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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方节度所在的地区是多民族、多势力活跃的场所。

唐朝初期以来，这个区域主要活跃着突厥、铁勒诸部、回纥、党项和吐谷浑等势力，他们大都属于游牧民族。

朔方节度使建立后开始兼管其属辖范围内的部族，这也就是说朔方军与胡兵蕃将有着密切的关系。

陈寅恪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说道：

“唐平安史之乱，其主力为朔方军，而朔方军实一以胡人部落蕃将为其主要成分者。”

李唐皇帝承继关陇贵族集团的遗产。这个集团是西魏宇文泰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形成，并以“关中本位政策”为其核心。

受此集团风气之影响，唐初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文武不分，君臣将相为同类之人。但自武则天掌权后，关中本位政策与关陇贵族集团遭到破坏。

自此以后，皇室开始与外朝的将相大臣即士大夫及将帅分属于不同阶层。原来的胡汉融合、文武不分遂演化成宰相由文词进用士大夫阶层的翰林学士充选，而边镇大帅之职舍蕃将莫能胜任的局面，将相文武蕃汉进用之图，于是分裂不可复合。这一切的转折俱成于玄宗之世。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中央与地方藩镇分化成两个不同区域，非独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亦互不相涉。以河朔为代表的藩镇与唐朝中央之间的问题，本质上表现的是种族和文化的关系。

后者已渐染胡风，形成为有别于长安文化之外的胡族区域。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胡族势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胡汉交往、融合与分化的嬗替，在那个时期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作为保护长安北大门的朔方军，它与北方各族势力交相杂处，那么。朔方军如何利用胡兵蕃将驾御北方？

朔方节度使管辖之内的地区，在历史上就是多民族（尤其是北方和西北方游牧势力)活跃的区域。

在秦汉时期，这里是匈奴人南下的途径之一。随后鲜卑、铁勒、突厥、粟特、回纥、薛延陀、吐谷浑、党项等也迁居或辗转于此。

魏晋时此地尚有一些较小的势力如屠各、卢水、铁弗、支胡等。这些民族彼此之间交往融合，或分解衍化，其间的联系十分密切。

以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属下的灵武县（今宁夏永宁东南）为例，这里早就有所谓的“胡城”称号。

《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关内道四》灵武县条称：

“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城。”

唐朝前期，这里活动的民族主要是突厥、铁勒（包括回纥、薛延陀等）、粟特、吐谷浑和党项五个系统，其中铁勒各分支比较复杂，回纥兴起后，特别是攻灭后突厥汗国，占据大漠南北，各支又依投其门下。

朔方节度使统辖的是较之唐朝太宗时代设置的州府，明显减小的地域范围，它所能控制的是较传统的关内道，即河套以南区域；这以北则隶属东突厥后汗国。

因此在它统辖下的突厥降户大量地减少，而铁勒、回纥系统的降户则明显地增多。

朔方节度使除控制着突厥降户和铁勒诸部之外，还有粟特九姓和党项、吐谷浑等。

《新唐书·方镇表一》朔方军兼领的控制本道蕃部胡族，一是检校浑部落使（开元十六年，即728)，二是押诸蕃部落使（开元二十年，即732)。

浑部系铁勒之一，可以想象将该部单独列出，证明铁勒力量在该地的显要。“押诸蕃”则包括了关内道的全部蕃户。

唐朝建国以后，十分重视骑兵的建设。

以府兵为例，唐初最基层的单位是火，“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

既加强骑军，就必须扩展马匹牧养，唐在西北广设监牧放养战马，唐马之盛，超出历代，这无疑加强了唐军的作战能力。

与游牧诸族毗邻而本身又分布聚集众多胡族的朔方军，自然与胡兵蕃族有着天然的关系。

朔方节度使被授予兼理辖内诸蕃部落使之职，就有权调动各族各部，遇有战事，这些力量就成为本军使征用的对象。

事实上，早在朔方大总管时期，征用蕃兵就已成为经常的现象。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唐军北伐的《命吕休璟等北伐制》征调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命他“将蕃汉兵募健儿、武用绝群飞骑城傍等十五万骑”参与北伐。

此后朔方军历次军事进攻和防御，无不依靠其中的汉兵与蕃兵。

自玄宗开元九年(721)朔方节度使正式确立，至德宗贞二十年(804)，充任朔方使者共20人25任。

其中非汉族的将领为5人6任，即安思顺、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和浑瑊。其他均为汉人将领。

在行军总管任上，还有一位沙吒忠义，他的任职属于朔方军的早期；其他5人均在中期即唐朝历史前后变化的时间内。

这就是说朔方节度使由胡人充任的时间相对比较集中。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按照《通鉴》的记载，唐朝开始任用胡人为诸道节度使是因为有李林甫的建议，而李之提议想要杜绝边帅入相之路，目的是加强他自己的权位。

《后唐书·李林甫传》与此大体相近。

这个记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鉴》将安史叛乱归咎于李林甫的提议则有所偏颇。

唐朝任用胡兵蕃将并不始于李林甫，李林甫之后类似的事例更为普遍。事实上，唐朝之建立就是在胡汉文化结合的基础之上。

就唐朝任用胡族将领的方式而言，陈寅格先生在《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一文中曾说：“太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所统之同一部落。玄宗之用蕃将，乃用此蕃将及其统领之诸种不同之部落也。”

按陈先生所说，太宗、高宗时任用蕃将，更多地表现在各部落的酋长或首领，以他们为将帅，则酋、首自将本部落共同效力于朝廷；到玄宗时则演变成一般胡人受用于朝廷。

太宗时代陆续增设的羁縻府州大都是按原有部落体制设立，酋领充任都督和刺史，他们参与唐廷征战、戍边，正是以部落为单位。随着时间的推移，羁縻州府逐渐向正州转化，部落制受中原文化影响也渐趋衰弱。

于是贵族酋首之后逐步分化，旧有格局遭受破坏。

这就是玄宗时期普通胡人（或酋长之后代)充任军将的环境缘由。李林甫提出的建议正是这种形势的产物。至此，朔方军节度使由胡人充领者骤增，上述5人6任者即集中在李林甫建议之后。

汉人充任朔方节度使的是李林甫、郭子仪、李国贞（即李若幽)和崔宁四人。

李林甫是权臣，他属于皇室的远支。他于天宝十载(751)充任朔方使，同时还兼领安西大都护和单于副大都护。

《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载正月条称：

“丁酉，命李林甫遥领朔方节度使，以户部侍郎李玮知留后事。”

可见李并没有实际任职，李玮也是一位文职。实际负责军事的应是节度副使李献忠（原名阿布思）。他原是突厥将领，于天宝元年(742)降唐。

天宝十一载三月，安禄山率兵攻击契丹，要李献忠出军协助。李因惧怕被安禄山所害，拒绝出兵，并希望得到留后李玮的支持，但李玮不许，于是他又重新叛归漠北。

阿布思是朔方将领，他之叛归导致李林甫引咎辞掉朔方军使，旋以安思顺代替自己。可知李林甫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负责朔方军军事事务的是突厥降将阿布思。

郭子仪前后三次出任朔方使，最后一次长达15年之久。

他首次出掌该使是在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即安禄山反叛之初。

当时任朔方军节度使的安思顺是安禄山从弟，他虽不是叛军同党，但因有血统关系而被调职，郭子仪接替。

郭任职后率领该军参与镇压安史叛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郭第二次出掌朔方使是在肃宗宝应元年(762)二月，时朔方使李国贞被该军乱卒所杀，郭受命处理军乱。

而当仆固怀恩反叛唐朝后，郭第三次受命平叛。

李国贞也是宗室成员。他于肃宗上元二年(761)接替李光弼出任朔方节度使。当年二月，李光弼与叛军史思明部对垒失利，溃败于北邙山（位于今河南孟津至偃师之间黄河南岸)下，旋后辞职。

八月，李国贞到任。但他不久就因朔方军粮草短缺被害于乱兵刀下。他前后任职不足半年。

崔宁担任朔方军使是在德宗上台之际。

当时郭子仪任该职已久，且功高盖世，德宗意欲削弱郭的权力，而任命崔宁接替。但崔不久后即离开朔方军转为毫无实权的右仆射。

他与当朝宰相杨炎龃龉颇深，事实上，他任职开始，杨炎就委派杜希全、王翩、李建徽三人为留后控制实权，崔宁的职位被架空。

上述四人，除郭子仪任职朔方使时间长而且掌握军权之外，其他三人要么是位居长安城遥领，要么是时间短暂或被架空，与朔方军的关系并不密切。

郭子仪以其崇高威信掌管朔方军，协助朝廷解决了诸多棘手问题。他多是临危受命，功高无比。这是朝廷重用他的原因，但也因此而受到猜忌。

李林甫因朔方节度副使阿布思叛归漠北而辞职，推安思顺自代。安思顺任职的时间近4年，他的去职是安禄山发动了叛乱，作为堂弟，他虽与此毫无涉及，甚至主动向唐朝告发安禄山的阴谋，但因有族系联系，最终被解职。

李光弼出身于契丹酋长世家。

其父李楷洛在开元初任朔方节度副使，光弼“少从戎，严毅有大略，起家左卫郎”，后亦参加朔方军。

肃宗乾元二年（759)七月，他代替郭子仪出任朔方节度使。六月，官军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与叛军安庆绪交锋，但官军不设统帅导致协调不一而失败，宦官鱼朝恩借机攻击郭子仪，迫他辞去朔方使职，由李接掌。

李光弼之被挑选出掌朔方军，是他在协助肃宗王朝镇压安史叛军中功绩卓著，他出自契丹将酋，具有胡将的品性，对朝廷忠诚无贰。

他任职后马上出兵洛阳，与叛军史思明部展开激战，于乾元二年十月底将其击溃。

但不久之后，史思明利用欺诈战术，使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误中其计，调令李光弼直逼洛阳。尽管李一再谨慎从事，但鱼与另一将领仆固怀恩坚持己见，结果官军在北邙山下被叛军击溃。

李旋后辞职，他充任朔方军节度使一年又八个月。

仆固怀恩是铁勒仆骨部人。

其先人于太宗征服薛延陀时率本部落归唐。

《旧唐书》卷一二一《仆固怀恩传》称：

“贞观二十年（646)36)，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来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别为蕃州以御边，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金微都督。”

这是一个典型的附唐蕃户世家。仆固怀恩自少跟随朔方军，以勇猛骁战著称。

肃宗宝应元年(762)底，他因击杀叛酋史朝义而被委以朔方节度使职位。怀恩就任朔方使，可以视为李林甫以蕃将代汉帅的延续。这一家族与朔方军的关系十分密切，怀恩后来向代宗申述自己遭诬陷的冤屈，说他同族之内为皇室献出生命的多达46人。

但仆固怀恩后来背叛了唐朝，并联合回纥、吐蕃势力向唐朝进攻，旋暴死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北)。

李怀光是渤海靺褐人，其父本姓茹，名常，为朔方列将，后以战功被赐姓李名嘉庆。李怀光自少从军，也以壮勇称闻。

他逐渐受到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重视。这个家族与朔方军的关系同样密切。德宗当政初期，李怀光接替崔宁出任朔方使。不久后，德宗遭受泾原兵变被迫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李怀光受命前去救驾，使德宗获得解脱。

但是李怀光最终也走上了叛乱之路。

李怀光之后的朔方使是浑瑊。浑瑊是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人，其先祖担任皋兰州刺史和都督，《旧唐书》是指其高祖浑阿贪支，时间是太宗贞观(627~649)。

浑阿贪支这一支，也是贞观二十一年(647)漠北铁勒各部，受唐册封而南下的。其父浑释之袭位皋兰都督，从朔方军，浑瑊即成长于此。他的经历与仆固怀恩和李怀光相似，都属于以朔方军为本根的胡人集团。

李怀光反叛被平定后，朔方军分布在关内道南部者也被一分为二，邠宁（治新平，今陕西彬县）一带归属韩游瑰，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西）一带则归隶浑瑊。

他以忠诚朝廷受到称誉，“常若在帝（德宗)前，世方之金日磾，故帝终始信待。

上述五位出自胡族系统的朔方节度使，他们大都具有相似的特点，即家居累世，先祖一般是唐初所设之羁縻府州都督或刺史，到他们这一辈则隶属于朔方军麾下，又均以勇猛骁强著称。

而出自汉姓系统的节帅，除郭子仪是职业军人外，李林甫、李国贞和崔宁都是文职成员，与朔方军不存在任何关系，任职的时间也十分短暂。

李林甫本人身处京城，朔方使只是遥领，实际负责军务的仍旧是突厥降将阿布思。可以认为上述几位汉系节度使之任，更主要地表现在朝廷内政的处置上。汉姓之充任朔方使不是对朔方军自身的调整或安排（或者不是主要地表现在这个方面)，而是朝廷内部各种关系协调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崔宁，他出任朔方使是因杨炎与他有矛盾，杨将他排挤出长安，调往与他毫无关系更没有基础的朔方军。

与此相对照，出身胡姓的朔方节度使，他们生于斯地，长于军中，其家族与朔方军联为一体，以朔方军兴荣为旨归，甚至将自身命运系于此军。

他们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战斗经历，长期戍边防卫，尚武的气质和军事技能盖属一流水准。

这是唐朝重用他们的关键所在。

在军队的构成方面，朔方军由藩汉两部分组成。

《通鉴》卷二二三代宗广德二年(764)二月条记载：

“仆固怀恩与唐廷矛盾激化之后，其子仆固玚进攻榆次（今山西榆次市)，要求后军增援，这些人“至榆次，玚责其迟，胡人曰：

‘我乘马，乃汉卒不行耳。’玚捶汉卒，卒皆怨怒，曰：‘节度使党胡人。’其夕，焦晖、白玉帅众攻场，杀之。”

这是仆固怀恩叛唐的一个步骤。

这个记载清楚地说明蕃兵多骑马，而汉卒则步兵。

如果此说不误，天宝元年(742)朔方节度使64700人马中，骑军应为14300人，步兵则为50400人。这些骑兵应当以胡人为主，步兵则以汉人为主。

但这种划属并不是绝对的，胡人未必没有步兵，而汉人也未尝不能骑马。另据《旧唐书·郭子仪传》，开元天宝中，朔方军有“战士十万，战马三万”。这比上面的数字为多，是朔方军发展最盛的时代。如此计算，朔方军中的胡兵蕃将应至少在30000人左右。

陈寅恪先生论述胡兵蕃将的优势有二，一是他们的骑射技术，二是军事组织。

他说：

骑马之技术本由胡人发明。其在军队中有侦察敌情及冲陷敌阵两种最大功用。实兼今日飞机、坦克二者之效力，不仅骑兵运动迅速灵便，远胜于部卒也。…至军队组织，则胡人小单位部落中，其首长即父兄，任将领。其部众即子弟，任兵卒。即本为血胤之结合，故情谊相通，利害与共。远较一般汉人以将领空名，而统率素不亲切之士卒者为优胜。

傅乐成先生对朔方军中的战马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认为回纥马匹的使用，使得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大为增强。

章群先生既肯定了马的重要性，也强调了朔方军胡兵蕃将的重要。

胡兵蕃将既然在朔方军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上述两方面的优势自然就存在于本军之内。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们说朔方军的强盛与这些蕃兵胡将关系至密，并不是唯一或决定的因素。

就军队组织纪律、规模、训练和兵法要求等各个方面，当时都有十分具体的规定，这是决定其军强弱的基本要素。

不仅如此，其他军队按照这些要求，特别是蕃兵胡将的加入，也同样表现出强盛状。最典型的事例不过是安史叛军了。

安禄山手下的平卢、范阳军队，因其有所谓的“曳落河”而骁勇四方，成为他反唐的中坚力量。

张国刚先生在《唐代的蕃部与蕃兵》一文中分析了蕃兵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他们在李唐创业中发挥的作用，第二是在讨伐叛乱蕃族中的作用，第三是在中原大乱时期协助唐中央平定天下的作用。

以此为计，朔方军在第二和第三个作用中表现得相当突出，事实上，朔方军本身就产生在讨伐蕃族（突厥复兴）的过程中，它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围绕此问题而运行。

朔方军在安史叛乱中成为肃宗朝廷依靠的力量，独立承担了镇压叛军的重大任务，甚至发挥了再造朝廷的作用，这是朔方军之区别于其他节度军队的地方，其名声宏播远扬也就在此。

与此相对应，其他的军队要么远在千里之外一时难以调回，要么在与叛军对垒中损失溃散，要么就是参与叛乱。

所以对唐廷而言，当时所可依赖的完整的武装力量，就是这支朔方军。而朔方军在郭子仪、李光弼的率领下，也的确英勇作战、顽强拼搏，与叛军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给人们留下了分深刻的印象，也是该军强盛的表现。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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