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多次绕杭州西湖散步，便会一次次看到岳王庙前，永远跪下的“奸贼、投降派”秦桧夫妇的塑像。
后来的老百姓心目中，秦桧的千古坏人形象，其实主要应归功于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以及当代评书大家刘兰芳的《岳飞传》。
再加上类似于杭州西湖这样的下跪塑像，也算是将秦桧的奸佞形象，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过，历史上，其实仍有人替秦桧“说话”——且其中不乏一些名人，比如，宋代的大儒朱熹；现代的文人周作人等。
在民国时期，吕思勉编著的《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中，就有“推崇秦桧”之语：
比如，其称：“大将如宗泽及韩岳张刘等，都是招群盗而用之，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
“我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之处”云云。
而周作人看到此文后，在1935年还专门写了一篇《岳飞与秦桧》的文章，其中就有支持吕思勉观点的表述：
周作人称：“以上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
从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秦桧的看法，多多少少还是跟吕思勉有共识之处的。
估计，肯定会有人说，抗日时期“与日伪合作”的周作人，这是不是在用给秦桧翻案，来为自己洗白啊？——估计，这只有天知地知周作人自己知了。
但是，历史再往前推，其实，还有一位本就身在大宋朝的一大历史名人——朱熹，他竟然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是不是有点令人震惊了？
要知道，作为儒家学说集大成者的朱子，其学术水平之高、人品标榜之清、名气威望之盛，足以表明其说话的分量之重！
朱子云“……秦桧见虏人有厌兵意，归来主和，其初亦是。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
当然，老百姓的思维向来是简单且朴素——“忠君爱国”，当然就是好；而投降求和，则就是坏，用之于岳飞与秦桧二人身上，就是一大典型的例证。
但是，如果是站在不同角度的人，或许就不会这样想了。
比如，站在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的角度——他的内心里，真的想让岳飞踏破贺兰山阙，让被掳的徽钦二帝王者归来吗？
到那时，大宋的皇帝大位，将如何安置呢？所以，此时的南宋皇帝，最终会选择秦桧还是岳飞？答案或就会不言自明了。
像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称：“秦桧之称臣纳赂而忘仇也，畏岳飞之胜而夺宋也。飞亦未决其能灭金耳。飞而灭金，因以伐宋，其视囚父俘兄之怨奚若？”
另外，对于岳飞而言，虽然被后人多论作“愚忠”，但其“精忠报国”的形象，早已彪炳史册，自是没有话说。
但是，在赵构心里，也会有吕思勉所言的那种担忧吧：“而中央政府既无权力，诸将就自然骄横起来，其结果反弄成将骄卒惰的样子”。
古代的皇朝政权，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定，其实，皇帝并不是只需要忠臣一种，事实上，他还要树立起对立面的“奸臣”，以求达成一种权力的平衡与制衡。
当此强彼弱之时，就会借助一方限制或打击另一方，从而将统治权牢牢掌握于手中——而岳飞与秦桧的对应出现，其实赵构亦会有此等考量。
不知岳武穆王当年可否想到过一点，那就是岳飞的军队，被老百姓广泛传颂为“岳家军”，这一称号的出现，也极有可能会让赵构动了杀心！
“岳家军”的称谓，可以说自古以来流传甚广，像岳飞被害的50多年后，爱国诗人陆游就曾写道：“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宋史·列传·卷一百二十四》中，亦有广泛流传的那句：“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但是，终归还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大宋“国破山河在”，老板仍是偏安于暖风熏得游人醉之杭州的赵构。
即使乱世之下，皇帝要依靠岳飞这样的忠臣名将保平安，但这仍然是赵家的天下，军队也应是号称“宋家军”或“赵家军”，而当天下皆呼“岳家军”时，貌似这是对岳飞的最高礼赞，但也将会为其埋下被疑心的祸根！
当然，皇朝社会之下，对天下予取予夺的皇帝，谁又敢多置喙一句呢？
即使是朱熹这样的名儒大家，也同样只是敢给秦桧帮腔两句——并实则有阴损岳飞之嫌，但是，朱子却是万万不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有一星半点儿的批评言辞。
如果说杀害岳飞的秦桧必得永远跪下，那么，真正或明或暗之背后主谋的皇帝赵构，其实，才更应是永远跪在岳鹏举面前的那个大人物！
当然，最终，还是皇帝们做了“好人”——后来的皇帝上台后，又为岳飞追谥“武穆”、“忠武”及“鄂王”。
看吧，孬人、坏人的帽子和历史责任，永远都是秦桧这样的臣子背着，而皇帝们则永远仍都会是一付正人君子的模样。
像冤死的岳飞之后人们，还得对着宋孝宗、宋宁宗跪下，再度感恩戴德山呼道：“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原创评论：瑜说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