚起步，便遭遇到了苏联的干扰。原因很简单，掌握实权且倡导改革的贝利亚被处决，同样对改革持有热情的马林科夫的中央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资格被撤销。

贝利亚与斯大林

不久，有着“亲斯大林”倾向的莫洛托夫，特意致电警告拉科西和纳吉二人，“匈牙利党中央的决议对1953年以前的工作批评过火”。

见“时机成熟”，一直想重返权力巅峰的拉科西，马上开启了针对“新阶段”的总攻击。比如他在布达佩斯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公开煽动党员抵制“新阶段”政策，造成了群众的思想混乱。

尽管局势对自己愈发不利，但纳吉政府依然不为所动。资料显示，到了1954年秋天，“新阶段”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均有明显的改善，民主、自由的气氛增强，人们心情好转。

可即便如此，匈牙利还是滋生出了一股“反对改革”的逆流。其结果就是，“改革”进程变得愈发艰难。

纳吉·伊姆雷作施政报告

2）为什么苏联反对改革？

1954年年底，纳吉和拉科西等人再次被召到莫斯科。这一次，纳吉成为了苏联“重点质询”的对象。

苏联认为，纳吉政府没有取得“1953年夏天他们所期待的那种成果”。对此，纳吉本人据理力争并拒绝作检讨，结果又遭到了苏联领导人的严厉批评。

那么问题来了，匈牙利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为什么苏联依然抱有不满？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即“纳吉没有领会苏联的意图”。

前排由右至左依次为：赫鲁晓夫，贝利亚，周恩来，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

具体而言，苏联只希望匈牙利通过“纠错式改革”，维系本国的社会稳定。但纳吉一直致力于进行实质性的社会主义改革，“甚至”包括“改变政治机制”和“加强民主制度”——这是不符合苏联利益的。

从莫斯科回国之后，纳吉依然试图拯救早已摇摇欲坠“新阶段”政策，但根本无济于事。

1955年3月，匈牙利党中央作出决议，在全面否定“新阶段”政策的同时，撤销了纳吉的总理职务并将其开除出党。他的支持者们，大多被排挤出原来的工作岗位。至此，维系了22个月的“新阶段”以草草收场告终。

纳吉·伊姆雷

3）违背民意的人事任命

“新阶段”结束以后，传统的“苏联模式”再一次死灰复燃了。可以预见的是，人民怀念“新阶段”、怀念纳吉以及“苏匈对抗”的情绪，变得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在劳动人民党内部，也逐渐分化成了寻求改革和支持纳吉的反对派。

苏共二十大之后，“重启改革”和“清算拉科西”的呼声，再度在匈牙利境内蔓延开来。

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们，频繁组织学术讨论会，研讨民主、新闻自由以及工农业发展等核心问题。

对于当时的国家局势，拉科西本人也心有余悸地表示，“我感到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参加示威游行的匈牙利年轻人

为了平息匈牙利人的怒火，苏联决定撤销拉科西的总书记职务，由格罗·埃尔诺（1898—1980）取而代之，并将“党的总书记”更名为“党的第一书记”。

不过，这一任命显然不仅没有让匈牙利人满意，甚至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因为“格罗与拉科西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实际上，铁托本人也认为这一任命并不明智，因为“格罗同拉科西毫无区别”。

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要时刻，为了配合苏联同南斯拉夫重修旧好的意图，格罗“居然”率领多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10天的访问。这一选择，使他进一步失去了掌控国内局势的最后机会。

格罗·埃尔诺（1898—1980）

4）为什么选择武装镇压？

结合资料看，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在不危及过去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和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的前提下，允许匈牙利进行改革和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一直是苏联领导阶层的广泛共识。

不过，他们并未完全放弃“武装干涉”的B计划。实际上，从乌克兰中部地区调来的苏军，早在10月30日就开始向匈牙利边境移动了。

电影《光荣之子》中的苏军坦克

需要指出的是，就在10月30日这一天，“梅开二度”的纳吉宣布，匈牙利“将恢复多党制，并组成多党执政的联合政府”。

坦诚说，这种“离经叛道”的选择是苏联无法容忍的。要知道，恢复“多党制”的做法有着强大的“传染性”。

一旦匈牙利“变法成功”，那么邻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乃至波兰、保加利亚等东欧各国，都有可能同时“向匈牙利看齐”。

因此，在纳吉宣布“恢复多党制”后，东德统一社会党主席乌布利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等人迅速与苏联方面取得了联系。他们忧心忡忡地要求苏联尽快平息“匈牙利事件”，以免改革的大潮殃及自己的国家。

东欧国家概述（via：地缘谷）

尽管时任党的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1894—1971），一直对东欧国家的改革持温和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不能对党内“保守派”提出的强硬意见熟视无睹。

更何况，如果苏联真的从匈牙利全面撤军，“刚刚站稳脚跟”的他，大概率会失去军队层面的支持和信任。

在经过一系列的考量之后，赫鲁晓夫最终在10月31日做出了“出兵匈牙利”的决定。至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的承诺以及刚刚出炉的《苏联政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的宣言》，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赫鲁晓夫

5）“匈牙利事件”后的匈牙利

对于匈牙利事件，曾担任总理一职，也是拉克西集团重要成员之一的赫格居什·安德拉什（1922—1999），在晚年做出了深刻的检讨。

他认为，“匈牙利社会历来是面向西方的。这并不单纯因为我们向西方学习了技术，也不出于我们的感情因素，而是传统上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生活习惯的总体是属于西方的。然而，我们（拉科西集团）却想把整个民族的这些东西都扭向东方，因此它注定是徒劳的，早晚要失败。”

赫格居什与格罗·埃尔诺、卡达尔·亚诺什

他还指出，拉科西的领导班子，没有能够领导匈牙利人民“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

“匈牙利人民反对这个逼迫他们的力量（苏联模式），反对者不是一个阶层，不是旧社会的领导人，而是人民，是整个逐渐觉悟过来的民族”，“面对整个民族的不满，领导人试图以更激烈和更不合情理的办法进行压制，但招来的却是更强烈的反抗”。

坦诚说，他是唯一一位对过去的失误，进行透彻反思的前匈共拉科西集团的核心领导人。

后来，他成为了专门从事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知名学者。直到20世纪90年代，依然活跃在国际学术界。

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卡达尔担任最高领导人后，率先在匈牙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一度让国家成为了“消费者的天堂”。

可即便如此，匈牙利人民依然对“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敌意。其结果就是，匈牙利在1990年通过“和平演进”，彻底改变了社会制度。

卡达尔·亚诺什旧照（摄于1988年）

众所周知，议会民主制度一直在东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

早在16—17世纪，波兰和匈牙利就形成了封建性质的两院制议会；进入19世纪后半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继接纳了君主立宪制。

一战结束后，这些国家均模仿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建立了共和国，并在二战结束后依然完整地保留着议会民主制。

由此可见，基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各国，对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与“民主社会主义”制度，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认同感，反倒是与“苏联模式”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水土不服。

对于我国而言，要始终以史为鉴，在充分总结上述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