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来若：汤恩伯四省边区所部劣迹见闻

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作者汤来若，原标题《汤恩伯在四省边区的种种罪行》

临泉顺河老街

正文

汤恩伯，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他以反共反人民起家，与反共打手胡宗南同为蒋介石所器重，时称“汤胡”。汤原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王仲廉任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一九四O年冬，汤奉命到安徽临泉成立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部及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汤摆出了所谓“中原王”的架子，对边区的军事、政治、党务、特务等等，一手独揽。我是一九四二年春，到边区组军，经王仲廉介绍，才与汤恩伯认识的。汤派我任鲁苏豫皖挺进第十七纵队少将司令。关于汤部的内幕情况，错纵复杂，原非笔者所能尽述。现就我与汤恩伯相识，及与边区总部和挺进第二路总指挥部的高级将领时相往来的一些亲见亲闻，并就汤恩伯在临泉任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另称“中原王”的实际情况，回忆写出。

安徽临泉，原系皖省西北边区新建的一个小县。西去九十华里，与河南沈邱、汝南杨埠相连。在抗战前，原系阜阳的沈邱集，地处边陲，抗战以前，很少为人重视。及至抗战军兴，政局大变，情况亦异，如当时之陇海、津浦、京汉各铁路线的重要城市，均被敌伪控制；新四军、八路军也在积极建立游击根据地，时予敌伪以打击。西自漯河、水寨，东至河溜、龙岗，南从淮河沿岸，北到涡河南岸，这一地区，当时已成一个四不管的真空地带。此时界首商业，蓬勃发展，成为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物资进出唯一的内地口岸，时称“小上海”、“小南京”。再如山东省政府及东北军于学忠部退驻阜阳，东北军何柱国部骑二军退驻河南沈邱，各部军队武装走私之风甚炽。有将大批战区物资公开资敌；同时，又把大批烟土、海洛英从敌伪区运进。尤以何柱国部骑二军为甚，如在当时挂着骑二军少将参谋的陶天相、少将陈宏毅、上校朱锦韬（皆东北人），都是公开地大搞走私。何柱国为了走私的安全，曾六自派一个武装经济大队，公开保护走私，并保护大批商民走私。何柱国以广西老乡的关系，曾先后二次携带重金厚仪，亲自去立煌同李品仙联系，以期发展个人势力，并为新桂系扩大影响。由于上述情况，因而引起重庆蒋介石的注意，而决定在安徽临泉筹设四省边区总部，藉以控制界首、沈邱、阜阳这一东、西长达七、八百里，南、北有百余里的“真空”地带，作为抗战时期的根据地。此举既可控制新桂系势力乘机钻入而扩张发展，又可防止敌伪乘虚争夺地盘，抢走物资。这就是当时蒋介石在临泉筹设四省边区总部，控制中原的用心所在。这些情况，是我当时亲听十五集团军总参议刘荫远与挺进二路总指挥部中将高参朱某所谈的。

汤恩伯在抗战期间，原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任副总司令。辖有八十五军、十三军、二十九军，总部驻豫西一带。汤是蒋介石的宠儿，骄横自大，目空一切，性情残暴嗜杀。由于对友军敢于摩擦，时称“摩擦将军”，又因以反共反人民起家，又号“反共将军”。对上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对下则一手拿钱，一手拿刀，驯服者升官发财，违抗者动辄被戮。其部下官兵，恨之入骨，但皆敢怒而不敢言,连副司令王仲廉亦惧他三分。因此，汤之部队，军纪废驰,军风极坏。汤部驻豫西时，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人民受祸太甚，曾纷纷联名分别向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及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控告。汤不惟不理，反诬这些控告者都是受人唆使利用，有背景、有计划地败坏他的声誉，并时而加以报复，使边区暗无天日，鬼哭神嚎。当时豫西一带流传童谣说：“情愿叫鬼子烧杀，不愿让汤恩伯驻扎。”人民恨之入骨，迫不得已秘密组织暗杀团。汤之官兵，只要溜单，即遭击毙。而汤部官兵对豫西一带人民更施以残酷的镇压。时第一战区长官部与河南省政府以及地方士绅冯玉祥、李鸣钟等人，曾向蒋介石控告，但蒋以汤恩伯反共有功，非但未予惩办，反调升汤任鲁苏豫皖边区总部总司令。这是我亲自听到挺进二路总指挥部上校参议朱明远与特务团长陈德增说的。

当汤恩伯奉重庆蒋介石之命到临泉成立边区总部与边区党政分会后，其任务，据我所知有下而几个方面：

1、在这人烟稠密、情况复杂的真空地带建立消极抗日、积极剿共的根据地，以巩固蒋政权的统治。

2、防御敌、伪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入该地区活动。

3、进一步和伪军勾结，缓和日寇进攻，建立共同防共阵线。

4、隔离东北军与新桂系的联系，制止新桂系势力的扩张。

5、防止和控制东北军的走私。

6、控制界首，保护重庆、西安后方与前方的交通线。

上项计划刚刚部署下来，即被敌伪侦悉。在一九四〇年底，当边区总部成立未久时，日寇即分两路向界首进攻。陆路以骑兵由商邱、毫县过黄汇向南挺进；水路以橡皮艇由周口、苑寨向水寨进攻。次年初，日寇陆军、骑兵即占领界首。但日寇在界首仅占领一天，即放弃北去。由于机缘巧合，汤贪天之功为己有，向蒋谎报战绩，以对日寇作战有功，而从此青云直上。一直到解放前夕，这一“世外桃源”，始终在汤恩伯统治之下。

边区总部及党政分会均设在临泉泉河北岸约七、八里的大于庄、小于庄、老于庄一带，周围计有十几个村庄悉被占据，房屋多被征用。

边区总部是当时军事组织、指挥的最高机构。汤恩伯任总司令，何柱国任副总司令，参谋长万建藩（江西人，常住漯河叶县）。总部内设有军务、经理、参谋、副官、政训等八大处。现在只记得军务处少将处长钟鼎钧（湖南人，黄埔六期生）。钟在军校时，汤任大队长，相处较好。因此钟在边区总部权力亦较大。此外还有经理处长胡静如(江西人),掌握全军经济大权，负责所谓“物资交换”与公开走私等活动。

边区总部下设有两路挺进总指挥部：第一路总指挥由李仙洲（山东人）兼任；第二路总指挥王仲廉（苏北人）兼任。在总指挥部下，还设有各挺进纵队司令部。

此外，同边区总部平行的，还设有鲁苏皖豫边区党政分会。是当时领导党政及特务活动的最高机构，由汤兼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为沈克（东北人），秘书长李铣（合肥人）。汤经常驻漯河、叶县，所有边区军事行政全由秘书长李铣一人负责办理。

在边区战地党政分会之下，设有党政专员办公室。办公室下设有党政工作总队。办公室主任周麟祥（戴笠介绍，是军统特务）兼任党政总队长，副总队长是原任第十七挺进纵队的少将司令杨绠[gěng]深。

边区总部建立了两个挺进总指挥部。由于挺进第一路总指挥部与我部挺进第十七纵队没有什么联系，它的情况我不清楚。至于挺进第二路总指挥部，对我部的组成和改编，是完全由它主持的，对其内部情况，知之较详。

挺进第二路总指挥部，由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兼任；参谋长王光汉（贵州人，胜利后任上海日伪物资管理处处长）；参谋处处长吴某（贵州人）；军需处长李寿山（肖县人，王仲廉同乡同学）。这些人，在第二路总指挥部里都有权力。我初到边区组军时，同他们接触较多。第二路总指挥部直接掌握的武装只有一个五十五师及一个特务团。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湖南人），此人自高自大，跋扈飞扬。因为他是王仲廉部仅有的宠儿，要啥给啥，稍不如意，就大发脾气。特务团长陈德增，是王的妹夫。此人出身军校的期别较后，起初不够当团长资格。驻豫西时陈想当团长，竟使出绝招将他的老婆揍了一顿，叫她回娘家，声称要离婚。陈妻回到娘家，向乃兄王仲廉哭哭啼啼，吵闹不休。经王仲廉向汤恩伯力保数次，陈才当上特务团团长。陈因打老婆而当上团长，有次他和我谈及此事时，尚极为得意。王仲廉性多疑，胆小怕死，贪财好色，专横自私，除肖县人外不信他人。当时总指挥部人事、经济大权，皆掌握在军需处长李寿出一人手中。王任边区第二路总指挥时，迫于汤的压力，曾两次勉强带兵去苏北，名为抗日，实则是勾结伪军与剿共，都被打得狼狈而回。他对领导组织各个托进纵队方面，也未起多大作用。一次他命我的纵队从事整训，我上了当，听了他的话，将挺进第十七纵队全部官兵调到太和整训，结果，全部人枪，都被他吃掉了。王此举，失去信义，以致各挺进纵队都驻原防不动，没有一个再敢向他靠拢了。

军事力量：边区总部计辖有汤恩伯兼任的三十一集团军，李仙洲的二十八集团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二军，挺进第二路总指挥部的五十五师李守正，特务团长陈德增等；此外，还辖有各个挺进纵队，人枪合计有三十多万。

兵力部署情况：边区总部所辖的三十一集团军，实际是由八十五军军长马励武、二十九军军长陈大庆、十三军军长石觉三人共同负责，驻漯河叶县一带，仅有一个师驻临泉边区总司令部，负责警卫。第二十八集团军，由总司令李仙洲和军长侯镜如、廖运泽分别负责，驻阜阳吕大寨、江口集、羊湖镇一带。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及挺进第一路总指挥部，驻阜阳城内。廖运泽部的一个师，驻江口集一带；另有一个师，驻羊湖镇一带。侯镜如部，驻董集、插花店一带。

第二挺进总指挥部王仲亲率一个特务团驻太和河南岸王寨、徐寨。所辖五十五师，由师长李守正负责，驻太和东、陈寨一带。

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驻河南沈邱，另有一个师师长徐长希驻沈邱县北一带，骑兵第八师师长马标驻阐疃、河溜一带，还有一个经济大队，驻界首照庙镇。

其次是其他各个挺进纵队的驻军部署情况：

挺进第一纵队司令谭乃大（四川人），驻涡阳西孙楼，有两个支队，分驻涡阳县南一带。

挺进第五纵队司令廖运升（廖运泽弟），驻太和县北原墙集一带。

挺进第十七纵队司令杨缠深，驻蒙城漆园一带（该部后来由汤来若负责）。

刘树元挺进纵队，驻涡河北岸龙山一带（刘原系支队长，因刘不接受，嗣经谭乃大从中调解，旋即发表为纵队司令）。

屠建堂挺进纵队（屠原任谭乃大参谋长），驻豫东夏色一带。

蒋心纯、蒋心亮两个挺进纵队，驻毫县东涡河南北两岸。

刘子仁挺进纵队，驻豫东永城一带。

韩金山挺进纵队，驻宿县胡沟一带。

耿继勋挺进纵队（外号耿聋子），驻苏北徐州以西一带。

段海洲挺进纵队，驻泗县、灵壁一带。后收编为三十三师，胜利后，驻连云港一带。

以上各个挺进纵队，除韩金山归骑二军何柱国指挥，其余各个挺进纵队，统归挺进第二路王仲廉指挥。

此外，还有个第十一游击纵队司令崔振东，驻蒙城一带，归挺进第一路李仙洲指挥。

汤恩伯从一九四年初，所谓“打退”了西线日寇的进攻（实际上是日军到界首驻一天即自动撤退的），和东线新四军放弃涡北，东移以后，汤便向蒋介石吹嘘边区军事行动头一炮如何胜利了，边区反共根据地如何巩固了，向蒋邀功，迭电重庆，要求继续扩军，蒋同意。汤于一九四二年后，即扩建了第十五集团军和第十九集团军。十五集团军以何柱国任总司令。十九集团军以陈大庆任总司令。第十五集团军辖有十五军，军长刘昌义，驻河南省淮阳县周寨，还有一个十二军，军长霍守义，驻河南省项城县袁寨（袁世凯老家）。第十九集团军辖有暂编第一军，军长王毓文，暂编第九军，军长顾锡九，暂编八十七军（军长名字忘了）。以上各军皆驻阜阳、临泉之间。

这两个集团军的建立，王仲廉因为没有当上总司令，加深了对汤的不满。

我此时，正在边区组织挺进第十七纵队司令部。（司令部设在涡阳南张村铺。）我任少将司令，朱明允（湖南人,黄埔五期生）任上校参谋长。计辖有四十九、五十、五十一这三个支队。四十九支队长汤建功（柏烈武的旧部），副支队长马显廷（是土匪出身），第五十支队长王华殿（太和人，武昌高师毕业），副支队长罗俊逸（太和人，青岛大学毕业），五十一支队长王利生（阜阳人，河南大学毕业），副支队长刘威五（临泉人，阜阳三中毕业）。另有一个特务大队，大队长范老二，绿林出身，阜、临边区胡集人。人有四千余，枪约三千支，历时八个月，即被王仲廉诱调至太和整训，而强行编入五十五师，归李守正指挥。后又成立涡北指挥部，指挥官魏振铎，驻董集，我被调到该部任高级参谋。

这时，王仲廉又在蒙城组织前进指挥所，集中兵力向苏北、涡北进行剿共。又派高长柱任独立旅旅长，在临泉附近组军（高系前安徽省军管区参谋长，后被李品仙排除到临泉边区总部）。在豫东方面，先后又成立一个豫东康乐三纵队，驻槐店西，朱敬三纵队，驻水寨北，还有项城纵队，由项城县长吕师尚兼任，驻水寨北汜区。此外，还成立一个淮（淮阳）、鹿（鹿邑）、沈（沈邱）、项（项城）四县联防指挥部，指挥官孙敬轩，鹿邑人，驻槐店（孙原任重庆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指挥官）。一九四二年秋，又调我任该部副指挥官，驻水寨。

综上所述，汤恩伯在鲁苏豫皖边区先后扩军不下二十余万人，与他的原辖部队合计竟达五十万人之众。汤于抗战期间，在边区三年，假抗战救国之名，行通敌、反共之实，潜蒋介石搞出如此庞大的军事资本，蒋对汤能不以宠儿视之。

汤恩伯除在边区扩充军事、掠夺经济之外，为了加强四省边区反共反人民的政治力量，特组织一个与边区总司令部平行的所谓边区党政分会，又成立一个党政干部训练班和一个党政特训班（即将校班），汤兼两个班的班主任。前一个训练班由副班主任陈霖负实际责任，后一个特训班由副班主任周麟祥负实际责任。周是戴笠介绍的军统高级特务，还兼任了党政分会直辖的党政工作总队队长。训练班班址，在临泉南关外，新建了几百间房屋，完全是征工征料，加害于人民。

干训班的学员，皆是招收的大、中学学生和社会上的知识青年，以抗日救亡、向敌区挺进、收复失地为幌子，实际是培植反共骨干力量。党政干训班结业后，成绩优异的委任县长、局长、党政专员及各挺进纵队政治特派员等职。如当时的蒙城县长田叠波、阜阳专员李盛宗兼任的游击纵队政治特派员董人龙以及当时第二路挺进总指挥部蒋心纯、挺进纵队副司令屠鼎初和支队长蒋恩波等，皆是党政特训班即将校班毕业的。其余一般的，一律编入党政工作总队，作为反共骨干。在特训班结业的，多分派到各部队任副司令、参谋长、支队长、大队长等军事职务。

边区总部为了对人民进一步的剥削、压榨，防止共产党渗入活动，在辖区内各重要城市还设立了大批的警备司令部与督察处。如漯河警备司令部，界首警备司令部，阜阳警备司令部，河溜警备司令部等。其他如水寨、槐店、太和、涡阳、蒙城、羊湖镇等处，皆设有督察处。这些警备司令部与督察处的组织都很庞大。仅就界首一处来说，该处警备司令部，驻在界首寨内，设有中将司令一人，少将参谋长一人。

在参谋长下，还设有秘书、参谋、副官、经理、军医、政训等八大处。各设上校处长一人。界首督察处，设在界首西寨外照庙镇，是界首当时商业集中点。另外还有一个侦缉大队组织，也驻界首寨内。各个督察处内，还有便衣队的组织，总共有人枪千余，均为特务分子。再加三镇（界首、照庙、刘兴）商会、警察局、镇公所等全部受其指挥，合计有人枪两千左右。对三镇商店、居民、旅馆、行商等经常盘查，稍不如意，即以所谓通共、通匪、汉奸、走私等名义论罪，动辄杀人。当时界首商行林立，商旅如鲫。不论那个商行、商贩，无不争先恐后，请司令部的官兵参加“股东”，坐分干股，意图保护。警备司令部权威之大，真是骇人听闻。

边区总部为了进一步统治人民，积极反共，防止船只流入敌伪区和新四军游击区，继界首警备司令部、督察处成立以后，又设立船舶管理所。沿颍水南北两岸，所有城镇，上自水寨，下到羊湖镇，皆设有分所；还有涡、淝沿岸各城镇，亦设有分所。所有各分所，皆归界首船舶管理所统一领导。

界首船舶管理所所长，系十五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谋陈宏毅充任（陈是东北人，曾留学日本，何柱国的外交代表）。当时为了提供所长办公方便，特制造一条大号官船放在河下。船舶所还配有一连武装，各分所各有一班武装，负责警卫与查船缉私。

船舶管理所的任务，是将各条河运的轮船、木船、官船、私船、机帆船等…律予以登记，编为组队保甲，便予清查管理，以防止船舶流入敌伪和新四军游击区。在清查来往船只及旅客货物时，经常敲榨勒索船民。当时界首经常发生以所谓“偷运物资通敌”，以及“通共嫌疑”等之类为借口，将船、人、货物扣留没收，并予处罚。但搞来搞去，只要花钱、送礼，就可了事。

汤恩伯之所以要在边区成立船舶管理所，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把淮水上游的所有船只统一管制起来，以利于边区总部及其所属各级机构向敌伪区域输出大批物产，美其名为物资交换，实是行集体公开走私之便。

（1）强占民房，搜刮民枪

汤恩伯在临泉边区总部先后组织了五十万大军，这些大大小小不等的部队机关和营房密如繁星地分布在边区各地，所占民房，不下几十万间。官兵占住民房，所用的桌椅板凳、床铺碗筷，无一不向百姓征用，甚至一针一线，也都向百姓索取，稍不如意，还横加打骂，人民痛苦，无法形容，尤可恨者，官兵在各个村庄穿房入户，强奸民女，霸占民妇，如女羞愤而亡者日必数起。

搜缴民枪与强拉壮丁。边区五十万大军，约有四十万人枪，皆取之于四省边区各个地方，尤以皖北为最。汤恩伯之搜缴民枪方法，是利用指挥部、指挥所及各个挺进纵队采取软欺硬骗手段，向人民搜缴。就以第十七纵队而论，先后即组军三次。第一次由杨深任司令组军，地点在漆园，枪支千余，官兵两千，组建尚未完成，即被汤收编了。第二次是由汤来若任司令组军，地点在涡阳张村铺，官兵四千多，枪三千余，马五十匹。结果，被骗到太和整训，全部人枪被王仲廉吃掉了。同时被吃掉的还有汤建功支队的官兵一千五百，枪支近千余，合计该有四千支枪，官兵六千之众。我确是作了汤恩伯在边区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第三次由袁传壁任司令组军，地点也在蒙城，听说有枪两千支，官兵近三千也，未到头，又被王仲廉改编了。仅以一个第十七纵队为例前，后合计枪支八千余，壮丁近万名。当时边区正遭水旱、蝗灾，汤恩伯部队如此搜刮，可见人民所受苦难之深了。

（2）筑路、扒路和挖战壕

临泉本来是安徽的一个边区小县，交通阻塞。边区总部设立后，为了适应军事上的需要，向临泉四外开辟了大批公路。如由漯河到临泉筑有漯临公路，界首到临泉筑有界临公路，临泉到阜阳筑有临阜公路，临泉到太和筑有临太公路，以及从临泉到立煌中间经过河南固始的临固公路等等。又如以界首为中心向皖北方面的蒙城、河溜、龙岗、阜阳、太和等有新筑、补筑、修筑的公路，从界首向河南方面的紫店、槐店、水寨、沈邱等也有新筑、补筑、修筑的公路，还有二十八集团军以阜阳为中心的阜颖公路、阜蒙公路、阜太公路等，构成了一个以临泉边区总司令部为中心的公路网。

所有这些公路，在修筑时，需用的材料，如木料、石子、砂子、砖头等等，全是向百姓征工征料，常年徭役，怨声载道。如送石子、木料、砖头等车辆伏马，有民工累病、累死的，有牛马累病、累死的。这还不算，最可恶的是区、乡、保甲，层层敲榨。有钱者生，可以免送，那些无钱无势的老百姓，就被逼得叫苦连天了。阜阳、临泉一带，原系沙土平原，没有砂石，没有木料，结果，竟把祠堂、庙宇、民房、学校等扒拆一空。

记得那时，适逢日寇由毫县向汜南界首一带进攻；新四军由涡北向南岸阜颖一带进攻。当时边区总部马上下一道命令，不分昼夜，将各条公路，一律予以彻底破坏。事未两日，为了防御，边区总部又下一道命令，要界首、临泉、阜阳、太和、蒙城、涡阳等地，征集民工连天达夜地大挖战壕、交通沟。真是劳民伤财，天怒人怨。

（3）征军麦与征粮、征柴

汤恩伯为了解决军粮，仅在安徽阜阳第七行政督察专区，当时就要军麦二十万大包。每包计重二百斤。那是一九四一年春季，正值青黄不接，七区专员李盛宗把总部命令如法炮制，层层下达到各县、区、乡，督促赶办，毋违军令。当时七区的百姓，除直接受新桂系李品仙的统治压榨外，还有蝗灾，早灾，水灾以及遭受敌伪蹂躏与轰炸。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如此强征大批军麦，使得许多人家只有卖田卖地，卖儿卖女，卖衣卖物，倾家荡产，设法交送军麦。交送后，有的生活无着，逃荒外流，有的死于沟壑，家破人亡;有的铤而走险，沦为匪盗。尤以在运送军麦时，正值阴雨连绵，道路挖断，泥水没膝，民工车马，寸步难行，其苦实不堪言。

还有征粮征柴：汤恩伯部各集团军、各总指挥部、各挺进纵队司令部以及各军部、师部等单位，或路过乡镇，或驻扎乡镇，向当地居民索取军粮军柴，更是不胜列举。甚至一个营、一个大队的副官，或一个连、一个中队的特务长，手里只要出示一张条子，就可向各乡镇联保直接索取粮、柴。不到三天、两日，部队开拔了，所有没有用完的粮、柴，都由司务长、军需、副官等人贪污中饱。这个部队刚走，那个部队又到，此去彼来，川流不息，皆是如此。其中尤以乡镇联保经手主办者，大秤小秤，以多报少，层层克扣剥削。尤为可恶者，即县长、区长等，常和部队长官相互勾结大吃空头。如我在太和时，亲见县长与某师军需处长筹办军粮，条子开的是万斤，县长当时只给六千斤。仅这一笔，就中饱四千斤。而那个军需处长竟然一斤未上缴，全部独吞了。汤恩伯给边区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整竹难书。

（4）苛捐杂税与走私

汤部派出的驻防部队，只要驻在水路的河口，或陆路的孔道，无不设卡收税的。假盘查来往行商有无挟带武器、弹药、黄金、白银、烟土、吗啡等等违禁物品为名，以达到敲榨勒索的目的。如查到有上项违禁品时，即予没收。但如能托人花钱，也就万事大吉。

税征了之后，名为补助部队菜金，实则多为主管人与经手人分层中饱。如我在四县联防时，汜东、汜北，把守河口很多，每天经常有两、三万元甚至四、五万元的收入，并有黄金、白银、烟土、白面等缴来。除发极少数为部队奖金、菜金外，绝大多数，都被我和孙敬轩挥霍掉了。

各部队除收税外，尚有大批公开的武装走私。边区总司令部，挺进两路总指挥部，军、师、团部，以及各个挺进纵队司令部，警备司令部，各个督察处和船舶管理所等等大小单位，都是公开的武装走私。界首警备司令部，还特地成立-个武装“缉私”大队，专供对敌陷区掩护走私之用，并护送巨商大贾，公开走私。如界首巨商饶绍周的三泰店，肖希龄的天泰店等，每次走私，总在数万匹布，大架车要拉几十辆。又如挺进第二路的走私，王仲廉总指挥每到苏北扫荡时，总要带去儿百辆架车、马车货物，到徐州一带出售，回来时，又带回大批烟土、白面、京广杂货等。

此外，还有安徽企业公司界首办事处经理谷养云，与汤之船舶管理所所长陈宏毅公开勾结，以“物资交换”为名，把大别山区皖西一带的茶、麻、竹、木、桐油、生漆等运往蚌埠，大批走私，公开资敌。

（5)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汤恩伯在边区先后扩建了五十万大军，唯一目的就是对付新四军。仅就边区总部和挺进第二路总指挥部的军用地图来看，图上标有日、伪和新四军游击区三个方面。对日寇则采取防守，对伪军则采取勾结，对新四军则企图歼灭。地图上的红色箭头，都是指向当时新四军的游击区的。所以在边区的第一次战役中，对西线日军进攻采取防守，对东线新四军游击区，则以骑八师配合安徽省保安团妄图加以歼灭。我从来就未听说和敌伪打过仗。一九四一年夏，有次王仲廉带两个团向苏北黄口一带新四军驻地进犯，结果弄得大败而回，狼狈不堪。王的坐骑被打伤，人也几乎被俘。记得当时王的特务团长陈德增回来亲口对我说：“人家新四军打仗真是‘格巴的’（这是苏北‘厉害’两字的土话）！死打死冲，从没退却的。要不是刘子仁纵队赶到掩护我们退却，我们几乎就走不脱了。”王仲廉吓得几天没起床，近于害了一场大病。王的军需处长李寿山就曾说过：“在抗日问题上，总司令是有办法的，可对付‘老四’（指新四军）却毫无办法。”

（6）勾结伪军共同反共

汤恩伯在边区与日伪军张岚峰、庞炳勋、孙良诚勾结，为人所共知，我在边区建军时，就亲身经历过。边区总部高级将领与日伪勾结以何柱国为最早。记得一九三九年秋，我在界首任省府视察、督察时，何派骑二军的高级总参议刘荫远（宿县人，莫斯科大学毕业）与宿县伪军韩金山、单司令等拉拢勾结，并分别委韩、单为何部的纵队司令。韩、单两人初到界首与何晤面时，买了大批厚礼，分送给何的军法处长董天华等人。当刘荫远在界首请韩、单两人吃饭时，曾邀我作陪。

一九四二年春，我到边区建军，记得当时有几个挺进纵队司令都是伪军。如耿继勋（耿聋子）就是伪徐州行政督察专员兼司令；刘子仁也是伪军司令，蒋心纯是伪军张岚峰的部下。一九四二年秋，边区总部有个中将高参朱某（名字忘了，东北人，东北讲武堂毕业），当时被调在第二路总指挥部协助王仲廉工作。有一天上午朱请我到他家吃饭，饭后朱向我说：“汤先生！明天我有要事去徐州与郝鹏举联络，一时不能回来。”我听后感到非常惊异！我说：“徐州乃伪军的军事重镇，淮海屏障。先生是边区的高级将领，如何能到伪区去见郝？”朱说：“汤先生，你太书生气了！上海、南京等地都有我们高级军政大员长期寓居联络呢！伪军也是我们自家的军队嘛。目前和将来的剿共，都非靠这批伪军不行！”我听了目瞪口呆。

（7）赌和吸鸦片烟

边区赌博成风。当时以边区总部与挺进第二路总指挥部为最甚，大小军官，无人不赌。赌法：以一万元叫“一顶帽子”，打麻将牌不论圈转，只论“一顶帽子”，一万元输光，名叫“进花园”。如再来，再拿一万元。

记得还有一个插曲：安徽省军管区参谋长高长柱，那时他已被李品仙排出来，正在边区新建独立旅当旅长。他要与边区总部高级将领联络，因而他打牌的次数最多，输的钱也最多。有一天，高竟一连输掉三顶帽子（即三万元），只好回到家里偷取黄金。被他的老婆发觉，同高打架，闹得不可开交。反正每天晚饭后，！区总部的军官们不是在打麻将，就是在那儿抽大烟，习以为常了。

吸大烟也成风。边区总部的秘书长李铣、党政分会副主任委员沈克、军务处长钟鼎钧、经理处长胡静如等人都是吸大烟的，又如挺进第二路总指挥王仲廉、军需处长李寿山、五十五师师长李守正等，也是没有一个不吸大烟的。在大烟铺上谈公事，处理公事，这是经常的事情。其他中下级军官，还亲眼看到，他们就在办公桌上吸起“白面”来了。有时我到总部接洽事情，他们也请我吸。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汤恩伯及其所部在四省边区祸国殃民的一些罪恶和内幕情况，无怪当时豫皖人民把“水、旱、蝗、汤”並列为“四害”。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