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两手拢在袖子里，惟恐人家当他们是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欢过年。
她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
喝着玻璃杯里泡着的绿茶，我还没进门就有的时空交叠的感觉更浓了。
跟适之先生谈，我确是如对神明。较具体的说，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想较近真实。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个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知识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课时他们不会原谅我。
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着你死，也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颠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
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开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烂熟的口头禅，可是经落魄的秋海棠这么一回味，凭空添上了无限的苍凉感慨。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美丽的，精辟的断句，两千年前的老笑话，混在日常谈吐里自由使用着。这些看不见的纤维，组成了我们活生生的过去。传统的本身增强了力量，因为它不停地被引用到新的人，新的事物与局面上。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了当地说话的。
薛平贵致力于他的事业十八年，泰然地将他的服人搁在寒窑里像冰箱里的一尾鱼。有这么一天，他突然不放心起来，星夜赶回家去。她的一生的最美好的年光已经被贫穷与一个社会叛徒的寂寞给作践完了，然而他以为团圆的快乐足够抵偿了以前的一切。
可是薛平贵虽然对女人不甚体谅，依旧被写成一个好人。
