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同订婚强奸案成为社会热点，其证据认定引发广泛争议，再度将男女案件中的证据问题推至公众视野。
在该案件中，处女膜完整却不影响强奸认定，且证据采集存在诸多疑点。床单上检测出双方精斑，但情侣间在床上有亲密狎昵行为并留下痕迹亦属正常，这种情况远比首次性行为处女膜未破裂的概率更高，凸显出证据认定标准在男女案件中的复杂与不对等。
事实上，此类证据不对等现象并非受外来文化影响，而是在中国有着深厚历史根源。古代由于缺乏实体证据手段，遵循 “奸出妇人口” 原则，即女方指控男方强奸，男方需自证清白，否则将担责。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仅因同桌吃饭便被认定通奸，杨乃武被杖 100，小白菜被杖 80，足见当时证据认定之严苛与宽泛。此外，古代还有诸多相关规则，如订婚但未行婚礼不能圆房，否则要担责；女到男房算通奸，男到女房才算强奸等。
在现代社会，随着科技发展，证据手段日益丰富。但当前证据法难产，古代证据规则难以融入现代观念，而现行证据规则又较为模糊。如今男女交往尺度变大，婚前性行为普遍，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以往保护女性权益的 “奸出妇人口” 规则在男女平等的法治理念下，使男性在法律层面易处弱势地位。
我们呼吁，应与时俱进完善证据规则，确保男女在法律面前真正平等，增强司法公正性与公信力，推动法治建设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