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客户端7月25日电】中国“80后”数学教授丁剑在近日开幕的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步履匆匆，为期两周的会议，他仅待了一天，第二天就赶凌晨的飞机去巴西，参加另一场学术会议。

尽管如此，他还是略有感慨。“我念博士的时候，我们还是强调‘地球村’的概念，那时候的国际交往频繁得多。这两年明显感觉‘地球村’有割裂的现象。对于我们学者而言，很不希望看到这样，因为要做出好的研究，还是希望大家能敞开地交往合作。”

丁剑怀念的那个“地球村”时代要倒回至10多年前。2006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毕业后，他在师兄的影响下，选择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深造，并于2011年获博士学位。此后，他在美任教10余年，从芝加哥大学的终身副教授，到宾西法尼亚大学的讲席教授，不到40岁的他已在美国学术圈闯出一片天地，占有一席之地。2022年1月，他全职加入母校北京大学，受聘为数学科学学院讲席教授。

“我希望我回国后能做出有意思的工作，为下一代数学红花的成长提供些许养分。”丁剑曾如此解释自己回国的初衷。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这位数学“园丁”和他的“红花们”之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讲席教授丁剑在首届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期间接受“东西问”客户端记者专访。（视频来自“东西问”客户端）

“学生们就这样把我踢出去了”

2002年从湖南的小乡村考入北大，2022年辞别大洋彼岸的“金饭碗”回北大教书，从学生到老师，跨越20年的身份转变却并未让丁剑觉得恍如隔世。

他说，自己和以前的生活作息差不多。以前念书时，他会背着书包去本科生阅览室学习一整天，然后回宿舍。现在他有了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工作一整天后，还是回到自己校内的公寓。

唯一的差别是，学生时代他感觉食堂的饭菜挺贵的，只能买一份菜加两份饭，现在做教授后终于实现了“食堂自由”，可以吃三个菜加一点点饭了。

上一学年丁剑教了两门课，教得很用心，“当时很想迅速地吸引一批学生”。丁剑坦言自己用了一些“花招”，给学生几个不同的选择，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但想拿A的话，一定要做些原创性的研究。

“你想象不到北大的学生为了拿一个更高的分数，愿意付出多少努力。”丁剑称，从这门课衍生出来，他们前后发了六七篇论文。“很多学生开始跟我合作，所以我觉得好像‘连哄带骗’还算有点成绩。”

和丁剑合作的学生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丁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的优秀程度远超他当年。他们能接触到的信息多得多，眼界更开阔，思维更活跃。“学生表现出来的天分和能力，是回国以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也是我回国工作的最大意义所在。”

作为一名“园丁”，丁剑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发掘一些有潜力的“红花”，在他的帮助下，可能五年或十年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老师“按在地上摩擦”。“但学生们可能不这么想，他们可能等不及，现在就想把我按在地上摩擦了。”

丁剑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一天，一位学生对他说，“丁老师，好像我们有些想法和进展了。”丁剑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过来，我们聊聊。”结果对方说，“老师，好像我们自己就能搞定，不需要跟您聊了。”

“他们就这样把我踢出去了。”丁剑委屈中又带着自豪。“作为老师，我一方面很开心，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我这么快就没有用了，有一点点伤感，感觉自己有用的时间段好像挺短。”

这也让丁剑意识到，北大的学生不仅有天分，而且有雄心。他们并非只会亦步亦趋地跟在老师身后，而是认为自己有了一定的经验后就可以独立做研究了。

作为基础科学，数学是一门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学科，出成果往往需要以年计。但面临毕业压力的学生们可等不了太久，如何恰到好处地调动起学生的士气，对导师是一种考验。

“你要给学生一个看上去可以往前做、能够体会到有一些进展、能够‘动’起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背后又还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可以继续发挥，找到这样的问题通常非常困难。”通常一名学生做完两三个问题以后，丁剑认为他们不应再做这种他动脑筋“设计”过的问题，而应挑战他也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当他们成功过几次后，他会知道成功是什么样子，抗挫能力也会增强，在寻找下一条成功路径的时候也会更有经验。”

对于导师的角色，丁剑打了个比方。“大概就是说，喜马拉雅山在那，珠穆朗玛峰在那，我们都想攀登上去，但我自己也没有上去过。云山雾绕，我只大概知道是在那个方向。我能做的只能是让学生先去爬香山。等把香山爬熟后，他们想爬华山的去爬华山，想爬衡山的爬衡山，如果这些他们都能征服，就可以自己去爬珠穆朗玛峰。最后的那一步，我也没有办法陪伴他们。”

“希望早点回到‘地球村’时代”

除了教课外，科研也是丁剑工作的重心。从2015年的斯隆奖，到2017年的戴维逊奖，再到2022年的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金奖，丁剑的学术能力早已有目共睹。

　　▲丁剑2022年在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发言。

一般而言，丁剑平均每天至少会保持两个小时左右专注地思考学术问题，但如果要参加像国际基础科学大会这样日程较满的学术会议，就只能打破规矩了。

虽然仅参会一天，丁剑称，他最期待的并不是在这个会议中间会发生什么，而是会议之后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希望真的能促进基础科学方向的中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他太怀念读博士时的“地球村”时代了。丁剑认为，基础科学和艺术、体育一样，能联系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是很好的纽带。希望学者能像艺术家和运动员一样，通过多交流保持更多了解。“我们希望能够回到‘地球村’时代，虽然现在短期看起来比较难。我想我们办这样一个国际大会（指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也有这样的考量，希望加强国际间的交流。”

“如果连续一个月不讲中文，我会很不愉快”

正如通过食堂点菜的差异来感知自己学生和老师身份的不同，丁剑再一次用食物来解释自己离美回中国工作的另一层原因。“我可以吃不辣的东西，我可以吃各个国家的食物，但你要让我连续一个月都吃不上一顿家乡菜，我会觉得不舒服。同样，我对文化认同保持开放，我可以跟各个国家的人交朋友，但你要让我连续一个月不讲中文，连续一个月不跟华人玩，我会觉得很不愉快。我想可能是我在经历了不同文化的熏陶后，还是保有了一种底色。”丁剑表示。

当被问及美国近年愈演愈烈的仇亚情绪是否会促使更多华人科学家回中国时，研究概率论的丁剑展现了自己的专业素养：“相关性和因果性并不是等价的。近期回中国的这部分人到底是不是因为仇亚因素回来的，也不能确定。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凝聚力本来就在逐渐增强，有更多的人愿意回国，是很自然的事情。”

目前，丁剑“园丁”手下的外国“红花”还相对较少。外国学生的数量能否作为衡量一个学校科研实力的指标？丁剑坦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以辩证的思维分析称，当不把它当一个指标时，如果有发达国家的人愿意自然地跑到这里来跟我们学习，这确实可算一个衡量标准。但如果为了提高这个指标，刻意对留学生搞“超国民待遇”，就会变味。他认为，北大在中国选拔的是最好的一批学生，从境外招的学生也必须优秀。（完）

记者/陈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