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17世纪末而兴盛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不仅是划时代的思想文化运动，更是西方从中世纪向现代世界迈进的标志性象征，其对整个世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法国启蒙运动因其鲜明的、近乎革命式、宣言式的特点几乎主导了18世纪的每个方面。

相比之下，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启蒙运动虽然看起来不够夺目，实际上并不比法国启蒙运动逊色，甚至说思想更加深刻。

英格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在现代世界文明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代世界，事实上我们是以苏格兰人的视角认识世界的，以至于伏尔泰曾说“苏格兰汇集了我们所要寻找的所有文明。”

1969年，著名思想史家弗兰科·维特瑞强调：“在18世纪欧洲史领域，苏格兰启蒙运动是最为紧迫的研究课题之一”。

更有阿瑟·赫尔曼指出：“苏格兰启蒙运动创造了现代性”，“总体上讲，苏格兰作为最初的现代国家和文化，产生了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他看来，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苏格兰这样一个小国的预期，也超越了以前文人群体的成就。追溯苏格兰启蒙运动何以创造现代性，是理解其对世界文明贡献的出发点。

与法国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对现代社会构建的方式是通过对苏格兰传统的继承和重新解释来完成的。

它并非基于打破封建蒙昧和完全抛弃旧社会，以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它对现代社会构建的基调是平稳而渐进的。

这一在思想史上与欧洲大陆的不同解释路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理性的乐观怀疑主义。苏格兰思想家认为，任何理性都从感知开始，最原始的来自于感知而非理性。

理性不是完全可信的，不能把理性奉为神一般的存在。这种表达对理性持宽容、开明的态度，是对自由权利的保护，这样才能防止理性的专断性。

二是对人性的诠释及市场经济原则。

苏格兰哲学家承认人的不完美，并非像法国启蒙哲人那样完全抛弃人的自私自利以建立全新而完美的个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苏格兰启蒙运动特有的理性经济人理论，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形成的。

现代社会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更多是从苏格兰视角出发，这种更开放、更包容的社会架构的建立，更多是来自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解决方式，这恰恰是法国启蒙运动所缺乏的。

本杰明·富兰克林1759年第一次参观爱丁堡时，将这段经历形容为“最大的幸福”。

普鲁士军官J.W.阿奇赫兹18世纪80年代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旅行时说到，“爱丁堡要比牛津和剑桥两个地方加在一起被发现的真正的知识还要多”。

对爱丁堡来说，它陶醉于自己的辉煌。

一位记者在1763年6月的《苏格兰杂志》中写道：“历史上的每一个国家，总有一个被发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天才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创造了辉煌。例如薛西斯被推翻后的希腊、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罗马、路易十四在位期间的法国以及安妮女王执政时的英格兰……对我来说，我最由衷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辉煌的时期，有伟大的理由庆祝我这一代同胞们享受同样的祝福。”

这一切究竟如何发生，非常值得思考。

苏格兰，一个几世纪以来被邻国欺凌或忽视的国家，是如何找到并保持自己位置的?又是为何能够受到如此高的评价?爱丁堡，作为一个居民不到四万的小城市，有什么理由与巴黎、伦敦竞争呢?看起来追溯苏格兰现代文明是十分饶有兴味的。

苏格兰启蒙运动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蓬勃发展，其独特性使这场思想运动独树一帜，不仅充分展现了苏格兰文化底蕴，更成就了现代文明世界。

18世纪的苏格兰处于怎样的世界位置，是理解苏格兰启蒙运动现代性的初衷。

尽管苏格兰在经济上不敌英格兰、荷兰，但其与欧洲大陆很多国家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实际上它当时已经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地方。

在苏英合并直到20世纪初这两百年间，无数苏格兰人在全球各大洲开展大规模迁徙，苏格兰与欧洲其他国家同样保持着国际性交往关系。

无论是高地人、低地人还是边境居民，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具有较高的识字水平、工作能力、强烈的道德纪律与个人主动性。

在这一点上，休谟颇具代表性，奇石克评价休谟“他的经历是欧洲化的，而不是狭隘的苏格兰或英国化的”。

从地理位置来看，苏格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三大重要城市爱丁堡、格拉斯哥和阿伯丁在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尤为便利。

例如生活在苏格兰北部或者阿伯丁，最近的外国邻居是挪威人和丹麦人。从爱丁堡、阿伯丁到繁华的荷兰航行时间要远远短于伦敦。

因此苏格兰西部的航海运输非常便捷，西南部要运往欧洲大陆的货物更要集中到爱丁堡而不是伦敦。

从最大的城市格拉斯哥到法国与到伦敦的距离一样，美洲维吉尼亚烟草运输到格拉斯哥要比到伦敦时间更短并且更安全。

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巩固了苏格兰与荷兰、法国、英格兰、南欧、美国等国的关系。

17世纪荷兰的法律、神学和医学激励并塑造着苏格兰思想家、医生和律师，他们反过来又为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荷兰的教育模式对苏格兰知识精英的影响力可谓长期持久，教授、牧师、律师等上流社会的职业角色与他们在荷兰的教育密不可分。

18世纪中期苏格兰教会的大多数神职人员同样在荷兰接受教育。

17世纪中期的荷兰在民法方面可能是欧洲最好的老师，1750年之前苏格兰几乎每一个最高法院的法官都在荷兰接受过训练。

法国对苏格兰来说也不例外。法国一直是苏格兰律师、学生、尤其是学习法语的年轻人青睐的地方。

苏格兰与南欧、美国的往来同样紧密。

18世纪以来苏格兰贸易虽然不够发达但范围广泛，一直贯穿到波罗的海和东欧。小型船只来到地中海，其他的在1707年之前也已经走私到美国西印度群岛。

对于苏格兰上流社会来说经典欧陆游蔚然成风。

“1660-1720年”之间欧陆游必经之站意大利帕多瓦登记的访客中有75位苏格兰人，令人惊讶的是17世纪中期许多苏格兰人就可以承担得起较高昂的费用。

还有对于苏格兰的文人学者们来说，许多年轻贵族和他们的导师一起游历欧洲，希望通过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大师共同交流，吸收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牛津等地的社会文化精髓。

“考察和改进各自国家的现状，认为经过改造的教育体系和对科学的应用是实现进步和变革的关键所在”。

世界性与多元性融合的苏格兰社会，不仅将苏格兰推向了世界历史舞台，更使其在兼容并包中形成自身的文化特色，因此并不能将其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不知道“在做什么 (what was a-doing elsewhere) ”的国家。

对世界文化兼收并蓄是苏格兰文化环境多元性的象征，这也使他们更加以包容谦逊的态度和严谨务实的作风，创造出属于苏格兰自身特色的优秀文化成果。

18世纪以来，苏格兰的经济、政治、文学、科学等领域不仅受到英格兰影响，其医学、法学、哲学思想同样来自法国、荷兰。

与世界的融合使苏格兰始终跻身时代前沿，而苏格兰人自身对文化的创造力更加功不可没。

苏格兰政治转型的特殊性体现了启蒙思想的连续性与传承性。不同于法国的革命性变革，整个英国地区以渐进而温和的方式完成了自上而下的政治转型。

1688年“光荣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完成，国家建设的重心已不再是政治制度的革新，而在于宪政转型后的社会建设。

因此思想家们的研究重点亦从政治自由转变为经济自由。

英国当时处于政治革命向工业革命转型的历史时期，新兴的商业时代和市民社会呼唤新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理论。

转型后的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关系在“合”与“离”之间交汇。随着1707年苏英合并，英格兰的先进文化也如潮水般涌入苏格兰这个粗鄙落后的地方。

正是在英格兰的文化征服中，苏格兰传统文化中野蛮、未开化的一面逐渐消解，自由开明的文化氛围持续高涨。

“合并时，存在数个世纪的封建贵族统治，连同其专横而绝对的权力一道被推翻，而苏格兰贵族已经被迫放弃他们那个阶层所专有的权利，使他们降格到一种不再为其他臣民所恐惧和所猜忌的境遇之中。合并以来，旧时为国王所轻慢、为贵族所鄙视的普通民众已渐获尊严，并获得了那些苏格兰人以鲜血为代价所换来的所有权利。”

因而有学者指出，应该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纳入到更大范围，即英国启蒙运动。

例如罗伊·波特主张，不能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启蒙传统进行严格区分，因为这仅仅反映了后来的民族主义。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 (Gertrude Himmelfarb) 也认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专门化和本地化”，他们虽然强调英国启蒙运动具有不同于法国的性质与特点，“但谈到苏格兰时就突然不希望认识苏格兰独特的民族特性了”。

但这种观点的证据不充足，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从18世纪一开始苏格兰就不是英格兰文化的分支，苏格兰人就他们独特的国家历史定义自己、定义工作和目标。

18世纪中期苏格兰更亲近法国而不是英格兰，苏格兰人相信他们可以和伦敦人一样向世界传递真理和美德。他们虽然向往英格兰精致文化，但并不总是在模仿。

正是苏格兰人认识到自己是局外人，才使得他们与伦敦的这种疏离状态不会缺乏安全感，反而能够在自己的环境下自如地生活。

特定活动中心在苏格兰聚集，这在伦敦却不常见。爱丁堡医学在18世纪40年代和莱顿一样引人注目。

到了1800年爱丁堡和格拉斯哥比伦敦、剑桥和牛津培养出了更多医生，并在这一领域更加杰出。

许多苏格兰医生来到伦敦，即使有些人苏格兰口音浓重，就像“来自殖民地的学生和游客”，也并不妨碍他们带来先进知识与理念。

医学领域不是唯一这样表现的模式，文学界是全欧洲共同的领域，也并非完全由伦敦主宰。

从规模来说，爱丁堡尽管在喜剧、小说、诗歌、新闻等领域无法与伦敦竞争，但是由于伦敦政治斗争激烈，对新闻许可、审查、监管等要求十分严格，而苏格兰远离政治中心，在政治辩论一类的政治活动上则更加宽松自由。

纵使在欧洲文化生活边缘思考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的关系是有益的，但是把苏格兰放在欧洲各种文化的交汇处来考虑这一点，更有利于理解苏英之间的“离”“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