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世骇俗：《天发神谶碑》说异在三国时期出现《天发神谶碑》这样的奇异作品，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说它是篆书吧？它全无小篆那种婉转轻柔之意，而是剑拔弩张、不可一世—在圣贤君子看来，委婉是儒家正宗风气，是王道；而剑拔弩张是焦躁，是霸道。霸道是向来上不得台盘的。笔法的尖笔悬针、方折横行，更是令醇儒们为之摇头不已。郭宗昌《金石录》称它是“牛鬼蛇神”，是“牛腹书”，想即是以此为标准的。

说它是隶书吧？它又笔画间架全取篆式，尚长形，全不屑于在隶书中取简约之理。三国已是隶、楷的天下，有此一种篆书碑，不但睽违千年之后的今人想不通，即是当时人也颇觉意外的。

——我们在此中看到了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但仍能找出这怪异的《天发神谶碑》之所以怪异的必然理由：其一，相传碑原立于岩山，宋代才移至金陵漕台后圃，又移之江宁县学。在三国时代，京都洛阳以及陕、豫、冀、晋、鲁是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变迁的反馈快、灵敏度高，而江南的吴国所辖江东六郡则属偏僻地域，在距汉上百年后的江浙，工匠们仍习于篆书比中原可能性要大得多。马宗霍称此碑是“偏师”，既可指它书风特别而言，也可指它所处地域而言。其二，在三国鼎立而治时，虽然人们对延续两汉几百年的隶书已经完全适应，但视篆书仍然为祖先文化而崇仰的心理则仍不消歇。据说《天发神谶碑》的建立起因是吴天玺年间于临平湖得石函，中有青色小石上刻皇帝字，或是因鄱阳有阳历山石文理成字，皆是嘉祥之言，故皇帝孙皓大兴土木建碑以记天降符瑞。据我猜测，石函中字与石纹成字，必是成篆字以示上古神仙，是则篆书是神灵的标志这一习惯认识，对惯使隶、楷书的三国时人而言是不成问题的。以之类推，吴皇要记此祥瑞，以他天子的至尊至贵身分，当然也要用篆书记此以示身分不同一般。这种特殊要求再与吴域文化交流迟缓、易于保存旧习俗的条件一拍即合，成功了《天发神谶碑》这样一个略显怪诞的石刻“标本”。但历史的规定是无情的。虽然此碑采用篆式，却已绝非上古气象，而完全是隶变之后的风姿了。“即此偏师，足以凌铄上国”是马宗霍的评语，那么我们对它的艺术估价呢？（陈振濂）

《天发神谶碑》宋拓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