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他在论裴矩时的一段话很有感触，其言道：“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也。”

他认为裴矩在隋朝时是谀臣，而在唐朝时却转变为敢于直言进谏的诤臣，其前后判若两人的现象并不矛盾，是因为遇到不同的君主而做出不同反应的正常表现。

其实就是说，裴矩在遇到隋炀帝这样的昏君时，为博其欢心而阿谀奉承；而当遇到李世民这样的贤君时，便会转化为正色立朝的直臣，为国为民，忠直敢谏，是因为他遇到的完全不同的君主使然。

裴矩的确是个很有意思之人，也是个争议极大之人，他历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及唐太宗四朝而不倒，其间还在宇文化及和窦建德手下混过事，但无论在哪朝都是君王倚重之人，特别是在太宗朝，他可以说是与魏征齐名，深得唐太宗的赞赏。

作为历史上著名的经历各个不同朝代更替的不倒翁，裴矩大概只在数量上输于冯道，不同的是，冯道身处五代十国，朝代更迭要快得多，而且冯道所仕的各朝，皆如蒙古国的海军部长一般，是作为用文人来彰显仁政的旗帜，而裴矩在各朝代的重要性，远非冯道可比。

裴矩出身高贵，是著名的河东裴氏一族，他自幼勤奋好学，文章华美，北齐即入朝为官，进入北周后，投靠随国公杨坚，颇受重用；隋朝建立后，授内史舍人，参加灭陈之战，又平定岭南，安抚突厥，功勋卓著。

隋炀帝继位，他依旧受到重用，特别是他在经营西域，打击吐谷浑上，展现了其高超的智慧；在江都宫变后，曾一度委身于宇文化及和枭雄窦建德，也仍然受到礼遇并委以重任，他在窦建德败亡后辗转归唐。

玄武门之变时，他奉李世民命，孤身前往劝说李建成和李元吉余党，确保政变成功，功莫大焉，后被唐太宗授予尚书职，年80岁逝世，谥号为敬。

裴矩饱受争议的焦点，是在隋炀帝时的作为，不过，那是受到唐朝史书大肆抹黑隋炀帝时的必然，无非是说他逢迎君王以示邀宠，特别是在下江南的过程中，设计路程，打造龙舟，整个就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头号帮凶而为后世不齿。

其实我觉得，如此地指责裴矩就有点过了，难道没有他，这杨广就不去扬州啦？裴矩只是完成了君王交给他的任务，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事，仅此而已，难不成要他将船凿个洞来阻止这劳民伤财的工程，才是他的本分？

当然，作为臣子，如遇明君和昏君的处世原则是不一样的，不可否认，当裴矩于隋炀帝侧，揣摩圣心、投其所好这类把戏玩得也顺溜，亦出过不少的“馊主意”，赢得隋炀帝的信任也很自然。

炀帝就曾夸赞道：“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若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这也反映了裴矩的能力，至于其中奸佞成分几何，只有天知道了。

裴矩是一位极具才能之人，在五代乱世后期，他也是有胆识且能认清形势的能人，常言道，“学得经济策，货与帝王家”，他在哪个朝代都是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同职业操守相结合，将最好的结果来献给他侍奉的君主。

至于说他违背了“忠臣不事二主”的原则，也很是搞笑，这种观念其实树立得很晚，在宋后期方才形成，即使当时与他同朝为臣为将的，如魏征、秦琼等人，哪个又不是背叛而来？为何偏要扭着这裴矩不放而大加指责呐，不懂。

于我而言，裴矩最大的功劳是经营西域，这是一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丰功伟业，可惜的是，人们现在都将赞美之辞给了抬棺出征的左宗棠，而对这裴矩于西域的功绩几乎无人知晓，其实我觉得，即使要赞美左宗棠，至少也应该加上他背后最大的支持者，那便是被视为“卖国贼”的慈禧太后吧。

自曹魏明帝时的仓慈戮力经营西域后，随着战乱频仍，中原王朝对西域早已是有心无力，将其视为域外而放弃，西域成为突厥和匈奴等各少数民族的争夺之地，丝绸之路阻绝，一直到雄才大略的隋炀帝，方才重新开启中央政府控制西域的历程，而具体的实施者便是裴矩。

由于裴矩早已料到隋炀帝有收复西域之心，他早早地便做足了功课，并利用自己出使突厥，后又随军征伐的机遇，对西域状况作了比较详尽的了解，并撰写了《西域图记》一书，记载了西域44国的地理资料进献，大得炀帝褒奖并委以重任，从此他进驻张掖，开启了经营西域的艰难的历程。

首先，他利用北方少数民族间的矛盾，行“以胡制胡”的策略，攻击吐谷浑，尽收其地，西域各国改奉隋朝，当隋炀帝西巡时，有27个国家相迎，一时歌舞宴饮，焚香奏乐，大隋王朝风光无限。

他在主持张掖互市期间，文武并用，“引致西蕃”，不遗余力地“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尽招各国商贾入中原互利，在他的努力下，往日清冷的丝绸之路重新恢复了繁荣，中西贸易往来频繁，大大密切了民众间的交往，也融会了中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勾通，为日后大唐同各国间的往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裴矩的功劳不仅在于恢复了丝绸之路，繁荣了商贸往来，他还奏请朝廷屯兵驻守，移家属共往，大开屯田以长久计，并构筑新城以为稳固，从而使得隋朝疆域扩展到今青海、南疆一带，所以，他被后世誉为“交通中西，功比张骞”，当之无愧焉。

但是，“历事诸主，均受礼遇”的裴矩在历史上的名声很不好，一直是以奸佞立世，如编写《唐书》的宋祁就言道：“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

我觉得，这“红杏尚书”说得有些过了，观裴矩的一生，可圈可点之际甚多，他智慧过人，精通礼律，心思慎密，果断善决；纵横捭阖，史载其是“为政勤奋，日夜操劳，研度经史记略，取其所长，从中问究良策。”

他平定岭南、北抚突厥，经略西域、随征辽东、总领北番、从幸江都，直到最后归唐拜相，这可不是一般干臣智商的良将所能为的，更不是一个只知溜须拍马的奸佞能为的！

由此可见，裴矩虽不是忠臣，却是妥妥的能臣，他也有着自己行事的底线，即“不为恶，多为善”；至于他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视为历史上“君明则臣贤，君昏则臣佞”的著名标本。

但绝不能将他以奸佞视之，至少他在年近花甲之际，克服了多少艰难，经略西域十余年之久，丝路重光；他在西域时的所作所为和取得的成就，是值得我们铭记的，裴矩的功绩，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