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一个响亮的名字，镌刻在中国航天史册上，也深深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作为中国导弹、火箭、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在科技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也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为国奉献出毕生心血。“两弹一星”的成功背后，隐藏着他和其他科学家无数的辛勤汗水和不为人知的艰辛。尽管在中国的科技崛起路上，钱学森功不可没，但他晚年的生活却低调朴实，甚至在97岁时才向儿子提出购买一台电视机的要求。

面对物质上的极简，钱学森却始终关心国家的科技与发展，并在临终前提出了著名的“三问”，深刻地触动着国人的心灵。

钱学森的成长背景为他日后的科技成就打下了坚实基础。1911年，钱学森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境富裕且注重教育，这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时期的钱学森展现出对数学和科学的强烈兴趣，并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顺利考入交通大学。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赴美深造的机会。这个机会让他站在了世界顶尖科学的前沿，并在航空工程、导弹和火箭技术领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美国的求学期间，学习和科研经历极大地拓宽了钱学森的视野。他师从航空工程大师冯·卡门，深入研究空气动力学、火箭推进和导弹控制等领域，并迅速成为该领域的青年才俊。期间，他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帮助美国政府和军方开发出了一些先进的武器系统。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钱学森的名字开始被广泛认知，并逐渐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科学明星。

在加州理工学院期间，钱学森和冯·卡门共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论文，特别是在流体力学和火箭推进方面的研究，奠定了现代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基础。他的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和军方得到了广泛认可，并因此受邀参与美国导弹和火箭项目的研究。

尽管钱学森在美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在美国拥有优渥的科研条件和声望，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最初的信念——回国报效祖国。他清楚地知道，中国科技的落后使得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当中国拥有自主的国防技术时，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看到了中国即将走向统一的曙光，钱学森急切地希望能为国家的重建与发展贡献力量。然而，当时美国方面并不愿意放他回国，因为美国政府深知他的价值，不希望这样一位顶尖的科学家为中国服务。

1955年，在中国政府的强烈呼吁和外交努力下，钱学森克服重重阻碍，终于得以回到祖国。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特别是在国防领域，与西方大国相比还存在巨大差距。美国不断以核威胁压制中国，我们急需在导弹和核武器技术上有所突破，以捍卫国家安全。钱学森的归来，无疑为中国的国防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回国后，钱学森立即投身到导弹和火箭的研究中，将所学的最先进技术用于国家的国防建设，并与其他科学家、技术人员一道克服了种种技术难题。从基础设施的搭建到技术人才的培养，他都倾注了无尽的心血。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在196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东风导弹，随后又在1964年实现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壮举，标志着中国在国防科技领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到了1966年，钱学森领导的团队更是完成了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成功进行核导弹试验，这一系列成就标志着中国在国防技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除了“两弹一星”的成功，钱学森还领导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开拓性工作。他不仅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还推动了中国人造卫星的研究与发射。1970年，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进入太空，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科技实力，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航天强国的行列。这颗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是科技上的里程碑，更是国家力量的象征，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钱学森的工作不仅提升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还为中国日后成为航天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整个航天和导弹研究的过程中，钱学森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技术领导者存在，他还参与了许多国家战略的制定，为中国的国防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正是他的远见卓识和战略眼光，使得中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航天技术上的差距，为中国的科技自立铺平了道路。

钱学森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人格魅力和严格自律也深深影响了几代航天人。作为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他始终坚持以身作则，不仅在科研上严格要求自己，更以其无私的精神培养了大量优秀的科技人才。在航天事业的初创阶段，钱学森亲自编写教材，教授《火箭技术概论》，并每周与年轻科研人员一起讨论技术难题。在他的教育和鼓励下，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迅速成长，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

在钱学森的培养下，像孙家栋这样的一批青年才俊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中流砥柱。孙家栋院士曾回忆道，每当遇到重大决策时，钱老的果断和担当总能给他带来启示。钱学森的这种精神，成为了中国航天领域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影响着每一位航天工作者。

尽管钱学森在科学事业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但他个人的生活却极为简朴。早年由于长期从事高强度的科研工作，再加上核辐射的影响，钱学森的身体在晚年受到了较大损害。1982年，他正式从科研一线退下来，进入了相对平静的晚年生活。然而，钱学森的“退”仅仅是形式上的，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科技发展，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前沿的理论与观点，如信息技术应用、工程控制理论等。

2008年，钱学森的听力开始严重下降，他第一次向儿子提出购买一台电视机的请求。这一细节透露了他晚年的生活情境，尽管身处科技飞速发展的中国，钱学森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态度。他的生活状态和他的科学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一个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家，却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了他一生对物质的淡泊和对精神追求的执着。

电视机的出现，让他的晚年生活有了些许娱乐和信息的获取，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让他对体育项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正是在观看电视的过程中，钱学森看到了一个让他不安的现象——广告中充斥着外国汽车的宣传，中国自主品牌的缺席让他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科学家不能提出创新的学术思想？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术研究不能做出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成果。

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针对汽车行业，而是指向了中国科技自主创新的整体状况。“钱学森三问”对中国教育、科研体制的反思和批评，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三问不仅体现了钱学森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忧虑，也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培养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人才，提高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他的疑问犹如当头棒喝，提醒着国人要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不能依赖于外部技术输入。

钱学森的精神，特别是他所提出的“外国人能搞的东西，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的信念，至今仍激励着无数中国科技工作者。他不仅是航天事业的奠基者，也是航天精神的最佳代表。他的事迹将继续激励着后人，不断追求科技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